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主导型发展模式带来大量弊端。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0%，本来可以通过服务业吸纳人口，但还在强调工业主导，使城市摊大饼扩张，资源能源更加紧张。”发言的是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

地点是国家行政学院一间普通的会议室，讨论的话题却重大而影响深远——如何推进我国城镇化建设。参与讨论的是专家学者以及国家行政学院为期十天的省部级领导干部推进城镇化建设专题研讨班的学员们。

“对农民利益的剥夺是我国城镇化的最大教训之一”。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教授认为，中国社会客观上形成了三元结构：农民、城市居民和2.4亿农民工。

“目前工业化不是超速了，而是不够。现在基本上还是传统工业，转变发展方式是根本。”学员、科技部副部长张来武认为。

“不是工业化快了，而是工业化过程中忽略了城镇化。工业化仍然不足，钱仍然要从工业化中来，城镇化并非就是搞服务业。”学员、重庆市副市长凌月明认为。

学员、陕西省副省长江泽林认为，二次产业不发展到一定程度，三次产业发展不大。

在激烈而务实的讨论背后，是进程过半的中国城镇化进入关键期，面对城镇化发展水平总体仍然滞后，接下来的城镇化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国土空间、资源环境等约束，城镇化道路如何选择与发展，是紧迫的现实课题。

低成本模式难以持续

世界城镇化历史表明，城镇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当城镇化率处于30%到70%之间时，是城镇化中期阶段，发展速度相对较快。按照相关部门的预测，到203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将达到65%，如果加上目前1.59亿在城市工作却并未真正融入城镇、享受城镇居民的公共服务的农民工，意味着到那时，从农村需要转移的人口将达3亿左右。往哪转移?怎么转?面临着挑战。

“可以肯定的是，过去30年依靠农村廉价的劳动力、粗放利用土地资源的发展模式、城乡间非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下的低成本城镇化已经难以持续”，学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徐宪平指出。

低成本城镇化道路为中国城镇化进程贡献了速度，也遗留了问题，徐宪平认为突出的问题是，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集聚经济的同时对人口集聚重视不够。以2011年为例，城镇化率51.27%，工业化率只有46.8%，二者之比为1.09，而世界平均水平是1.95。

1.59亿农民工处于半城市化状态，农民工占产业人口比例52%，报酬低，难以融入城市社会，按户籍计算的城镇化率实际只有35%左右。

城镇用地规模扩张过快，土地城镇化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2000～2011年，城镇面积增长幅度大大超过人口的增长幅度，城镇的人口密度不升反降，每平方公里人口数量从8500人降到7700人。

城镇规模扩大、数量增加。2010年我国城市数量由1978年的193个增加到657个，超过100万人口的城市由29个增加到125个，建制镇由2173个增加到19410个。但城镇空间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不同规模和层级城镇发展不协调。

城市病现象逐步显现，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以交通为例，2011年，北京2018万人口，拥有500万辆机动车，上海是2347万人，329万辆车，香港702万人，机动车保有量是62万。

城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不健全，依靠增量改革带动存量的路径面临存量太大带不动的困境。深化改革涉及深层次利益调整。

一些城市摊大饼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学员、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胡存智指出，已经没有空间可摊了。目前主要经济区和中心城市的国土开发程度已经达到或超出发达国家水平。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区域经济同构化与空间失调并存，工业化地区产业结构趋同。例如，“沿海港口和长三角、珠三角机场布局，都存在着重复建设现象。引发过度竞争，造成效益低下”。胡存智表示。

从城镇自身来看，也面临资源分配不平等的状况。李铁认为，突出的表现是大城管小城的等级化城市管理模式，客观上排斥外来人口，限制了城镇化的发展。

在他看来，多数城市以土地财政、金融债券融资建设城市的模式，降低城市的支出和公共服务成本也造成了对外来人口的排斥;另一方面，在城市建设上追求豪华视觉城市，不容忍贫民窟，接受外来人口只限定在高学历人才。“如果所有的城市都排斥传统的低端手工业者，他们应该在哪里生存”?李铁问。

“在一些地方，城镇化已经变成大城市化，不但工业布局不合理，集中于大城市，而且人为地开展造城运动、冒进，50多个城市规划建国际大都市，圈地运动愈演愈烈”。汪玉凯表示。

应该摒除城镇化中的误区，汪玉凯指出，一些地方城镇化目的是为了解决城市的问题，一些地方理念目标是欧洲集中型城镇化模式，实际走的却是美国蔓延式城镇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