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应时而为”的产物，它的问世有其历史必然性。全面抗战爆发后，延安作为民族抗战的政治文化中心，吸引了全国各地数以万计的热血青年。当时来到延安的文艺工作者，除了进入延安的几十所学校学习、工作外，还有相当多的人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文艺组织与团体。抗战初期，这些文艺工作者创作出热血沸腾的《黄河大合唱》、《延安颂》、《我歌唱延安》等大量优秀的文艺作品，有力地推动了抗战文艺事业发展，也繁荣了陕甘宁边区的文化生活。但是在日常的文艺生活中，广大文艺工作者普遍存在着对工农兵生活不熟、不懂的问题，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宗派主义的思想突出。相当多的作家、艺术家只把注意力放在研究与描写知识分子上，而不愿意接触工农兵群众。八路军总司令朱德1940年在鲁艺两周年集会上讲，“打了三年仗，可歌可泣的故事太多了，但是好多战士英勇牺牲在战场，还不知道姓张姓李，这是我们的罪过，而且还是你们文艺人的罪过”。他期望“前后方的枪杆子与笔杆子能够亲密地联合起来”。可以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心尚未真正扑到工农兵那里，形成有效的文化合力。

　　“枪杆子”与“笔杆子”是革命的两支军队。如何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如何训练一支高效的“笔杆子”队伍，一直是毛泽东思考的重要问题。1942年5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中共中央深思熟虑的战略决策，是“应时而为”的产物，旨在引导当时的延安文化人自觉地为工农兵鼓与呼。

　　《讲话》旨在使延安文艺工作者形成有效的文化合力。早在1938年初，由毛泽东亲自领衔联名刊布的

　　《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明确指出，“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最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在1942年5月2日《讲话》的“引言”中，毛泽东指出，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在《讲话》的“结论”中，他更是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他进一步号召：“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可以看出，《讲话》的核心理论资源是列宁“齿轮和螺丝钉”的观点，哲学基础是“实事求是”的哲学方法。

　　《讲话》确实解决了延安文艺界长期存在的思想问题，形成了强大的文化合力。其一，《讲话》在思想层面上彻底解决了延安文艺界长期存在的自由主义、宗派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问题，使延安乃至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真正形成了文化创造的合力；其二，《讲话》在制度层面上确立了革命文艺方针，确保了文艺真正为革命战争的主体工农兵服务；其三，《讲话》在文化层面上确立了抗战时期先进文化的操作体系。

　　《讲话》讲到延安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痛处与心坎上，他们此前空有热情而迷茫，如今才恍然大悟，并找到了文艺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的方向。由此，他们俯下身子，以空前的热情深入到火热的工农兵生活中，专心致志搞“文艺下乡”，真诚讴歌工农兵生活，迎来了延安文艺的新时代。与此同时，他们自觉地选择了与工农兵审美文化相适应的民族化与大众化的艺术形式，如章回小说、民歌体叙事诗、新秧歌剧、新编历史剧、民间说书、新木刻版画等形式，创作出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真正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这些“新的人民的文艺”，不仅在当时就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即使到今天也是人们记忆中的“红色经典”，成为一个时代文艺的标志与象征。

　　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讲话》的启示仍非常深刻：一是就文艺政策而言，科学合理的文艺政策是凝聚民心、形成文化合力的基础。《讲话》抓住如何建设“文化的军队”这一关键，解决了延安文艺工作者长期存在的思想问题，确立了文艺的新秩序，形成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强大文化合力，创造出具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中国新文艺。二是就文化工作者自身而言，有效的文化合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不竭动力。《讲话》解决了特定历史时代的文化合力问题，其关键点既在于其顺应了时代要求，也在于当时的文艺工作者普遍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对国家和民族有担当与奉献的意识，找到了真正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今天，在建设文化强国的伟大时代，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更要形成有效的文化合力，主动承担起引领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放歌，而不是在“小我”的天地里无病呻吟、作茧自缚。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