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攸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决战，也是检验中国各党派和政治集团能力作用的试金石。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决定着自身力量的消长和地位的升降，也重塑着近代中国政治军事发展的格局趋势。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全民族抗战的最前列，以自己的正确思想指导抗战，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支撑抗战，以自己的钢铁意志稳固抗战，成为全民族抗战胜利的光辉旗帜，不但在争取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而且成为推动近代中国走向光明的先驱模范。

　　“一致抗日，深得人心”

　　从鸦片战争开始，近代中国屡次遭到外国入侵，且总是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国力、军力落后固然是客观实际，但要害在于貌似全国统一，实则“一盘散沙”，难聚全民之力御侮。

　　中国共产党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开始，就鲜明地提出了集全国之力、坚决抗战的主张，并以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倡导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不断调整对国民党的政策，实现从“抗日反蒋”、“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政策转变，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走出了关键的一步。著名学者梁漱溟说：“自日本侵略中国后，中共提出一系列的抗日主张，特别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深得人心。”

　　在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正确地确定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一致性的方针，抗战伊始即提出：“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与磨擦不可避免，只能减弱不能消灭，应在发展抗日运动与‘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下解决和缓和内部矛盾与磨擦”，并始终以此作为处理两党合作关系的基本准则。在党内，坚决纠正出现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明确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同时坚决拒绝蒋介石提出的取消共产党的要求。这是共产党对国共关系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中国抗战实际的认识。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在保持军事压力的同时，加强对国民党诱降。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上，“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对其成员投降求和行为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打击，对其顽固派反共分裂活动既不一味退让，也不铤而走险，而是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以最恰当的斗争方式维护了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抗战到底的局面，使得两党矛盾始终不至动摇抵御外侮大业。这种民族大义为重、抗战大业为先的胸怀和策略，是一个成熟的政党品格和能力的体现，也是国共合作抗战能够持久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的“熬”和蒋介石的“拖”

　　全民族抗战，从根本上讲是打一场国家和民族的战争，而不是仅仅政府和军队的战争。这就需要正确的战争指导方略，特别是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投身抗战的方略，真正把人民群众自发的、分散的抗战力量有效纳入民族解放战争的轨道，实现全民族抗战力量的聚合。

　　中国的抗战是持久战。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也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后确定了持久抗战的方略，即“以达成‘持久战’为基本主旨”，实行“持久消耗战略”，但是他们并没有拿出能够有效动员和组织人民抗日的良策，而且战争指导基本建立在一个“拖”字上，把战略反攻的希望很大程度上寄托在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美英等大国参战所带来的战争形势逆转上，是一种被动的战略。

　　全国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等著作中，科学剖析中日两国力量对比，精确预测战局发展趋势，全面阐释了持久战思想。毛泽东在战争指导上强调了“熬”的战略，以频繁而持续的作战不断消耗、削弱敌人的力量，积小胜为大胜，“熬”干敌人的实力，“熬”出敌我强弱的转变。

　　毛泽东的“熬”和蒋介石的“拖”，一字之差，内涵天差地别。毛泽东的“熬”，把最后的胜利建立在中国自身抗战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完全主动的战略。因此它让人民看到了抗战的光明前途，使人民拥有了持久抗战、夺取胜利的信心和力量。它不但指导中国抗战“熬”过了最困难的时日，而且最终“熬”垮了日本侵略者，“熬”出了抗战的胜利。

　　全民族抗战胜利的前提是动员组织民众进行抗战，“熬”的战略获得成功的基础也是动员组织民众抗战。全国抗战爆发后，《大公报》随军记者张高峰曾写过一篇《有问题的战场》的报道，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作战失利的原因：“没有民众的军队准打败仗，没有民众的战场只能放弃。”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不是国家的执政党，也不具备动员和整合全国资源与力量的条件。但是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与人民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是共产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抗战时期，无论是在沦陷区还是游击区，共产党人都是播火者，都是动员抗战、组织抗战和坚持抗战的领导者。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评论说：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氛和力量，一种和敌人交手的愿望，这在国民党的中国是难以见到的”。它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动员了最广泛的民众参战，而“这种全体动员的依据和可能性，是建筑在一种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革命运动上的”。

　　八路军的“做眼”与日军的“吃子”

　　中国抗战的过程演变，如同一盘复杂多变的棋局。人民军队进入战场时力量单薄，八路军只有4.6万人，新四军只有1.03万人，如果不能洞悉战局、正确使用，不但无法发挥作用，而且会“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中共中央坚决反对将弱小的红军投入正面堵击日军的阵地战，认为“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八路军迅猛地向日军进攻的相反方向推进，向由于日军进攻而造成的各派力量真空地带前进。这一战略被称作“敌至何处我至何处”，后来又被概括为四个字“敌进我进”。太原、上海失守后，毛泽东强调：“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八路军迅速依托管涔、太行、太岳、吕梁山脉在日军战线翼侧完成战略展开，在山西的四角建立抗日根据地，形成战略支点，完成战略布局。随后向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举推进，经略中腹，将由以山西为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发展为整个华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争。新四军各部则迅速展开于大江南北地区，挺进苏南、皖南、皖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逐步拉开帷幕，与正面战场相呼应的敌后战场逐步形成。

　　敌后战场的开辟，不仅盘活了中国抗战的棋局，扭转了因正面战场国民党军作战失利而造成的颓势，而且使敌后战场逐步上升为全国抗战的主要战场。在敌后战场，每一块抗日根据地都处于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但各个根据地又相互联系，对日军构成了战略包围。毛泽东把这种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状况形象地比喻为下围棋，“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八路军、新四军要“做眼”求活，不断扩大根据地；日军则要“吃子”净杀，根除控制区内的威胁。于是从人民军队挺进敌后开始，“做眼”与“吃子”的斗争就以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抗日军民的反“扫荡”的形式激烈地进行。

　　敌后抗战不但发展困难，坚持也极为艰难。国民政府曾在冀、察、鲁、苏等敌后地区先后留置数十万兵力，并专门在南岳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着力开展游击战争。但这些部队无法承受日军进攻和艰苦环境与复杂斗争的煎熬，到1943年，只剩少量部队继续坚持，其他烟消云散。

　　但是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经受住了严峻考验。毛泽东说，我们在敌后已经“被敌人挤得好似由茶壶底到茶壶腰，再挤到茶壶顶，现在我们一定要从茶壶顶往下挤一下”。各根据地在反“扫荡”、反“清乡”中创造出敌进我进、打磨盘、“翻边战术”、“到敌后之敌后”以及“以进为进”等各种战术。武工队和小部队神出鬼没，将日军控制区搅得地覆天翻。抗日根据地在坚持中发展，在坚持中巩固，敌后抗战撑起了战略相持阶段中国抗战的大局。日本史学家认为，八路军、新四军是以“灵活的战术，一步步地削弱、消耗、拖垮了日本军队”。

　　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抗日战争既是一场求生存、求解放的民族自卫战争，也是一次求进步、求发展的社会变革运动。在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同时，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不仅是抗日战争的客观需要，也体现着人民的利益诉求。历史的车轮不但将把中国送到胜利的彼岸，而且将把中华民族的复兴进程带到崭新的阶段。

　　中国共产党是把抗日战争作为中国革命的一个阶段看待的。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就提出了开放民主、改善民生的主张。1939年10月至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从而“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的宏伟构想，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到抗战后期，共产党鲜明地提出了废止国民党一党独裁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和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的纲领。这些主张和纲领，把坚持抗战到底与推进民主进程、民族解放与社会进步融为一体，在夺取抗战胜利的同时，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描绘出壮丽的蓝图。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构想首先在抗日根据地付诸实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实行著名的“十大政策”。在政治上，坚持抗战与民主的协调统一，实施“抗战和普选的民主政治”，建设“三三制”政权，拥政爱民，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风和艰苦奋斗、清廉勤政的工作作风；在经济上，实行有利于民众的政策，开展“减租减息”、“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改善民生；在思想文化上，推广民主的科学的文化教育和时事教育，发展群众文化事业。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通过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变革，生产力得到解放，人民群众的民主、民生权利得到保障，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建成了全国抗战的堡垒和持久抗战的基地，其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政府廉洁的社会“新区”形象迥然不同于国民党统治区。1940年，民主人士李公朴带领“抗战建国教学团”参观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兴奋地说，这里“象征着中华民族解放的胜利，象征着新中国光明灿烂的前景”，“形成为一个新中国的雏形”。南洋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曾经是坚定的“拥蒋派”，但延安之行彻底改变了他。他说：“所见所闻，不论政治与军事，大出我之意外。余观感之下，衷心无限兴奋，喜慰无可言喻，认为别有天地，如拨云雾而见青天。”

　　全民族抗战，既要拯救灾难的中国，也要塑造光明的中国；既要争取民族的自由和解放，还要争取国家的发展和富强。中国共产党以对国家民族发展的先进理论和建设边区与根据地的模范实践，让人民看到了民族的希望和未来，因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作为自己根本利益的代表，作为民族复兴的领导力量。

（作者为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