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座谈会无论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还是在中国文艺运动史上，都是一次重要的盛会。但对相关史实的研究和考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有很多空白需要填补。

　　延安文艺座谈会无论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还是在中国文艺运动史上，都是一次重要的盛会。这次会议对当时乃至之后大半个世纪中国文学的走向，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甚至是根本性的影响。梳理总结延安文艺史，研究延安文艺工作者的活动状况尤其是他们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过程，对研究延安文艺发展及总结整个20世纪中国文艺的发展，都是十分必要、有意义、有价值的。

　　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状态，延安的物质条件极为简陋，加上当时的记载手段和媒体技术落后、人们的史料意识较弱等原因，相关活动没有得到详尽完整记载。

　　也正因如此，才给今天的研究带来极大探索空间。以参加者名单研究为例，历来就有很多专家学者进行艰苦探索，但收获甚微。很多亲历者的记载很不一致，就连对当时那张弥足珍贵的座谈会代表合影者中，参加合影的105位（或106位）代表中至今还有9位（或10位）没有被认出来。对于已经被认出的人数，也有不同说法，一说95人，一说96人。被认出的人中，也存在张冠李戴现象。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文化生活的不断变迁，座谈会离我们日渐远去，很多当事人接连离世，大量实物资料随之消亡，考察这些问题的紧迫性日益突显，很多亟待抢救的“活史料”日见其少。会议参加者虽然有很多名人，但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的生平史料极为欠缺。因此，厘清其中的疑难问题变得越来越困难。

　　目前，关于这次座谈会的参加人数，各种史料、名水回忆录及专家考证中记载的人数各不相同。其中，参会的人数说法众多，秦燕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前后文艺界的一些情况简介》中说有七八十人，金紫光《幸福的回忆》中也是这么说的，何其芳的《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我们》说有“一百人左右”。但仔细数一下照片上的人数，是105人（一说106人，因照片清晰度较差，结果出现差异），笔者这里尝试对目前所见主要史料作一个罗列和分析。

　　1．艾克恩所编《延安文艺运动纪盛》（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1月版）认出座谈会合影参加者96人，再加上摄影师吴印咸，共97人。其中有康生、张振武，没有王朝闻。但是王朝闻自己却说：“1942年春末夏初，我与夏风同志到甘谷驿体验生活去了，第一次的座谈会我未能参加。后来打电话让我回来参加第二次和第三次座谈会。”“照片上一定有我。”就是说，认照片的人没有认出王朝闻，或者把王朝闻认作别人了。当然，即使是在合影上的105人也还有9人没有被认出。

　　2．同样由艾克恩参加编撰的《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仅从照片上认出95人，加上摄影师就是96人，比《延安文艺运动纪盛》少了1人，因为其中列出的名单中有王朝闻，没有张振武和康生。但目前一般认为，康生确实参加了会议，而且参加了合影。因为有人指认他在会场的位置和表现，还把合影第一排的左起第一人指认为康生。从照片上的人物形象看，似乎也没有大问题。这样，这个名单的欠缺也就显而易见了。同样，在照片上的人，还有10个没有被认出。当然，不妨碍得出与《纪盛》总人数相同的结论——106人。

　　3．延安革命纪念馆主编的《延安革命史画卷》（民族出版社2000年6月版）也提供了一份延安文艺座谈会出席合影者的名单，除前排从左起全部列出外，第二至五排（实际上有6排）没有分排排列，只是大体按次序排列，名单也与《纪盛》、《史料卷》以及延安革命纪念馆陈列的照片说明有诸多差异。这份名单上的总人数是105人，加上摄影师是106人。那么是否全部参加合影者都被认出来呢？并非如此，名单跳过了那些在纪念馆陈列中打框框的人们，再加进了十余位有资料表明参加了会议而在合影中没找到（或没被认出）的人，但《画卷》并没有说明这点。这样，名单人数与照片上的人数虽然一致了，但对不上号。

　　4．姬乃军、姬睿《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出席人员的考证》一文，列出文艺界代表112人，党政领导17人，共129人。这个人数比《纪盛》和《史料卷》多得多。实际上后者的人数都包括了领导人，只是因为《纪盛》和《史料卷》仅就合影人员作统计，并非全体参加者人数。三次会议参加的人数不相同，参加的人员也不相同（这一点很多人有回忆）。不过，这里与上面几个记载不同，它把没有参加合影的人也计算进去了。

　　5．延安大学高浦棠2007年写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参加人员考订》中提出的人数是132人，其中党政领导共20人，文艺界人士112人。作者特别说明：“综上所述，应该说，这份统计已基本涵盖了当时在延安担任文艺工作领导和从事实际文艺工作以及其他相关方面的人。尽管如此，这仍是一个不全面的数字，这个问题尚须进一步考证。”

　　6．根据会议参加者萧军的记载，参会人数应该远不止132人。他1942年5月2日的日记记载：“下午一时半去杨家岭办公厅参加由毛泽东、凯丰等召集的文艺座谈会……约十时半散会，到会约有一百五十人的样子。”5月25日萧军日记又说：“二十二日（笔者按：此系萧军笔误）早十时在杨家岭开第三次文艺座谈会，到的人比前两次多。”当然，这只是萧军的一种感性印象，并非科学记录。可能他印象中的人数是上浮的。因为虽然“比前两次多”，可是到合影的时候，照片上只有106人。要是前两次再少些，那就更没有150人了。虽然有个别人因为不喜欢照相而走开了（黎辛回忆说：“厂民（严辰）参加会议了，不喜欢照相，没有参加照相”），但不可能那么多人都在合影时特地走开。不过，从中可以印证一点，就是三次会议参加的人并不相同，如果把三次会议交叉参加的人算上，总人数可能比我们知道的还要多。

　　延安文艺座谈会这一历史盛会，距今已足足70年！但对相关史实的研究和考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有很多空白需要填补。要把所有缺口都补上，必须尽可能挖掘出过去被埋没的史料，这对于我们来说任重而道远。

　　（作者单位：延安凤凰山革命旧址管理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