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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星星: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的接续探索和历史统一
发布时间: 2019-11-12    作者:张星星    来源:国史网 2019-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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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年前,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1] 

  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筑起了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人民军队一路走来,紧跟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步伐,在战斗中成长,在继承中创新,在建设中发展,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水平不断提高,威慑和实战能力不断增强。人民军队已经由过去单一军种的军队发展成为诸军兵种联合的强大军队,由过去‘小米加步枪’武装起来的军队发展成为基本实现机械化、加快迈向信息化的强大军队”。[2]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认真回顾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一脉相承的接续探索和与时俱进的开拓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历史探索 

  军队建设的战略目标决定着军队建设的发展方向。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即把“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和“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并称为新中国建设的“两件大事”[3],要求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以利于在将来有把握地战胜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4]。1953年12月至1954年1月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正式明确了军事建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即“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规划了“建设现代化军队的道路”,[5]人民解放军跨入向现代化进军的新征程。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的目标,[6]形成了“四个现代化”的最早提法。1964年底,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6](p.439)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部署,人民解放军向着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目标迈出了扎实的步伐。但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受到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破坏,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发生了严重曲折。 

  1977年,邓小平恢复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职务后,多次提出加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问题。为适应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和现代化建设进程,邓小平在1981年9月华北大演习阅兵式上发表讲话,向全军部队发出“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号令,明确提出了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总目标。[7]翌年9月,中共十二大报告对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总目标做出进一步阐述,强调“必须在大力发展经济建设的基础上加强国防建设”,“努力加强人民解放军的建设,把我军建成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进一步提高我军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自卫能力”。[8]中央军委明确指出:新时期军队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现代化水平与现代战争需要不相适应的问题。集中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是维护国家安全的要求,是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关键所在。[9]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指导下,人民解放军建设迅速转到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道路上来。 

  20世纪90年代后,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世界新军事变革浪潮汹涌。1997年12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根据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程,确定了分三步走“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跨世纪发展的战略目标”。第一步,到2010年,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第二步,到2020年,使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有一个较大发展;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10]2002年12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做出“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加快我军由机械化半机械化向信息化的转变”的决策,并围绕建设信息化军队的目标,对在21世纪前50年逐步实现军队信息化的“三步走”战略做出调整和完善。第一步,在2010年前打下坚实基础;第二步,在2020年前后基本实现军队机械化,使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完成建设信息化军队的战略任务。[11]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准确把握世界军事发展趋势和国家安全态势,提出和阐述了强军梦、强军目标,形成了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和习近平强军思想。2012年12月,习近平在广州战区考察工作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可以说,这个梦想是强国梦,对军队来说,也是强军梦”。[12]2013年3月,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提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12](p.220)在全面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的基础上,中共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和战略步骤:“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实现强军目标的战略步骤是:确保到202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力争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13]强军梦、强军目标的推进和实现,必将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供可靠的战略支撑。 

  二、坚持和发展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的历史探索 

  军事战略方针是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服务的,决定着军事力量建设、军事斗争准备和未来战争行动。新中国成立之初,为确保国家安全和和平建设,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中国共产党根据长期领导武装斗争的成功经验和中国的基本国情,制定了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195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重申,中国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决不先发制人”。[14]1956年3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讨论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正式确立了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军事战略思想的基本点。在长期革命战争实践中,人民军队形成了一整套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坚持战略上防御与战役战斗上进攻的统一,坚持防御、自卫、后发制人的原则,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15]这一战略方针符合新中国立足和平发展、捍卫国家安全、维护祖国统一的国家利益,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中华民族爱好和平、“亲仁善邻”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国防问题上的必然要求。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把和平时期遏制战争的努力与打赢自卫战争的准备统一起来,把战争时期战略上的防御与战役战斗上的攻势行动结合起来,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提供了可靠保障。正是基于这一战略方针的正确性和科学性,新中国军事战略方针的具体内容虽历经调整、发展、充实、完善,但始终坚定不移地奉行防御性的基本原则,为赢得相对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奠定了重要基础。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在1980年10月指出:“我们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积极防御本身就不只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所以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16]根据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新判断和外交政策的转变,中央军委于1985年5月下旬至6月初召开扩大会议,做出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要决策,即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真正转到和平时期的建设轨道上来,同时,确立了由准备应付全面战争转变为应付和打赢局部战争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与军事战略方针的转变,适应了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国家经济建设的要求,对新时期的国防和军队建设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针对1991年海湾战争所表现出的高技术战争新特点,中央军委在1993年1月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把未来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从应付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变为“打赢可能发生的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对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做出了重要发展。[17]在新世纪新阶段,为应对世界新军事变革迅猛发展的新形势和国家安全环境面临的新挑战,中央军委在2004年6月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对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做出了进一步充实和完善。江泽民在会议上指出:“高技术战争的本质就是信息化战争,信息化战争将成为二十一世纪战争的基本形态。必须明确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到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全军同志都要适应军事斗争准备基点的转变,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深入发展,实现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11](p.608)胡锦涛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后也强调指出,要“紧紧围绕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加速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努力提高我军信息化建设水平,抓紧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增强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能力”。[18]根据中央军委的决策和部署,人民解放军按照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目标,把信息化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努力实现机械化与信息化复合式、跨越式发展,加快了由机械化半机械化向信息化的转型。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发展和完善,着眼于积极应对世界新军事变革的严峻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时代要求,不断在新的战略高度上解决军队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有力地牵引和推动了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方向。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主席的中央军委根据战争形态演变和国家安全形势,着眼于实现强军梦和强军目标,在毫不动摇坚持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基础上,继续丰富和发展这一战略思想的内涵,制定并贯彻落实新形势下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即将军事斗争准备基点放在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上。[15]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将此前的“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调整为“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从字面上看虽然只少了4个字,但内涵却有着重大变化。这一变化适应了现代战争形态加速向信息化战争演变的新特点,反映了人民解放军加快建设信息化军队取得的新进展。2019年7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将“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改称为“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19]全军部队以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为统领,积极推进机械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按照信息化军队标准建设部队,按照信息化战争要求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探索信息化战争制胜规律,构建信息化战争组织指挥体系,创新信息化作战的战略战术,不断提高履行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的能力。 

  三、从中国特色精兵之路到编制体制革命性重构的历史探索 

  新中国成立初期,尽管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面临着国家主权和安全的严重威胁,但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始终坚持精简军队员额、压缩国防费用的方针,以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国家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从1950年到1958年,人民解放军先后进行四次大规模精简整编,使军队员额从1951年底的627万减至1958年的237万,国防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从1951年的43%降到1958年的12.49%。但是20世纪60年代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国际形势和周边安全环境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员额和国防费支出再度膨胀,军队数量攀升至660余万,国防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一度达到26.1%,对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20]毛泽东晚年已意识到这个问题,提出“军队要整顿”[1](p.1),为人民解放军走上“消肿”之路指明了方向。 

  从1975年邓小平启动整顿军队开始,经过1977年、1980年、1982年三次精简整编,人民解放军总员额由660多万减至423.8万,国防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由1979年的17.37%减至1984年的10.63%。[21]在1984年11月召开的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全军裁减员额100万的设想,“希望用两年、三年的时间实现这个决策”。[16](p.267)1985年5~6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22]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郑重宣布人民解放军将裁减员额100万。[16](p.272)按照中央军委的决策部署,全军的精简整编任务到1987年基本完成。全军总员额由423.8万减至323.5万,国防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减至9.27%。[23]中国军队的大裁军绝不是单纯裁减军队员额,而是以提高战斗力为根本目标,对军队编制体制的重大改革。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央军委提出和制定了军队体制改革的四项原则:精兵、合成、平战结合、提高效能。伴随着大裁军的步伐,军队体制编制的调整改革逐步推进,通过精简机关、调整编组、优化结构、理顺关系,极大地改进了军队的领导指挥体制、部队编成体制、教育训练体制、后勤保障体制、武器装备发展管理体制和院校培训体制,提高了军队的现代化水平和整体效能。 

  10年后,人民解放军展开又一轮大裁军。1997年9月,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宣布:在20世纪80年代裁减军队员额100万的基础上,中国将在今后3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50万。[24]此次裁军主要是压缩陆军部队规模、调整海空军部队编组、撤销部分装备老旧的部队,改革后勤保障、装备管理和院校训练机构的体制编制,撤并军以上机关内设机构等。裁减军队员额50万的任务至2000年完成。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后,为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和军事斗争准备,中央军委于2003年6月制定和印发了2005年前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总体方案,决定在2005年前再裁减军队员额20万。2003年7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之后,全面展开了新一轮的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此次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的任务是:压缩规模,改革体制,优化结构,调整编组,完善制度,从编成结构上提升军队战斗力,军队总规模减至230万人。[25]伴随着军队员额的大幅度精简,人民解放军改进体制编制,理顺指挥关系,加强质量建设,努力提高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能力,为在中国特色精兵之路的基础上走向强军之路奠定了基础。 

  中共十八大以来,在强国梦、强军梦的指引下,人民解放军建设跨入新时代。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总体布局。[26]2015年7月,习近平分别主持召开中央军委常务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总体方案》。[27]9月,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宣布:“中国将裁减军队员额三十万”。[28]11月,习近平在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向全军发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动员令: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27]第一步改革的重点是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调整组建15个军委机关职能部门,成立陆军领导机构、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划设5大战区,组建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和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初步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新格局。[29]2016年12月,中央军委召开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工作会议,对下一步的军队改革做出全面部署:全军现役总员额减至200万,优化军兵种比例,18个陆军集团军调整重组为13个,空军保持原体量,海军、火箭军略有增加;大幅度精简非战斗机构人员,充实作战部队;部队编成向充实、合成、多能、灵活方向发展;深化军队院校、科研机构、训练机构改革。[30]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回顾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时指出:“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新格局,人民军队组织架构和力量体系实现革命性重塑……人民军队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迈出坚定步伐”。[13](p.5) 

  四、从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的历史探索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品种繁杂、陈旧落后。为了尽快提高军队的武器装备水平,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党和政府在经济还很困难、各方面建设都很紧迫的情况下,一方面大量购买苏联的武器装备,以应军队和国防急需;另一方面在苏联帮助下,加紧军工企业建设和武器装备生产,着手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国防科技研究机构。到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建成包括常规兵器、航空、船舶、电子等一批大中型军工骨干企业,初步形成门类比较齐全的国防工业体系;国防科技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研究全面启动,奠定了较好的发展基础。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深刻阐述了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的思想,提出“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并强调“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31] 

  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回专家、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中国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的方针,国防科技工业全面走上自主研制、自主发展的道路。1962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由15人组成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加快了突破国防尖端技术的步伐。按照毛泽东“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的指示[32],在中央专门委员会的领导和指挥下,先后组织了26个部(院)、20多个省市的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协作攻关[33]。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中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极大增强了中国的国防和科技实力,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对打破外部势力的核讹诈、核威胁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建设大局,中央军委开始全面实施国防科技工业军转民,对军品的科研和生产能力进行大幅度调整。国防科技工业按照“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方针,除完成规定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任务外,将2/3的军品科研和生产能力转向为经济建设服务;同时改革国防科技工业管理体制,将原主管军工的政府部门改组为11个军工集团公司,逐步发展成为科研、生产、经营相结合的经济实体。经过上述调整改革,国防科技工业从原来单一军品产业结构,逐步过渡到军民结合的多种生产模式,民品产值以每年20%的速度逐年递增,已能生产50余大类、15000多种民用产品,涉及通信、能源、交通、医疗卫生和工程建筑等多种行业领域,[23]在加快经济建设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国家经济和财政实力的增强,江泽民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0周年大会上首次阐述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要协调发展”的思想。他提出:“国家要随着经济的增长,逐步增加国防经费的投入,使军队的武器装备和生活条件逐步得到改善”。[34]2002年,中共十六大正式把“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确立为在经济发展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指导方针。[35]胡锦涛任中央军委主席后,进一步把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联系起来,指出:“统筹好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既是强国之策,也是强军之道。我们必须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高度,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作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抓紧抓实”。[18]在2005年12月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胡锦涛首次提出了“军民融合”思想:“我们要认真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新途径新方法,全面推进经济、科技、教育、人才等各个领域的军民融合,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36]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进一步指出:“建立和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军队人才培养体系和军队保障体系,坚持勤俭建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36](p.646)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把推进军民融合摆上更高的战略地位。2013年3月,习近平在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提出:“要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努力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进一步做好军民融合式发展这篇大文章,坚持需求牵引、国家主导,努力形成基础设施和重要领域军民深度融合的发展格局”。[37]2014年3月,他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强调:“实现强军目标,必须同心协力做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这篇大文章,既要发挥国家主导作用,又要发挥市场的作用,努力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军队要遵循国防经济规律和信息化条件下战斗力建设规律,自觉将国防和军队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地方要注重在经济建设中贯彻国防需求,自觉把经济布局调整同国防布局完善有机结合起来”。[38]2015年3月,他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再次指出:“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我们长期探索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的重大成果,是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 [39] 

  2016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印发了该意见,其中明确提出了推进军民融合发展的五项基本原则,即坚持党的领导、强化国家主导、注重融合共享、发挥市场作用、深化改革创新,[40]为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提供了基本遵循。201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习近平亲自担任主任。[41]6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突出问题导向,强化顶层设计,加强需求统合,统筹增量存量,同步推进体制和机制改革、体系和要素融合、制度和标准建设,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逐步构建军民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42]从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之路,其思想发展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为了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历史探索,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之路提供了理论准备和实践基础;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则把长期以来探索形成的人民军队、人民战争思想提高到新的时代高度,对逐步构建军民一体化的国家安全战略体系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五、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和永葆人民军队本色的历史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执政党,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国家的主要武装力量。在军队的职能、任务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坚持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优良传统,坚持和发展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制度。1953年12月至1954年1月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把“党委集体领导、首长分工负责的民主集中制”、“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制度”作为人民军队光荣传统的重要内容,要求全军“保持和发扬这些光荣传统”。[5](pp.55,56)1954年4月,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明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保卫祖国、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国家建设的人民军队”,第一次把“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规定为“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5](p.210)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重新成立中央军事委员会,担负整个军事工作的领导,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这些重大原则和制度的坚持与发展,为确保人民解放军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针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防和军队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把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摆上更加突出的地位,作为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首要和根本的问题。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决定设立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1983年6月,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国家中央军委主席,保证了党领导军队和国家领导军队的统一。邓小平着眼于坚持人民军队性质,明确要求党要管军队,军队“始终要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43]江泽民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后,为确保军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打得赢、不变质”,把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提到“军魂”的高度,反复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领导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和制度”。[35](p.42)胡锦涛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后也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建设和发展的首要问题。我们对这个问题要始终关注、抓住不放,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含糊和动摇”,要“充分发挥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确保部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定地听党的话、跟党走”。[44] 

  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人民解放军坚持并不断完善了一整套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主要包括: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军队的一切行动必须听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和调动;军队各级设立党的委员会,作为各单位统一领导和团结的核心,实行党委(支部)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由党的委员会讨论决定,由军政首长分工负责贯彻执行;军队各级设立政治首长,与同级军事主官同为所在部队的首长,在同级党的委员会领导下,对所属部队的各项工作共同负责;军队团以上单位设立政治机关,在上级政治机关、同级部队党的委员会和政治委员领导下,负责所属部队中党的工作,组织进行政治工作。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人民解放军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官兵,坚决执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积极弘扬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始终保持了人民军队的建军方向和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出色地履行了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使命。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他把“听党指挥”作为新时代强军目标的第一条,强调听党指挥是“灵魂”,决定军队建设的政治方向。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进一步明确和落实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制,强调军委主席负责制是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解决的是人民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问题。中央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就是中央军委主席负责中央军委全面工作,领导指挥全国武装力量,决定国防和军队建设一切重大问题。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要求,全军部队认真开展维护核心、听从指挥主题教育和军委主席负责制学习教育,提高和深化思想认识,准确把握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政治要求和制度规定,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根据习近平的提议,2014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了新时代第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这个确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和人民军队建军原则的地方,习近平强调指出:“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实行革命的政治工作,保证了我军始终是党的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为我军战胜强大敌人和艰难险阻提供了不竭力量,使我军始终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本色和作风”。[45]习近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明确了新时代军队政治工作的历史方位,确立了新时代政治建军的大方略,为人民解放军在古田会议光芒照耀下继续前进指明了方向。会后不久,由习近平亲自领导和主持起草的《关于新形势下军队政治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转发全党全军,[46]续写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新篇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中华民族走出苦难、中国人民实现解放,有赖于一支英雄的人民军队;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实现更加美好生活,必须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我们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把强军事业不断推向前进”。[2](p.816)新时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沿着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朝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宏伟目标继续奋进,必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的战略支撑,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参引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页。 

  [2]《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810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17 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06页。 

  [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页。 

  [6]《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页。 

  [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4页。 

  [8]《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8页。 

  [9]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学习纲要》,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页。 

  [10]《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2~83页。 

  [11]《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83、587页。 

  [1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19页。 

  [13]《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6、43页。 

  [1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8页。 

  [1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军事战略》,《人民日报》2015年5月27日。 

  [16]《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77~178页。 

  [17]《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5页。 

  [18]《坚决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的历史使命 努力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人民日报》2005年3月14日。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防》,《人民日报》2019年7月25日。 

  [20]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要》,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136页。 

  [21]《2002年中国的国防》,《人民日报》2002年12月10日。 

  [22]《人民军队阔步向前进——纪念建军六十五周年展览巡礼》,《人民日报》1992年7月26日。 

  [23]《中国的军备控制与裁军》,《人民日报》1995年11月17日。 

  [24]《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 

  [25]《编制就是法律 编制就是命令——总参军务部臧国清部长就完成2005年前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任务答记者问》,《解放军报》2005年7月14日。 

  [26]《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27]《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阔步前行》,《人民日报》2016年3月1日。 

  [28]《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66页。 

  [29]《强军征程启新航——党的十九大以来治国理政系列评述“治军篇”》,《人民日报》2018年10月21日。 

  [30]《改革强军 步疾行稳》,《人民日报》2017年8月1日。 

  [31]《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28页。 

  [32]《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55页。 

  [33]杨连堂:《周恩来与中国核工业》,《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 

  [34]江泽民:《论国防和军队建设》,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第273页。 

  [35]《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页。 

  [36]《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98页。 

  [37]《牢牢把握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 努力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人民日报》2013年3月12日。 

  [38]《以改革创新精神开拓国防和军队建设新局面 为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而努力奋斗》,《人民日报》2014年3月12日。 

  [39]《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 努力开创强军兴军新局面》,《人民日报》2015年3月13日。 

  [40]《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印发〈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人民日报》2016年7月22日。 

  [41]《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人民日报》2017年1月23日。 

  [4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12页。 

  [4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4页。 

  [44]《江泽民胡锦涛出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04年9月21日;《胡锦涛在视察济南军区某集团军和会见驻潍坊部队师以上干部时强调 坚决履行好新世纪新阶段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解放军报》2005年4月15日。 

  [45]《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古田召开 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1月2日。 

  [46]《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阔步前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推进强军兴军纪实》,《人民日报》2016年3月1日。 

  [作者简介]张星星,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100009;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102488。]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5期。

  [责任编辑:郑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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