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小专制”，是指大大小小的地方势力在自己的地盘都拥有近乎是帝王般的权力。这一点在广大农村地区表现的尤为突出：政府权力最多只能下到县一级，而承载大部分人口的中国乡村地区，在那时则是法外之地，完全由地方绅宗势力控制。由此便进一步产生了事实上的“包税制”和“胥吏”，即政府事实上放弃了对基层的管理，将农村人口“托管”给了地方势力。
这种情况之下，社会资源必然被绅宗阶层垄断，对应的政府财政没钱，老百姓更没钱。如此一来，中国只有两条路：挨打，然后赔款，老百姓税负加重，然后造反；自强，搞工业、强军，老百姓还是税负加重，最后还是造反。这就成了一个死循环，清如此，民国依然如此。在这个死循环之下，中国错失了两次工业革命的机会。
“势”是如此，那么“业”呢？1927年到1937年中国曾有一段相对平稳的时期。在那段时期，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确实非常繁荣，可这个“繁荣”是指金融、人文，以及面粉厂、纱厂之类的轻工业。而当时中国的钢铁及军工产业，其产能和质量尚不及洋务运动时期。在当时，中国人口的文盲率超过80%，而在屈指可数的知识分子中，85%以上是艺术、文学、历史之类的人文专业，剩余的15%中，如果再刨除掉经济、法律专业，机、电、化等工科专业人才寥寥无几。八年抗战期间，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来到了延安，而一个残酷的现实是，这些热血青年中，能够写文章编戏剧鼓舞人心者不胜枚举，可却很难找到几个会配炸药、造地雷的人才。这就是当时中国经济的写照——有财无业、有业无势、有轻无重、有金无钢……
除此之外，自清末形成的东重西轻的不合理的经济布局，成了当时中国另一个致命的罩门。日本曾宣称要“三个月灭亡中国”，如果是从打垮中国经济基础来说，这个说法其实算不上很夸张。民国时期，所有的经济成果几乎都集中于东南沿海的几个大城市，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十五个月时间里东部沿海城市悉数丢失，中国经济的精华也随之全部丧失。
日本侵华，开始于“大经济”
日本的侵华战争，既是一场军事战争，同时也是一场经济战争。早在“七七事变”爆发前，日本对华经济战就已经展开；在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更向我方的敌后根据地发动了金融战。
日本在近代对中国的觊觎其实由来已久。自明治维新开始，日本迅速地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然而很快日本的上层就发现，随着经济各项指数稳步攀升，他们受制于人的程度也在逐渐加深——日本产业链最大的缺环在于资源，而当时远东最重要的工业原材料产地几乎都是英国人的地盘。
英国人正是吃准了这一点，才向日本输出工业技术和人才，而其根本目的，则是为了在远东地区扶植其一个“可控”的工业国，以此制衡沙俄及清帝国。比照一下，我们会发现如今所谓的“日美同盟”，走的其实是同样的路数。
英国人对日本的容忍底线在朝鲜和台湾，因为这个战略要冲是日本履行“职责”所必须的。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日本曾两次想“一鼓作气”吞掉东北，都被英国人在暗中使了绊子，因为一旦日本拥有了自己的资源产地，也就意味着将彻底“失控”。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欧洲的战火大大的透支了英国的国力，使得其再无力东顾，于是有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
日本社会内部的变化，则加剧了日本对外扩张的急迫性。平心而论，明治时代的日本，就其内部而言，政治仍属相对比较清明。至大正时代，财阀势力垄断社会资源的趋势开始难以逆转，这样一来，日本工业化的代价就只能完全由底层来买单。至昭和时代，对外释放压力已经成了日本唯一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