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新中国在对外交往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交往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交往的主要政策，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政策。虽然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都是主要政策，但是，两个时期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对战略目标的制定，对主要经验的总结是各有不同的。本文就改革开放以来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经验进行探寻与总结。 

　　一、科学判断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时代主题是观察和处理国内国际问题的出发点，制定对内对外战略的根本依据。科学判断时代主题具有全局性的重大意义。我们这里所讲的时代是指能够综合反映世界发展现状和趋势的一个具有全球性意义的概念。主题是指某个时代的基本矛盾和反映这个时代主要矛盾的核心内容。时代主题既指反映当下现实，又反映未来发展趋势。每个历史时代都有其主题，每个主题也都要放到特定的历史时代去观察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因此，正确把握时代主题是历史上各个国家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的出发点。 

　　20世纪70年代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和平与发展就是世界范围内最突出的基本矛盾和人们的最大愿望。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和保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一个国家的经济才可能顺利发展；同时，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基础，各个国家在和平的环境下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反过来又维护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虽然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但是我们依然应该认识到，这两个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局部战争接连不断，世界许多地方仍然处于落后和饥饿状态，世界各国应该携手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进程。 

　　关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邓小平同志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在1984年会见当时的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指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发展带来障碍。”[1]在这里，其实邓小平已经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1984年10月，邓小平又明确提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2]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正式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新论断。同时，他又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是和平问题，一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3]自此，邓小平完整地阐述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论断。 

　　此后，中国几代领导人都把握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冷战结束后，江泽民纵观全局，提出：“21世纪头20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4]他还认为，“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发展的基本态势”；“走向缓和是当前国际形势的主流，世界和平机遇继续扩大。”[5]因此，人民要和平，国家要稳定，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胡锦涛同志指出，“新形势下，各国相互依存和利益交融不断加深，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面对各种风险挑战，我们必须和衷共济、携手合作，谋求共同发展，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做出不懈努力。”[6]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认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面对的是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这个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7]在这里，习近平把时代主题和实现时代主题的途径统一了起来，也就是说，只有走和平发展的路子才能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他还说：“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必须有和平国际环境，没有和平，中国和世界都不可能顺利发展；没有发展，中国和世界也不可能持久和平。”[8]总的来说，时代的主题依然是和平与发展没有变，但是威胁和平与发展的因素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 

　　二、坚持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 

　　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形成的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也是长期以来对外交往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有一丝一毫的干涉。”[9]新中国成立以后，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改革开放后，中国领导人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并为其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邓小平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同时，改变了以往的“一边倒”或“一条线”的外交战略，他认为，“过去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10]“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所以，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11]这个时期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是摒弃了社会制度，跨越了意识形态的真正的独立自主，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赢得了相对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 

　　江泽民说：“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一些战略性、基础性的重大科技项目上，必须依靠自己，必须拥有自主创新的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不能靠别人，靠别人是靠不住的。”[12]一味依赖别人，一旦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就很难维护国家的安全。胡锦涛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十分注重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他强调，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推进结构调整的中心环节，把推动自主创新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突出位置，提高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 

　　独立自主说到底就是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任何重大决定都要从本国实际出发，从本国利益出发，在任何时候都不放弃我们的正当利益，不能以牺牲国家利益为前提来换和平。习近平说：“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利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13]“坚持独立自主，就是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我们要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秉持公道，伸张正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绝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也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中国人民。我们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14] 

　　要真正做到独立自主必须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靠自己不行。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认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一定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原则，他说：“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15]“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16]他还深刻指出：“历史证明，越是富裕的国家越不慷慨，归根到底，我们要靠自己来摆脱贫困，靠自己发展起来。”[17]当然，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一个还处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和民族，如果不提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那么，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是中国革命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一条根本经验。针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卖武器给中国，对中国实行军事封锁，江泽民深刻指出：“我们不能花钱买一个现代化，特别是在国防科技方面不可能买一个现代化。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国民经济必须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18]胡锦涛多次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根本立足点。他说：“在我们这样的有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东方大国，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走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建设。”[19]“真正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是买不来的，必须依靠自主创新。”[20]习近平指出，在新时期，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21]实践证明，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是我们真正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基石。尖端技术不可能从国外直接拿来，唯有自己创新，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将祖国的发展与安全的命运牢牢掌握在我们手中。 

　　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积极实行不结盟政策，“我们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22]“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23]由于中国既不亲苏也不亲美，就可以争取到更多的国家进行交流和合作，使中国处于更加主动的地位。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写道：“我们现在以及在20世纪余下的年头的目标应当是确使21世纪的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巨人——不一定亲西方，但肯定不亲苏联。”[24]正是基于真正的不结盟政策，才有了中俄、中美、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才赢得了大多数国家的信任，才使中国逐步走向全方位外交。 

　　三、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关系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经过60多年的实践检验，显示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现已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我国有了相对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之际正值我国处于社会主义改造，迈向社会主义时期，国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烟云刚刚散去，美国在入侵朝鲜的战争中惨败，但仍然制造紧张局势；美苏两极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冷战的序曲，盘旋在人民头上的战争乌云挥之不去，人们的反战情绪日趋高涨。1953年12月，周恩来在与来华的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中国西藏同印度的关系问题的谈话中，首次提出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来解决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了印方的赞同。1954年4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式写入中印两国政府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同年6月，周恩来应邀访问印度和缅甸，在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将“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并将五项原则载入其中。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并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吸纳进会议通过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中。到此，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完整准确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式形成。毛泽东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新中国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一个基本方针，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 

　　20世纪80年代，虽然世界总体上来看朝着和平与发展的方向迈进，但是区域性冲突、宗教矛盾、民族矛盾、边界纠纷、政治冲突也时有发生。这些矛盾如果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就有可能出现斗争甚至战争。对此，邓小平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手段，来解决这种问题。”[25]他还说：“世界上这类的国际争端还不少。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26]这个方法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邓小平对此予以高度评价：“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7]后来苏联的解体，社会主义阵营的坍塌，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西方七国对中国的各种制裁、加紧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让中国更加意识到，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要从国家利益出发，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本准则。 

　　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的一个基本选择。中国始终“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友好相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同各国的交流和合作，在国际舞台上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贡献”。[28]在2008年经济危机席卷全球之际，中国经济增长一枝独秀，依然保持了9%的高增长率，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20%。到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引发了许多国家的担忧，“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对此，习近平表示：“在长期实践中，我们提出和坚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立和奉行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向世界作出了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的庄严承诺，强调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这些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坚持下去，永远不能动摇。”[29]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苏联解体，世界的一极轰然倒塌，制约美国的力量突然消失，使世界的局势处于动荡不安当中。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了加速社会主义阵营的灭亡，对中国实行各种各样的制裁。“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是假话，是真话。这不仅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30]要想集中力量搞建设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外部环境，因此，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真正的不结盟原则，才能摆脱外交困境，形成新的思路，才能与更多国家建交并汲取更多技术和资金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才有利于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精力充沛。 

　　四、努力维护世界和平和实现互利共赢的战略目标 

　　努力维护世界和平是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的主要目标之一。毛泽东多次强调，霸权主义是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要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这一国际战略思想，认为霸权主义是世界和平和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他说：美国和苏联“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它们两家都有大量的核武器。它们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在国外派驻重兵，到处搞军事基地，威胁着所有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它们都不断对其他国家进行控制、颠覆、干涉和侵略。它们都对别国进行经济剥削，掠夺别国的财富，攫取别国的资源”。[31]他深刻地认为，世界的不安宁主要来源于霸权主义，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来源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他明确指出：“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这两条要反复讲。”[32]1984年5月他还对巴西总统菲格雷多说，“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33] 

　　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这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中国所实行的政策是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邓小平说：“不仅世界人民，我们自己也确确实实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所以，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是假话，是真话。这不仅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34]他还说：“我们提出维护世界和平不是讲空话，是基于我们自己的需要，当然也符合世界人民的需要，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的需要。因此，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真实的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35] 

　　互利共赢是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如果说维护世界和平是政治上的目标，那么互利共赢就是经济上的目标。国与国之间交往要从自己国家的利益出发，而不应该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划分，更不能以个人的喜恶来判定。邓小平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36]也正是基于此，我们才能实现真正的不结盟政策；也正是基于此，我们才不至于在以意识形态作为衡量标准时丧失一部分真正的独立，丧失一些独立自主行动的自由；也正是基于此，我们才真正看清了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实质其实就是本国的利益诉求。 

　　互利共赢的原则包含两层含义，即“互利”和“共赢”。“互利”是国与国之间交往必须对双方都有利，“共赢”是要着眼于双方都能获得自己所关心的利益，实现双方的目标。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在于国家间交往的“互利”前提，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双方的“共赢”。互利使交往能够持续进行下去，共赢则加强了双方合作的愿望。在这种模式下，国家往往更加注重长期利益的实现，甚至可以特定时期的“让利”来实现其长远发展，例如，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引进外资，学习他们的技术和知识，而对其实行一系列的优惠政策。 

　　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中国拿出了4万亿元人民币来拉动中国和世界经济，体现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同时，以“金砖五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也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强大引擎。世界多极化使国际形势总体趋于稳定。各个国家之间往往相互借重，有矛盾冲突的时候往往借助对话、交流和磋商等更加和平的方式进行解决。如八国集团与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五国领导人形成的“8+5”形式的对话机制，以及20国对话机制。这些机制也是实现互利共赢的有效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积极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为此，中国积极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积极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以期实现互利共赢。在开放中实现互利共赢是中国经济腾飞的一个秘诀，也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件法宝。“十三五”规划建议指出：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更高地举起了合作共赢、互利共赢的大旗。习近平指出，“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朝和平与发展的目标迈进，而合作共赢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现实途径。”[37]“零和思维已经过时，我们必须走出一条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路子。”[38]“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能不能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39]“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强调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40]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政策指导对外交往取得了伟大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它给我们的主要经验是：科学判断时代主题；坚持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努力维护世界和平和实现互利共赢的战略目标。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们的战略选择，是长期以来我国制定对外政策和进行外交实践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 

　　（第一作者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第二作者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6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4]《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5]《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22页。 

　　[6]《胡锦涛接受哈俄媒体书面采访》，《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6月13日。 

　　[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72页。 

　　[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48页。 

　　[9]《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5页。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 

　　[12]《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6页。 

　　[13]李维：《习近平重要论述学习笔记》，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2页。 

　　[1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0页。 

　　[1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6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页。 

　　[18]《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页。 

　　[19]《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47页。 

　　[20]《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89页。 

　　[2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9页。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 

　　[2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24]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273页。 

　　[2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 

　　[2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7—88页。 

　　[2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6页。 

　　[28]《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4年2月24日。 

　　[2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48页。 

　　[3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页。 

　　[31]《邓小平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页。 

　　[3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页。 

　　[3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3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页。 

　　[3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7页。 

　　[3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 

　　[3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74页。 

　　[3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50页。 

　　[3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48页。 

　　[4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