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七十周年
在我国迎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高潮中，纪念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七十周年，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讲话》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划时代的文献，它所阐述的理论内涵，不但反映文艺发展的规律，许多方面也反映文化发展的规律。它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和文艺，仍然是非常重要的理论指南。
文艺向来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文化的最有力的传播媒介。它在促进国家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以及软实力的形成上，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文化建设与文艺建设虽有区别，却又密不可分。《讲话》着重阐明的是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历史上的文艺和文化，自从产生阶级的对立和分裂，基本上都是为少数统治阶级及其利益服务的。而当中国继十月革命之后，进入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为争取人民当家作主和社会主义前途的年代，文艺和文化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必然成为关系历史方向性的大问题，也是文艺和文化理论与时俱进所必须回答的根本问题。《讲话》提出文艺必须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不仅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也基于新的历史时代的社会发展的规律。列宁早就指出，文艺必须为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服务。应该说，文艺或文化为什么人的问题，前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指明。但如何为的问题，结合实践去做理论上的透彻阐明，却正是《讲话》的新贡献。《讲话》结合中国的革命文艺实践，深刻地发挥和发展了列宁的思想，而且对文艺与现实生活，艺术美与现实美，文艺与政治，完美艺术形式与革命政治内容，文艺的继承、借鉴与创新，创作主体的世界观与艺术方法，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文艺的普及与提高，文艺创作中的歌颂与暴露，以及人性与阶级性等系列关系问题，都作出辩证论述，从而深刻地揭示了文艺的诸多规律，使文艺如何为人民的问题得到系统性的解决，使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得到丰富和发展。
今天，我国社会主义时代文化和文艺是延安时代革命文化和文艺合乎历史逻辑的延伸，是延安传统在新的历史时代的拓展和发扬。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文艺和文化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在实践中并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尽管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已被确立为我国文艺发展的方向，但与此方向相抵牾的现象并不少见。有些人鼓吹“脱离政治”的“纯文艺”，宣扬所谓“文艺从来是为少数精英贵族的”，文艺和文化产品追求“唯利是图”和眼中没有普通人民群众的“高票价”；还有热衷“提高”而鄙薄“普及”，热衷“暴露”而鄙薄“歌颂”，热衷艺术形式的“完美”而忽视思想内容的守正，热衷表现“普遍人性”而对于人的社会性有意遮蔽；更有鼓吹创作主体性而忘却主体性的丰富源于客体存在的丰富性，而且主体性的首要问题正是作家世界观和思想感情问题。上述种种偏颇、乃至完全错误的观点如果不能得到正确的认知，就必然要干扰、妨害文艺和文化真正为人民群众服务，文艺和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就会走到斜路上去。
文艺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问题，从辩证唯物主义能动的反映论来看，意识反映存在，同时又反作用于存在并改造存在。《讲话》一方面反复强调现实生活是文艺创造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要求作家艺术家一定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以保证自己的创作源泉不致枯竭；另一方面，他又强调文艺与现实生活、艺术美与现实美的区别，提出艺术美可以也应该高于现实美的论断，认为艺术美可能“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正是对能动反映论美学和文艺作为审美意识形态深刻的辩证阐明。这个原理，于文化亦然。文化涵盖人类精神的创造，大多也反映现实实践及其需要，反映社会发展的一定规律和人类智慧的积累，从而具有现实的超越性。所以文化一代比一代更丰富，更具真善美的价值，并能更符合社会进步的历史要求。
对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讲话》既指出两者的区别，又阐明两者关系的密切。《讲话》认为“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但“在现今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它讲到文艺“反转来给予伟大影响于政治。”并提出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认为：“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自然，文艺的题材、主题、形式和风格十分丰富多彩，并非所有文艺作品都有政治内容，但也不是没有政治内容的作品就一定没有政治作用。我们不能要求一切文艺作品都同样为政治服务。但许多文艺作品确实可以为政治服务，有些作品甚至起伟大作用于政治。如当年的《义勇军进行曲》和《黄河大合唱》。鉴于历史经验，如邓小平申言为避免政治对于文艺的不适当干预，以致“弊多利少”，“我们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同时他又指出：“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因为文艺与政治存在方方面面的联系。政治是经济利益的集中表现。在阶级社会中，政治又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从更宽乏的意义上，如孙中山所说，“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所以它不能不涉及每个人的权益。而文艺家总要生活在一定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府管理的社会之中，文艺家本人也总有一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思想信仰以及相应的感情爱憎，并或明或隐地表现于自己的创作中。在抗日战争和国内政治矛盾空前尖锐的年代，情况尤其如此。当然，到了和平建设年代，历史环境和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关系也发生变化，为了满足人民丰富多彩的审美需要，在新的时代，不具政治内容的娱乐性文艺和文化产品会增多。其实，这类产品只要审美趣味健康，有益于人们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和社会稳定，总体上也符合这时期的最大政治目标，即社会主义的利益。
不同时代的文艺作品所以会产生不同的形式，从根本上说，正是由内容决定的。文艺是审美意识形态，还是社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因而文艺作品总有一定的思想倾向性。它通过影响读者的思想和行为而作用于社会及其文化思潮、乃至经济基础的变革。《讲话》既重视文艺的完美艺术形式的创造，同时，又十分重视文艺的思想内容，要求“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而为此，又强调作家艺术家必须解决世界观和主观思想情感的问题，主张作家艺术家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社会，并在深入人民的斗争中，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改变自己与革命人民群众格格不入的旧的思想感情。《讲话》并指出，“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对文艺家尤为重要。在阐明对于我国和外国的传统必须批判地继承和借鉴的同时，《讲话》还提出要反对“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也都是十分正确的。文艺和文化产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问题，都关系到它们是否具有进步的历史方向。在当今中国，我们强调文艺和文化要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很大程度上就是强调文艺和文化产品要具有促进历史进步的思想凝聚作用，形式和风格要能够为人民所喜闻乐见，并激励和鼓舞人民群众去为社会主义美好未来而斗争。因而那种轻忽思想内容而单纯追求形式的思潮，或者只事“横的移植”，轻视“纵的继承”，不求民族形式和特色的创新，都不是正确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的思想情感客观地存在多种倾向。这就更加突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特别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向全球扩散和渗透的历史情境下，不同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的斗争仍然尖锐，这样，我们就必须格外重视文艺和文化产品的思想内容的先进性，重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民族优良传统和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提倡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人道主义，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
人们把文学视为“人学”，是期待文学能够深刻地表现人性并升华人性。《讲话》指出，抽象的人性、普遍的人类之爱，是不存在的，现今世界上的人性总带有阶级性。这跟马克思所阐明的“人性是历史地形成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是一致的。从辩证唯物主义来看，具体事物总是个别与一般相统一，不存在没有一般性的个别，也不存在没有个别性的一般。事物的一般性只存于抽象思维中。实际上，在现今世界上，人性不仅带有阶级性，还带有民族性、阶层性、党派性。人是动物，自然也会有动物性。但人又是社会的动物，并且离开社会就很难生存的动物，因此人性中社会性毕竟是决定人之为人的主要属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明确区分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和抽象的人性观。现在有些文艺作品恰恰忽视人的社会性而醉心于去表现所谓“普遍的人性”，乃至将人的动物性、将人的性行为和性心理大加描写和渲染，反自诩表现人性“最深刻”！这不仅片面，而且无助于人性的升华。
正确处理提高与普及的关系问题，是落实文艺和文化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十分重要的命题。在今天，人民由于受教育的程度仍有不同，如果不能将我们的文艺和文化普及到广大的劳动人民中去，那么为人民服务就会流为空谈。《讲话》指出，我们的文艺不但需要提高，还需要普及，提高的东西要向人民普及，并在人民的基础上提高。这些论述，无疑完全适用于我们今天的文艺和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我们的高雅文艺不能忘却普及，而我们的大众文艺和文化产品，也应该在思想和艺术方面不断提高。在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文艺和文化产品通过市场的需求而获得一定经济效益是很自然的。但在社会主义时代文化产业要为人民服务，就得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把经济效益放在第二位。决不应唯利是图，追求脱离广大群众消费水平的什么“高票价”。从而实际上伤害到文艺和文化产品的普及。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的事业，面临着与延安时代不同的历史条件。但是，延安时代与今天又具有相通性，都为开辟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光辉未来而努力。因而《讲话》所昭示的真理仍然具有实践的指导性。在纪念它发表七十周年之际，我们仍然要深入学习和发扬《讲话》的精神，以促进我国文艺和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2012.5.1于北京花家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