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在美苏争夺世界霸权的过程中，形成了苏攻美守的局面。由于陷入越南战争等因素，美国财政负担日益加重，进而对中国的实际威胁也有所减弱。而苏联乘美国经济陷入滞胀之机，大力发展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向外扩张，对中国的直接威胁也在加大。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摆脱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中国外交从战略上进行了调整，提出“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发展与美日等国的关系。在当前中国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外交格局下，中国与美日关系面临深层的碰撞与调整，因此，回顾和反思20世纪70年代中国对外战略转移的历程与经验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一、20世纪7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 

　　20世纪70年代中国对外战略转移是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根据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从对外政策层面加以调整，推动外交工作开展的结果。 

　　1.抵制“文革”极左思潮对外交工作的冲击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在外交工作方面，毛泽东觉察到极左思潮带来的严重干扰和破坏，及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1969年3月，毛泽东在指出极左思潮给外交工作带来的严重后果时说：“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1]周恩来等人根据毛泽东的这一系列指示，采取种种措施，对极左思潮的干扰进行限制和纠正，积极恢复外交关系，使外交工作比其他领域较早地摆脱了混乱状态，逐步走上正轨。自1970年起，中国同一些国家的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中国同缅甸、肯尼亚、突尼斯、布隆迪、锡兰（今斯里兰卡）和加纳等国，或恢复、发展了外交关系，或进行了重要访问，或开展贸易、事务往来，或致电表达相互合作与谅解的愿望。 

　　2.提出“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 

　　在对国内外形势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借用国外已有的第一、二、三世界的政治术语，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对中国的外交战略作出重大调整。“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是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时明确、完整地提出来的。[2]此前，毛泽东于1964年首次使用“第三世界”概念。1970年6月，毛泽东在会见非洲外宾时谈道：我们愿跟你们非洲站在一个行列。就是亚非拉，第三世界嘛。我们把自己算作第三世界的。这是第一次明确表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此后，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多次谈到“三个世界”的划分问题。此外，毛泽东在1973年2月和1974年1月还提出“一条线、一大片”的思想。“一条线、一大片”思想，是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则是对前者的发展，除了划分“三个世界”之外，更为重要的是确定了中国自身的地位，即中国属于第三世界。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中，向全世界阐述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1975年1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阐述了该思想。“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的提出，使中国摆脱了一度比较孤立的处境，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作为遏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邓小平在阐述“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的重要意义时曾指出：“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3]。“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的提出，为中国外交开创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中国与美日关系的突破性发展 

　　20世纪70年代中国与美日关系的突破性发展是在中苏关系恶化情况下的战略平衡，是该时期中国对外战略转移的重要组成。和中国与美日关系突破性发展相伴而生的是美日与中国台湾关系的衰落，中国与美日双边关系的发展奠定了此后中美日三边关系的基本格局。 

　　1.“珍宝岛事件”凸显中苏关系交恶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的发生标志着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毛泽东从战略高度考量这次中苏边界冲突。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听取珍宝岛地区战况汇报时指出：让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我们是后发制人。早在同年2月份，毛泽东就让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四位元帅研究国际形势。陈毅提出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8月13日，苏联军队制造了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苏方出动了数百人侵入中国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多名，同时还扬言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命令，要求全国军民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中央决定在全国成立人民防空领导小组，部署修建防空洞的工作。此后，中苏双方举行了边界谈判，谈判虽然持续九年且未达成协议，但中苏边界也未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 

　　2.中美关系从缓和走向建交 

　　在美苏力量对比出现变化的国际格局下，中美关系的缓和与发展具备了前提。中美两国领导人及时抓住历史机遇，突破阻挠，使中美关系自1972年从对峙走向缓和。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关系的突破性发展，不仅为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也有利于国际格局向多极化发展。 

　　1967年10月，尼克松在《外交》期刊上发表了题为“越南之后的亚洲”的文章。[4]1969年8月，尼克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明确指出：“苏联是更富有侵略性的一方。”[5]对于美国发出的种种缓和关系的信号，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研究美国的战略意图，探讨双方接触的可能性。1970年1月8日，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会见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表示奉命原则上同意恢复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同日，美国国务院在宣布该消息时，首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1月20日和2月20日，雷阳与斯托塞尔先后进行了两次中美大使级会谈。这是中美双方在中美华沙会谈中断两年来的第一轮正式对话。10月25、26日，尼克松利用叶海亚·汗和齐奥塞斯库访美之机，建立“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6]12月18日，毛泽东接见埃德加·斯诺，在谈到尼克松来华问题时指出，“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7]尼克松在回忆录中表示，“毛的这些话，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8]。 

　　1972年2月21~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2月20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这份公报是中美关系史上的里程碑，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开始，为两国的建交奠定了基础。21日晚，中美举行首次大范围会谈，商讨和宣布了会谈办法和公报的形式与内容等。22~25日，周恩来同尼克松举行四次限制性会谈，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问题坦率、深入地交换了看法。在台湾问题上，尼克松重申了1971年7月基辛格代表美国所作的承诺，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不再说“台湾地位未定”，也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美国将谋求同中国关系正常化，并将支持任何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9]在尼克松重申美方对处理台湾问题的原则之后，周恩来指出：还是那句话，不愿丢掉“老朋友”，其实“老朋友”已经丢了一大堆了。“老朋友”有好的，有不好的，应该有选择嘛。你们希望和平解放台湾，我们只能说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因为这是我们同蒋介石两方面的事。会谈中，双方还就朝鲜、印度和裁军等问题相互阐述了观点。[10]在周恩来与尼克松进行实质性问题的会谈时，外交部长姬鹏飞与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也举行了五次会谈，探讨了发展中美经济贸易合作和科技文化交流等问题。27日，中美双方就《联合公报》达成协议。双方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公布中美《联合公报》内容。2月28日，周恩来同尼克松举行第五次限制性会谈。随后，尼克松结束访华回国。同日，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两国关系大门打开了。 

　　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经济交往迅速扩大。1972年，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开始恢复时，双边贸易额只有1288万美元。其中中国进口331万美元，出口957万美元。到1978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增长到9.9亿美元，相当于1972年的76.9倍，其中中国进口7.2亿美元，出口2.7亿美元。[11]1977年1月，卡特入主白宫，放弃“大国均势战略”，试图通过发展美国同欧洲和日本的“三边联合”，然后再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南北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促进美苏关系，进而形成“新的世界秩序”，其对华政策仍以上海公报为主。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重新恢复了邓小平在中共中央的领导职务。邓小平数次接见美国来访客人，多次表达了从政治高度解决中美建交问题，以及不承诺放弃武力统一台湾的立场。 

　　邓小平利用各种渠道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对于中国来说，中美建交的条件已经成熟，一方面，由于中越关系的恶化，中国感到来自南北夹攻的威胁；另一方面，邓小平在党内的地位不断巩固。12月13~15日，邓小平同伍德科克就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会谈。13日，邓小平强调指出，对台出售武器会破坏中国的和平统一。14日，邓小平在听取伍德科克关于提前宣布两国建交时间的说明后，表示同意。15日，邓小平听取伍德科克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保留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的权利的说明，明确指出：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政府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不要影响中国采取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从长远讲，将会对中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设置障碍，最终只能导致武力解决。在实现中国和平统一方面，美国可以尽相当的力量，至少不要起相反的作用。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同时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1979年1月1日，邓小平致电美国总统卡特，祝贺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1月28日，邓小平访美，由此开始了中美关系的新阶段。中美建交不仅结束了两国关系长期不正常的状态，使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而且有助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3.中日关系的突破性发展 

　　日本作为美国在亚洲的盟国以及中国的邻国，是毛泽东指出的亚洲唯一属于第二世界的国家。“二战”结束后确立的美日安保体制与中苏同盟，标志着美苏在东亚形成了集团对抗的态势。日本既是美国亚太集体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基石，又是巴黎统筹委员会及其在亚洲分支机构中国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国。在美国亚洲遏制战略体系中，美日关系占据最重要的地位。中日关系的发展与中美关系的发展密切相关，相互影响。 

　　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解冻，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机遇。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宣布将于1972年访问北京。随后，尼克松又进一步宣布新的经济政策，对进口商品征收10%的关税，从经济上对日本造成重大的打击。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和对日经济上的打击，令佐藤政府的对华政策走进了死胡同。1972年7月，以田中角荣为首的新内阁成立。同月，大平正芳外相在会见中方代表孙平化等人时指出：“当前日本政府首脑访华解决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12]。 

　　1972年8月12日，中方宣布：周恩来总理欢迎并邀请田中首相访华，就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进行谈判。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率领日本政府代表团访华，开展中日恢复邦交谈判。27日，毛泽东会见日本首相田中。在周恩来表示可能第二天发表中日两国联合声明后，毛泽东说，你们速度很快啊。可以几十年、百把年达不成协议，而在几天之内解决问题。现在彼此都有这个需要，这也是尼克松总统对我讲的。[13]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即《中日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中日联合声明》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从立法程序上讲，还需要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然而，从1972年中日在联合声明中提出“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直到1978年中日两国在东京换约，历时六年。 

　　1978年7月21日，中日两国开始就缔结和约进行事务级谈判，然而事务级谈判并不顺利。会谈中最棘手的问题是钓鱼岛问题。日本外务省和首相官邸以及一些政治家不断对园田施压，有的人甚至说，不弄清该岛的归属就不缔约。园田清楚若要与中国谈该岛的归属，中国绝不会在领土问题上让步，那样中日条约就可能签不成，但因为国内有指示，园田又不能不提。于是，园田向邓小平提出希望上一次的钓鱼岛事件以后不再发生。[14]邓小平说：“中日联合声明发表后，步伐本来可以快一些，但是耽误了一些时间，现在需要把时间赶回来。条约的中心内容实际就是反对霸权主义。反霸是不针对第三国的，但有一条，谁搞霸权就反对谁。对我们自己也是一个约束……这对改变日本的形象有好处。中日之间并不是没有任何问题，比如钓鱼岛问题、大陆架问题。这样的问题，现在不要牵进去，可以摆在一边，以后从容地讨论，慢慢地商量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我们这一代找不到办法，下一代、再下一代会找到办法的。”[15]8月11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草案在北京举行的事务级谈判起草委员会议上最后拟定。日本政府于12日下午3时，向园田发出缔约的训令。至此，悬置六年之久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终于签订，日方邀请邓小平访问日本互换批准书，使条约早日生效。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 

　　1978年10月25日，邓小平出席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举办的记者招待会。在回答有关钓鱼岛问题时，邓小平指出：“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和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我们双方都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些刺，来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16]《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为此后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为中日两国实现长期友好合作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按照和平友好条约的精神，在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努力下，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和往来，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反霸条款”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中心内容。中日两国在反对霸权主义这一点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是因为中日两国都受到了霸权主义的威胁。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时期的外交思想，完成了毛泽东没有来得及实现的愿望。 

　　三、对20世纪70年代中国对外战略转移的几点分析 

　　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推动中国对外战略实现转移，一方面与苏联划清界限，另一方面与美日实现了双边关系的突破性发展，形成以“反对霸权主义”为特点的中美、中日双边关系。中国外交在此战略转移过程中体现出的特点与经验可以为当前的中国外交布局提供历史借鉴。 

　　1.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为实现中国对外战略转移提供了前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理应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及相应的合法权利。但在美国的干涉下，直至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1970年11月20日的第25届联大会议第1913次全体会议投票表决上，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以51票赞成、49票反对、25票弃权的结果，获得多数国家的支持。[17]这是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转折点，自此美国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权利陷入孤立。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和17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台湾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 

　　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引发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建交高潮，对于促动新中国对外战略转移，以及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后，在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协助解决地区矛盾和冲突，以及解决全球性的政治与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中国与美日关系的发展历程体现出中国外交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 

　　首先，中方在事关台湾问题、反霸条款等问题上坚持原则性不动摇。关于台湾问题，在中美上海公报中，重申自己的原则立场，如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等等。文件中包含的“反对霸权主义”的内容，体现了毛泽东所构想的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思想。中日复交谈判关于台湾问题最终达成的表述为：“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关于“反霸条款”，联合声明中也有所体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其次，在一些当时不是那么着急解决的问题上体现出灵活性。如关于钓鱼岛问题，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既坚持主权属我又采取“一动一静”策略，“搁置争议”。这就体现了中方在外交行为中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 

　　3.重视欧洲的团结并援助第三世界国家，改善中国所处外交环境 

　　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致力于推动欧洲国家的团结。中法两国早在1964年就已建交，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会见法国政要时强调发展中法关系、维护欧洲团结。1972年7月10日，毛泽东与法国外交部长莫里斯·舒曼会见时提出：我们不希望你们欧洲那么乱。你们还要注意，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口里讲要打中国，实际上想要吞并欧洲，危险哟。[18]1978年9月21日，邓小平会见法国前总理、巴黎市长雅克·希拉克时提出：归根结底，我们要很好地合作，当然不光是同法国，但我们在欧洲优先考虑同法国合作。[19]在外交领域重视欧洲团结的同时，中国十分重视同欧洲国家开展经济、贸易交流和科技合作。1971年7月，周恩来宣布中国对法贸易方针为“同等优先”，即同等条件的货物，优先从法国进口。中法贸易额1969年为1.29亿美元，1979年升为6.40亿美元。联邦德国是中国在欧洲的主要贸易国之一，1972年10月中德建交后，双方贸易额年增30%，1972年为2.74亿美元，1979年增为21.98亿美元。中国同欧洲等第二世界国家在上述领域的合作为建立稳定的政治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既为双方经济、科技、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又极大改善了中国所处外交环境。 

　　在发展与欧洲国家关系的基础上，中国还向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经济援助，相应的对方也在国际社会上给予了中国大力支持。因此，毛泽东在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曾说：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20]。中国的对外援助工作，最初是从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开始的。在中美关系缓和的大背景下，中国始终坚持援越抗美的立场。毛泽东在会见范文同时表示，中国可将广东、广西、云南、湖南四省区作为援越基地。此后，四省区即成立了援越小组，着手与越南受援省洽谈援助项目，先后谈成的项目达一百余个。[21]1974年8月3日，周恩来会见越南副总理黎清毅等。在谈到中国援越工作时，周恩来说：“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援越我是尽了自己责任的”。[22]在此时期，中国还加强了对非洲部分国家的援助。在对非洲援助的项目中，坦赞铁路的建设成为中非友谊的象征。坦桑尼亚第二副总统卡瓦瓦谈到这条铁路时说：“这条铁路是坦桑尼亚、赞比亚和中国之间伟大友谊的象征。”[23]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与坦赞筑路工人一起，在艰苦条件下修筑了该铁路，不少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生命。1976年7月14日，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正式移交。 

　　综上所述，在20世纪70年代，在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推动下，中国外交实现了对外战略转移，凝聚力量反对霸权主义，大力发展了与他国外交关系。“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脱胎于外交实践又作为重要理论指导了当时的外交工作。在中方推动对外战略转移的历史条件下，中美、中日等国关系获得突破性发展。中国对欧洲团结的支持以及对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既发展了与相关国家的经贸关系又优化了中国所处的外交环境。同时，诸多外交上的成就是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之后通过联合国这个平台取得的。当前，中国正致力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并在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以及推进中日睦邻友好合作方面呈现出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在回顾与反思20世纪70年代中国对外战略转移的历程与经验的同时，应着重考虑这些外交成就的取得对于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以及对中国外交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指出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同时，中国高度重视发展中日关系的基本方针始终没有改变。即使是在中国与美日双边关系深度调整的历史条件下，回顾 20世纪70年代中国对外战略转移给予的历史性思考也是不无裨益的。 

　　[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7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79~382页。 

　　[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页。 

　　[4]Richard M. Nixon, Asia after Viet Nam, Foreign Affairs, Vol. 46， No.1Oct., 1967, p. 121. 

　　[5]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62页。 

　　[6]［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中），裘克安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55~656页。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64~165页。 

　　[8]［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中），裘克安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57页。 

　　[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1969-1976,Volume XVII,China 1969-1972,Department of State,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2006,p.697. 

　　[1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13页。 

　　[11]《当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392页。 

　　[12]徐之先主编：《中日关系三十年》，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1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9页。 

　　[14]指1978年钓鱼岛事件。参见孙翠萍：《1978年钓鱼岛事件的来龙去脉》，《党史文汇》2009年第10期。 

　　[1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55页。 

　　[1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11页。 

　　[17]联合国大会文件：《大会第二十五届会所通过决议案（1970年9月15日至12月17日）》，正式记录，第二十五届会补编第二十八号（A/8028）1971年，纽约。 

　　[18]《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97页。 

　　[1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89页。 

　　[2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2页。 

　　[21]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1966~1976）》第3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185~186页。 

　　[2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74页。 

　　[23]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70~1978）》第3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