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理论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根基。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高度重视基础理论研究，不断深化学科基础建设，理论深度不断拓展，研究成果日益丰硕，哲学社会科学在民族理论思维锤炼和历史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围绕着十年来学术界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记者采访了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他们表示，基础理论研究是学术发展的根本，正是学界对基础理论研究的不懈探索，才铸就了今日学术繁荣的根基。

　　各学科基础理论研究成就突出

　　基础理论研究是理论创新的源泉，关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方向，关乎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未来走向。

　　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陈晏清认为，十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进展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本理论不断深化，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到经典文本的解读，从主体性维度的引入到实践观点的确立，从唯物史观的重新阐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许多重要问题得到了创新性阐释；二是领域哲学蓬勃兴起，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等日益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新的生长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取得多方面的成果，已经成为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亮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的事情，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需要，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现实生活的需要。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义和命运始终是与其政治主张联系在一起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理论，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当代国内外重大政治问题，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在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复旦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所长、长江学者俞吾金认为，这十年来的主要进展和成就是：其一，形而上学的研究引起了高度重视，并出版了一系列论著，在中国理论界已形成研究的热潮。其二，对现代性的探讨成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其三，人文精神的内涵和意义也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其中包括作为公平的正义、人的尊严、道德实践主体和法权人格的建设等。

　　在唯物史观研究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庞卓恒认为，十年间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其中有社会形态演进“五阶段”还是“三阶段”的探讨，对西欧封建制特点和中国是否存在过封建制的探讨，对马克思的东西方比较观的探讨，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分工”决定“所有制”形式论说和恩格斯关于“阶级划分的基础是分工的规律”论说的探讨，对马克思关于“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论说的探讨，对马克思关于建立既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又“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的社会主义社会论说的探讨。

　　在文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戴伟华指出，十年来文学基础理论研究呈现出几种趋势。首先是研究观念的进步，文学概念内涵与外延得以重新审视。其次是研究手法得以更新。对古代文论资源的再认识与思维方式、内在理路的体认，以范畴、命题为主的研究方式逐渐形成，在还原理论语词本原意义的同时着力于促进传统话语的现代转化，实现古今文论的“视阈交融”。在传统文学研究中，地下文献和域外汉籍的充分运用，解决了一些文学悬案。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杨圣明结合自己的研究指出，在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他参与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研究，参与了《劳动价值论》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两个课题组的研究，完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交办的《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及其中国化探索》课题，还主编并撰写了一系列专著。这些成果的取得，都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的直接领导、支持下取得的，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视。

　　对于十年来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金太军指出，这十年来比较突出的成就，首先是深化了对民主、法治、国家、政治制度、权力等核心范畴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理论特别是“政治文明”的研究，其次是更加注重对政治哲学的研究，同时分支学科的研究开始呈现细化与专门化趋向。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副司长张东刚指出，高校是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镇和主力军。十六大以来，教育部始终积极贯彻落实中央一系列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部署，大力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提出到 2020年构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奋斗目标，并特别强调了大力推进基础理论研究。为此，教育部将启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长期重大专项等一系列举措，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和基本观点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等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重点支持关系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全局和学科创新发展的基础研究，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有长远影响的基础研究，对人类社会发展共同面对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础研究，以及对传承中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有重大作用的基础研究，着力推出对理论创新和文化传承创新具有重大影响的标志性成果。

　　基础理论研究更加注重中国特色

　　十六大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基础理论研究中更加自觉、主动地凸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副局长朝克认为，我国的基础理论研究，在起步阶段大量引用国外专家学者的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的确曾为我们学术理论的科学探索起到过辅助性作用。但随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事业的不断深入，尤其是近十年来快速而理想的发展，学界深刻认识到国外的一些理论观点不能解决我国在发展道路上遇到的诸多实际问题，特别是在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这一问题显得更为突出。怎样让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更好地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这给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提出了新的命题。对此，专家学者认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探讨和基础研究必须从实际出发，产出适合于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高深而全新的理论。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学者，尤其是基础理论研究者，一定要自觉地建设从实际出发、源于实践的本土化马克思主义学术理论。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长江学者袁志刚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中经济学的发展是最快的。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增长，经济社会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层出不穷，政府、企业、个人及媒体对经济学的需求也很大。为此，学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学习和引进各种西方经济理论，并寻求理论创新，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提出了很多有意义的改革方案和政策建议。

　　关于基础理论研究取得突出成就的原因，俞吾金认为，政府助推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而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又促使理论界对哲学和价值方面的基础理论重新作出反思。政府倡导的“以人为本”的理念和对现代化事业的不断推进，也为基础理论问题的探讨提供了背景。

　　戴伟华指出，文学基础理论研究取得进展和成就，首先得益于国家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不断突出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不断推进文化创新，使得文学基础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其次，求索创新是学术发展的动力，也是当代学人共同的学术理想和自觉追求。再次，就学科发展而言，文学理论研究体现出汇通中西、由外向内的转向，是一种必然趋势。

　　基础理论研究的作用超出学术本身

　　十年来，基础理论研究的进步与深化，不仅体现为学术本身的进步，而且更重要的是为学术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杨圣明认为，基础理论研究是学术研究能够实现“千里之行”的根本。基础理论研究可以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可以为现实问题的科学解决提供理论依据，为学科发展指明方向，为人们应该树立怎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理论上予以解释和说明。

　　朝克表示，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的产出，与我国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实践密切相关，所有这些为我国的现代化进程、科学进步、和谐社会的构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基础理论研究成就已远远超越学术范围本身。

　　张东刚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关党和国家发展全局。大力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具有战略性作用；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进程中，具有先导性作用；在推动原创研究，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程中，具有关键性作用；在面对深刻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频繁的思想文化交锋、日益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具有主导性作用。

　　俞吾金表示，没有理论层面上的重大突破，应用层面就会一筹莫展。基础理论研究促进哲学学科和其他学科的发展，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从整体上提升中国学术。任何一个重大的基础性理论问题都关系到整体学术质量的提升。当代中国理论家理应克服浮躁情绪，发扬甘坐冷板凳精神，作出更大的贡献。

　　金太军指出，基础理论研究的意义在于，它可以为学科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为学术研究提供方法论，提供深人认识问题、把握规律性的科学方法；可以引领学科发展方向，厘清前瞻性研究的脉络；为重大对策性应用研究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使之更具有效性与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