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步伐，各地农村综合改革稳步推进，集体林权改革试点全面铺开，村镇银行等一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建设试点取得成效，农村小额贷款制度也逐步得到完善。伴随着新农村建设步伐的推进，城乡二元结构的坚冰正在被打破，一幅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美好画卷正在中国的农村绘就。

　　（光明日报记者 李 慧）

　　【十年·大事记】

　　2003年

　　3月，《农村土地承包法》施行，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标志着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步入法制化的轨道。

　　2004年

　　时隔18年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发出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至今，中央连续出台九个一号文件锁定“三农”，提出了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的重要政策措施。

　　2004年起，我国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2011年，中央财政用于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及农资综合补贴的资金已达1406亿元。

　　2005年

　　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2006年

　　1月1日起，延续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全面取消。

　　2006年初，国务院发出《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建立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政策体系和执法监督机制，建立惠及农民工的城乡公共服务体制和制度。

　　2007年

　　生猪调出大县奖励政策设立，迄今六年共安排奖励资金155.2亿元。其中，2012年安排奖励资金35亿元，政策惠及全国536个生猪大县；2007年，按照中央1号文件精神，中央财政还启动了种植业、养殖业保险试点。

　　2008年

　　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新形势下农村改革发展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明确了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的目标。

　　2009年

　　国家逐步取消了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的地方配套，每年为粮食主产区减轻负担277亿元。

　　2011年

　　中央财政投入130多亿元资金，在主要牧区全面启动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2011年全国粮食总产11424亿斤，首次迈上11000亿斤新台阶，连续第五年稳定在10000亿斤以上，实现半个世纪以来首次连续八年增产，农民收入增速实现了“八连快”。

　　2012年

　　1月，国务院印发了《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1—2015年）》，首次系统提出了现代农业发展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光明日报记者李慧整理）

　　【十年·变化】

　　“我这个农民能不幸福吗？”

　　金秋时节，刚刚收获的玉米堆满了辽宁旅顺旅顺口区三涧堡街道石付村村民刘佩良家的小院，家中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如今，我们农民种地免税，种粮增收，我种的20亩玉米，机耕机播只要一天时间，省时省力，闲下来提供代耕服务，靠种地一年收入近4万元。”

　　在刘佩良眼中，种地已经是一份职业了，如今他也不再是“庄稼汉”，而是一个“新型职业农民”。

　　“现在政策实惠、粮价得劲，挣得不比在城里打工少。谁说种地不幸福？”刘佩良说，这几年种地国家不但免去了农业税，而且国家还年年给俺们补贴钱，“种地纳税，天经地义”换成了“农民种地，国家补钱”。

　　十年前，刘佩良承包了20亩田地。那时候，种地不管收成如何，也不论旱灾、水灾、风灾，每亩地每年必须向村里交12元农业税。“记得有一年赶上大旱，我种的玉米没有收成，连种子、化肥钱都搭进去，只赚了一些玉米秸秆烧火。说实在的，大田玉米即使在风调雨顺的年头，当时每公斤也只能卖0.9元到1.1元，20亩地除去地税、化肥、种子外，不算人工费，纯收入3000元就不错了。”刘佩良回忆。

　　这样几年下来，刘佩良种粮的积极性受到了打击，甚至想到了出去打工。但在2004年，村干部冒烈日把党的好政策送到地头，告诉他种田可以享受国家补贴了。

　　“我那20亩大田可领到国家粮食直补款400元；2005年，又领到国家良种补贴200元。”刘佩良坐在炕头上跟老伴算了一笔账：有了这两项补贴600元，再加上每年不用再上交的240元，这840元买化肥、种子差不多够了，地还没种呢，每亩就收入42元。

　　从那以后，刘佩良种粮的信心更坚定了，也舍得向土地增加投入。买高产玉米新品种，生产“有机”小米，每亩平均收入700多元。“现在，我们全街道有2000多户种大田的农民像俺一样，不但不用再交税，每年还都能及时领到补贴。”刘佩良感慨地说，从“看病不太贵，养老享普惠，上学不交费”到“种地不交税”，我家的好事不断，党的好政策一个接着一个，都让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你说我这个农民能不幸福吗？

　　光明日报记者 李 慧

　　【十年·启示】

　　与时俱进地推进政策创新是关键

　　　宋洪远（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从2004年到2012年连续下发了九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对强化农业基础、推动农村发展、富裕农民生活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农产品供求关系由供不应求向“供求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农村经济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凸显，农民收入增长进入了低速徘徊阶段。2003年开始，党中央、国务院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顺应农业农村发展的根本性要求，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风险性挑战，连续每年都发布一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分别就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等重大问题做出部署和安排，调动了农民和地方的积极性。

　　九个“一号文件”，粮食生产“八连增”、农民收入“八连快”，这并非巧合。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与时俱进地推进了政策创新，为农业农村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转方式促发展的五点启示

　　韩长赋(农业部部长)

　　这些年来，我们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保持了农业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势头。最重要的启示有五点：一是始终坚持把完善和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作为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重要手段；二是始终坚持把加快推进农业科技进步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强化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加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在全国普遍健全完善乡镇或区域性农业技术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等公共服务机构，全面增强科技创新、技术集成、转化应用三大能力。三是始终坚持把夯实农业发展基础作为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大力加强粮食主产区建设和优势农产品产区建设。大规模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实施新增千亿斤粮食田间工程，加强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推进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建设，提高主要农产品生产能力。扎实推进粮食稳定增产行动，大规模开展粮棉油糖高产创建，集成推广农业防灾减灾稳产增产关键技术，狠抓科学防灾和有效减灾等。四是始终坚持把促进农民持续较快增收作为农业农村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促进增产增收、提质增收。引导乡镇企业、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等农村二三产业健康发展，培育农民就业增收新的增长点。大力促进农民转移就业，加强农村劳动力培训和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五是始终坚持把改革创新作为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动力源泉。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动摇，启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依法开展草原承包经营登记，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积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