陈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积累的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具有鲜明的特点。由于陈云是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亲自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他在改革开放中的理论与实践，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治国理政的智慧。 

　　一、善于运用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陈云认为，要把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对头。只有思想方法对头，才能不犯错误、少犯错误，少走弯路。他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特别注意并善于运用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深入思考重大的战略性问题，牢牢抓住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他在关于如何解放思想、如何认识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平衡、如何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成为他运用科学的思想方法的典范。 

　　既坚持解放思想，又注意立足国情、坚持实事求是，是陈云对如何解放思想的一贯主张。解放思想是推进改革的前提，陈云将解放思想置于十分突出的位置，并予以不断强调。“文革”结束后，陈云积极支持并有力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全党解放思想、冲破束缚准备了重要条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陈云强调要不断学习新的东西，他在1992年7月说：“现在我们国家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1] 

　　陈云的解放思想是建立在中国的基本国情的基础上的。他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把全国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当成大的政治问题。他指出：“一方面我们还很穷，另一方面要经过二十年，即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一个矛盾。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四个现代化用人少，就业难。我们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搞四化。这个现实的情况，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2]“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必须既积极又稳重。”[3]在这种对国情清醒认识基础上，他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既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通过改革开放不断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他主张大胆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先进的东西，但坚决反对照抄照搬，搞全盘“西化”。他认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要积极，又要稳妥。只要这样做了，这次改革就一定能够成功。”[4]他多次强调在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前提下，试验要大胆，推广要谨慎，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 

　　在经济建设中，陈云强调，要善于总结经验，注意把握平衡，缓步而行，不能过于求快，“国民经济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5]。陈云特别强调部门、行业之间要平衡，包括计划与市场，农、轻、重，财政支出和收入，进口与出口，中央与地方，货币与市场之间的平衡等；基本建设与人民生活要平衡；长线（指五年计划、长远规划）与短线（指年度计划）要平衡；经济建设“必须瞻前顾后、前后衔接，避免陡升陡降，造成损失。”[6]陈云指出：在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要注意精神文明建设。他告诫人们：必须“两个文明”一起抓，“如果忘记或放松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也不可能搞好。严重的，甚至会脱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这是很危险的”[7]。 

　　陈云强调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他指出，经济、政治、社会稳定了，人心才能安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在各种稳定中，经济稳定是更重要的稳定，经济稳定是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的基础。同时，他又强调政治、经济、社会稳定之间的内在联系，提醒人们，决不能把各种稳定孤立化、绝对化。他反对为了稳定，过分强调整齐划一、不允许有一点差异、不能有另类的声音。他对经济稳定与经济发展二者关系作过精辟概括，强调稳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更快的发展，以改革发展求稳定。他指出：“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8]陈云坚持量力而行是保持经济快速而又稳定发展的正确原则，认为量力而行与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并不矛盾。能快则快正是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结果，不量力而行，盲目追求高速度，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加快发展。他提醒人们：新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片面重视经济发展速度和规模，忽视甚至无视经济稳定，导致经济发展受挫、出现经济负增长，“代价是重大的。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9]。在陈云的稳定观中，稳定不是僵化固定，而是灵活变化，不是停止，而是发展，是与时俱进。 

　　对于如何做到思想方法“对头”这一问题，陈云特别强调了三点：一是要注意学习。他反复倡导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特别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1981年3月24日，他“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也要学点历史”。[10]他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共产党员树立正确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少犯错误的关键。他说：“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11]。二是要重视调查研究。重大决策之前，陈云总要作大量调查研究，听取多方面意见。他说：“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12]三是要掌握和运用好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陈云提出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13]著名的十五个字，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具体化。他总结说：“这十五个字，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14]这十五个字，既是他在治国理政中长期积累起来的经验总结，也是他在历次风浪中始终能保持认识比较全面、比较正确，少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的法宝。 

　　陈云强调的思想方法，其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基础是中国的具体实际，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充满了唯物辩证法的智慧。正是因为坚持运用科学的思想方法，陈云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无论是对中国国情的把握，还是对重要理论问题的认识，都比较客观科学。 

　　二、着力抓经济抓民生 

　　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是陈云始终高度重视的大事情。陈云把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提高到党是否脱离群众，事关人心向背的高度。他曾经指出：“当权的党容易只是向群众要东西，而忘记也要给群众很多的东西。如果真是那样，群众就会把我们看成强迫摊派的命令机关。所以，我们不应该只知道向群众要东西，更应该时刻注意为群众谋福利。”[15]“党脱离了群众，就成了光杆子的党，这样的党也是不能存在的。”[16]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主抓经济工作，对新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冷静地分析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和所处的历史阶段，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中国要摆脱落后、赶上时代，就必须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要通过各项改革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有改革，才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在领导经济工作的长期实践中，陈云形成了以稳中求进、活而不乱为核心的系统的经济发展思想。 

　　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只有经济发展了，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增强了，人民的生活才能不断改善。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是人民生活改善的前提条件，但是，如果不能处理好吃饭与建设、发展与公平的关系，经济发展又不必然带来民生的改善。对这一重大问题，陈云在理论和实践上给予了明确的回答。他在党的八大就提出要建设一个“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有利于人民”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所在，也是陈云经济思想的主题。改革开放后，陈云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为了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17]他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18]。因此，必须在安排好人民生活的基础上搞建设。计划安排的顺序应当是先保证民生，其次保证简单再生产的需要，再次才保证基本建设。1981年底，他提出的著名的经济工作的大方针是：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他不赞成建设挤生活，也不赞成消费增长超过生产增长。“文革”结束后，陈云从改善人民生活的角度强调指出：建国快30年了，还有要饭的，怎么行呢？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要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2000万吨粮食，稳住农民这一头，这是“大计”，是“经济措施中最大的一条”。他强调指出：吃饭的问题如果老是不解决，“恐怕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就会带队进城要饭”[19]。考虑到我国农业人口众多的特殊国情，陈云非常重视农业问题，尤其是粮食生产。他多次提醒大家：农业是国力的基础，无农不稳、无粮则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松粮食生产；10亿人口的吃饭穿衣，是我国的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日用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商业工作，与民生息息相关。陈云要求：“安排工业生产的时候，应该专门拨出一部分原料和材料，安排日用必需品的生产”[20]。他还特别指出：“商业工作天天同人民打交道，管吃、穿、用，管油、盐、柴、米。不要看不起这些，这是人民的大事。”[21]他将解决农民吃饭问题看成“是大计，是经济措施中最大的一条”[22]。 

　　社会主义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让绝大多数人民富裕起来，共享改革成果。1979年，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设想：要用20年的时间，使人民“生活水平多数达到中等，少数可以先富起来。大体上差别不大，但是还有差别”[23]。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生产要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如果中国只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24]。陈云描绘了一幅共同富裕的愿景和一条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在陈云看来，共同富裕不是绝对平均，而是“实现生活水平多数达到中等”，“大体上差别不大”；共同富裕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逐步实现的，是少数人先富起来，最后实现大多数人的共同富裕。 

　　在领导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陈云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济发展要稳中求进活而不乱、经济发展要有利于人民、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等一系列重要思想，紧紧抓住了治国理政中的关键问题，从根本上把握住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住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 

　　三、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 

　　改革开放的方向问题，是关系到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重大问题。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对于如何改革，确实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一种是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一贯主张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即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另一种是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要求中国‘全盘西化’的人所主张的同四项基本原则相割裂、相背离、相对立的‘改革开放’。这种所谓‘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化，就是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25]这两种改革观的对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改革开放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个问题上。针对“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观，陈云强调要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不动摇，尤其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党的领导给予了更多的强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总结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经验，陈云一方面肯定并强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好的，必须坚持，另一方面强调社会主义传统体制存在严重弊端，必须改革。陈云明确指出：“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26]改革只能改掉错误的地方和不完善的地方，而不能把社会主义根本的原则的东西丢掉。陈云要求在全党要坚定和加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他明确指出：“要使全党同志明白，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进行的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27]“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28]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不能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丢。“八九风波”发生后，陈云亲自主持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坚定地表示：“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29]1989年后，正是陈云强调的这个常识问题，被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领导人置之脑后，结果是党败、国破、家亡。教训惨痛，发人深省。 

　　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陈云致力于党的领导坚强有力和党内团结统一。陈云认为：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的执政党，“我们党处于全世界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中流砥柱”[30]。这样的党必须要有中央权威，“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31]。中央的权威又表现在党的领袖的权威，因此，维护党的领袖的权威十分重要。陈云特别注意维护毛泽东、邓小平等党的领袖人物的崇高地位，维护党中央的政治权威。改革开放后，他大力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关于科学地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主张，坚持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1989年在动乱继续升级、政局面临动荡、党的高层出现分裂的关键时刻，他坚定地维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明确表示：“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就是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李鹏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同时，要主动地多做干部和群众的工作。”[32]“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提法都是这时首先由他提出的，对政治稳定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94年，陈云又发表谈话指出：“要维护和加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33]明确支持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维护中央权威的重要性。 

　　在改革开放方向问题上，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一直尖锐而复杂，陈云将坚守住意识形态阵地与他一贯重视的经济工作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1980年7月，波兰爆发全国范围的工人罢工事件，陈云借此强调：“我们有没有可能发生波兰事件？对此要充分警惕。如果我们经济工作处理得不好，宣传工作处理得不好，有可能发生波兰事件。”[34]“宣传上要有人把关”。他认为：宣传思想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不论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执政条件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宣传思想工作这个政治优势都不能丢。宣传思想工作必须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牢牢掌握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他号召全党理直气壮地宣传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错误思潮作斗争，排除资产阶级自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干扰。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视和认真对待社会上存在的各种消极现象，抵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努力使人民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他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人才队伍建设，指示要“培养执笔的、写文章的中青年，选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要特别谨慎。一是必须培养能写文章的人，党内没有能写文章的人不行；二是必须培养既能写，又有德，德才兼备的人”[35]。 

　　四、始终将执政党的建设摆在重要地位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在治国理政实践中，陈云始终将执政党的建设摆在重要地位，在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方面形成了系统的思想。 

　　在思想建设上，陈云提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员的精神支柱，必须毫不动摇。改革开放给党和国家带来了无限的生机和希望，与此同时，随着党内的种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一些党员的理想信念也发生了动摇，严重地影响了党的威信和战斗力。对此，陈云指出：“我们党是执政党，目前又处在新的发展时期，如何有效地进行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事关重大。现在有些人，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忘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36]他认为：抓党风建设，首先要在全党加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应当把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37] 

　　在组织建设上，陈云提出：保证党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中是党的建设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为此，陈云非常重视接班人的培养工作。他认为，党保有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能够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干部队伍，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陈云在延安时期就提出了诸如要坚持党管干部、人事相宜等具体的原则和一整套干部教育管理的具体制度、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的办法措施，对“德才兼备”标准进行了具体化，提出了干部的四条标准[38]和操作性很强的十二个字的干部政策。[39]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他又主张实行集体领导制度，提出“一个人接班不行，要搞集体接班”；要建立第一、第二、第三梯队；要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提拔干部的标准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提拔干部要注意五湖四海，反对私人拉拢，搞个人派系；要注意大量提拔知识分子干部，等等。为了搞好中青年干部的选拔，20世纪80年代初，陈云建议中央组织部成立青年干部局和技术干部局，支持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提出把在各级选择合格的年轻干部作为书记处和全党的一项重要任务。陈云还提出要大力加强干部的教育和培训工作。1983年2月25日，他专门致信中央党校负责同志，希望着重讨论和解决培训适应“四化”建设需要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党政领导骨干问题，并认为这是党校的迫切任务。他要求老同志对青年干部搞好“传帮带”[40]，要“扶上马，送一程”。要允许青年干部在工作中犯错误。这些思想和措施，有效地改变了当时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的局面。 

　　在作风建设上，陈云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41]陈云提倡恢复和发扬党的民主传统和作风，强调必须坚持、严格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他指出：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党和国家要避免大的错误，要兴旺发达，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提高执行民主集中制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他充分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发扬党内民主等优良作风，认为“这是一件大事”，“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有这样做，安定团结、四个现代化才能实现。如果鸦雀无声，一点意见也没有，事情就不妙。”[42]他强调党内要有民主空气，应该允许提出和保留不同意见，“在各级领导班子中，要充分发扬民主，倾听各种意见，特别要注意倾听不同意见。要照党章办事，不要一个人说了算。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经过集体的充分讨论，以便减少失误，少走弯路，把事情办得更好”[43]。发扬民主就是允许不同意见的争论。“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44]要鼓励党内的同志按照组织原则和程序提出不同意见，谁是谁非，要严格按照集体生活的原则，开诚布公，以诚相见，正面地坦率地讲出来。要对压制不同意见的现象提出严肃批评。要摆正个人和组织的关系。陈云强调，民主必须有一定的制度保证，要立规矩。他说：“我们党内要强调一下，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常委多少时间开一次会，政治局多少时间开一次会，要立个规矩。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分开来开。这是党内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要坚持。经常开会讨论，经常交换意见，就不至于出大的问题。”[45]陈云认为：要正确处理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民主是集中的基础，“只有民主，才能集中。”他说：“一个人说了算，一言堂，一边倒，我认为不好。这是讲民主方面。但是，又必须要有集中，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否则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一事无成。没有民主不好，没有集中也办不了事。”[46]陈云认为，党风的好坏决定社会风气的好坏，而好的党风又决定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作风。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应当成为端正党风的表率。只有党内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风气，恢复和发扬党的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的精神，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党的团结才有基础，党才有战斗力，整个社会风气才会跟着好转。陈云强调：“要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作表率要首先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的各位同志做起。1986年1月，他明确要求北京的党、政、军机关，要在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中作出表率。 

　　在反腐倡廉方面，陈云认为，对党内腐败现象必须一抓到底。改革开放后，一些党政军机关、党政军干部和干部子女，蜂拥经商，其中相当一部分，同一些违法分子、不法外商相互勾结，相互利用，钻改革的空子，出现了倒买倒卖，行贿受贿，走私贩私，弄虚作假，敲诈勒索，逃避关税，制造和销售假药、假酒，谋财害命，以至贩卖、放映淫秽录像，引诱妇女卖淫等丑恶事件，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形象，群众十分痛恨。对此，陈云严肃指出：“‘一切向钱看’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正在严重地腐蚀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我们搞社会主义，一定要抵制和清除这些丑恶的思想和行为，要动员和组织全党和社会的力量，以除恶务尽的精神同这种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47]他要求，一方面，要提高全体党员的思想素质，创造良好的思想氛围，从根本上杜绝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在党内的蔓延。要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为人民群众掌好权、用好权，真正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另一方面，要对以权谋私的干部绳之以法。他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党的原则和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他要求中纪委对党内腐败现象“全力以赴”，“抓到底”。对触犯党纪国法的党员，进行严肃地惩处。他明确指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48]“无论是谁违反党纪、政纪，都要坚决按党纪、政纪处理；违反法律的，要建议依法处理”[49]。 

　　陈云的这些党建思想，在今天仍然是搞好党的建设的重要理论武器。 

　　陈云治国理政方面的贡献，集中体现了他的非凡智慧和高超的战略眼光，对拨乱反正，开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影响巨大，对贯彻落实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和五大发展理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1]《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9页。 

　　[2]《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页。 

　　[3]《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页。 

　　[4]《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8页。 

　　[5]《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69页。 

　　[6]《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7]《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页。 

　　[8]《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8页。 

　　[9]《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页。 

　　[10]《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09页。 

　　[11]《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2页。 

　　[12]《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9页。 

　　[13]《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1页。 

　　[14]《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2页。 

　　[15]《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3页。 

　　[16]《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1页。 

　　[17]《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0页。 

　　[18]《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0页。 

　　[19]《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页。 

　　[20]《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页。 

　　[21]《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22]《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页。 

　　[23]《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页。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页。 

　　[25]《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页。 

　　[26]《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0页。 

　　[27]《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页。 

　　[28]《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34页。 

　　[29]《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81页。 

　　[30]《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页。 

　　[31]《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510页。 

　　[32]《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81页。 

　　[33]《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510页。 

　　[34]《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99页。 

　　[35]《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2页。 

　　[36]《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2页。 

　　[37]《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2页。 

　　[38]《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213页。 

　　[39]《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122页。 

　　[40]《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41]《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 

　　[42]《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页。 

　　[43]《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3页。 

　　[44]《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45]《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页。 

　　[46]《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0页。 

　　[47]《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6页。 

　　[48]《陈云传》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738页。 

　　[49]《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