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地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处于重要战略地位，特别是在抗日救国中成为抗战的一个后方基地。在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实现大会师、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的历史关头，陈云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派遣，从苏联奔赴新疆接迎西路军进疆，并驻疆开展对盛世才的统战工作，建立了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陈云在新疆工作的经历，已有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参见祁若雄：《陈云在新疆的革命思想与实践活动研究述评》，《陈云研究述评》（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191页。基本廓清了陈云在新疆的主要活动与业绩。然而，陈云在苏联学习和工作、远离祖国一年多之后，在新疆这样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而且是在1937年4月下旬入疆至11月下旬离疆这样短的时间内，为何能够开辟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工作特别是统战工作？对于这一问题，已有的研究虽有所涉及，但不够全面和深入。本文试从历史条件和思想基础方面作进一初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苏联与盛世才在20世纪30年代的特殊关系，为陈云赴疆

　　和驻疆做统战工作创造了必要条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英、日等帝国主义势力长期觊觎新疆地方，争夺势力范围。从地缘政治上，中国在新疆与苏联有长达3000余公里的边界线。一方面，在帝国主义的包围和颠覆活动之下，苏联为了自身利益，避免英日等帝国主义势力在新疆的发展而将新疆变成为反苏的基地，希望支持一个亲苏的新疆地方政权；另一方面，苏联是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国际和联共希望通过苏联与中国邻近地方，保持与中国共产党之间以及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个国际交通线，而当时的新疆是具备这方面条件的，并且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变成了一种现实选择。然而，上述两方面需要的满足，在19世纪30年代初集中反映在了苏联与当时主政新疆的盛世才之间的关系上。

　　盛世才是1933年在推翻新疆督办金树仁的“四·一二”政变中主政新疆的。政变之后，盛世才在新疆则受到马仲英、张培元等地方军阀势力的严重威胁，国民党政府也曾试图策划马、张联合夹击盛世才。为维护自身在新疆的地位，盛世才采取了亲苏政策。从苏联方面讲，当时，苏联认为马仲英是亲日的，而张培元是反苏的。因此，在盛世才一再表示亲苏的情况下，苏联确立了支持盛世才的政策。盛在苏联出兵帮助下，先后于1933年冬和1934年7月瓦解了张培元和马仲英的势力，巩固了其在新疆的统治地位。期间，南京国民政府于1933年8月正式任命盛世才为新疆边防督办。

　　关于盛世才与苏联的关系，曾任《新疆日报》社社长、与当时掌管处理新疆与苏联关系的当事人多有接触的周东郊口述回忆，1935年4月，盛世才同他谈论过新疆与苏联的关系。盛世才说，苏联是尊重中国主权并真诚援助中国革命的，“保障新疆永久为中国领土”这个口号就是苏联提出的。盛世才又说，他曾向苏联提出，如果马、张得逞，新疆必走上反人民、反苏道路，英帝国主义势力将席卷天山南北，对中国和世界革命都是不利的。就此，他还提出了不少有说服力的材料。苏联重视了盛世才的意见，先后两次派苏联红军进入新疆，瓦解了张培元、马仲英。文思主编：《我所知道的盛世才》，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239—240页。

　　尽管当时苏联与盛世才的这种关系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它在当时的政治社会条件下，是有利于遏止英、日帝国主义在新疆的发展，而且在盛世才标榜亲苏反帝的情况下，为在一定时期苏联支援中国革命提供了一个特殊渠道，也为中共在新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条件。

　　陈云在离苏赴疆接迎西路军前，曾向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作了汇报。斯大林积极支持这项工作，“下了很大的决心，说服了盛世才，方同意西路军人员进入新疆”。《新疆冤狱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在西路军左支队入疆前，盛世才就已派出新疆边务处人员去河西一带寻找，并让边务处总电台主动与西路军联系，代中共中央转达西进命令。1937年4月，盛世才又派一名顾问和一辆汽车，带着防寒的牛皮大衣去霍尔果斯接陈云等5人来迪化。当陈云听到盛世才已派人去星星峡时，立即表示感谢，说督办掩护、关怀了西路军。滕代远：《回忆赴新疆迎接红西路军和成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情况》，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党校：《教研参考资料》1981年第8期。西路军左支队经陈云、滕代远与盛世才交涉，在盛同意后，到达迪化，对外称作“新兵营”， 并经苏联总顾问和盛世才的“欣然同意”，“用苏联援助盛世才军队的现代化武器装备，训练‘新兵营’，培养各兵种的军事人才”。薄一波、李达：《坚强的战士，光辉的一生——回忆滕代远同志》，《人民日报》1983年11月6日。7月，中共中央任命陈云为中国共产党驻新疆第一任党代表，并领导西路军左支队。10月，陈云又参与筹建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工作。据随陈云一起进疆的段子俊后来回忆：在新疆期间，与盛世才谈判，主要是陈云与滕代远一道去的。有时陈云一个人去，有时与李卓然等一起去。段子俊：《迎接西路军进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乌鲁木齐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在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滕代远也在回忆录中说：“和盛接头等全由陈云同志负责，陈是中央代表。我不公开，只是当个助手，所以有些事我不知道。”滕代远：《回忆赴新疆迎接红西路军和成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情况》，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党校：《教研参考资料》1981年第8期。陈云在这一时期代表中共中央负责新疆工作，发挥了十分重要的领导作用。

　　陈云之所以能够在新疆开展与盛世才的统战工作，是与盛世才标榜亲苏反帝所提供的政治环境分不开的，而这又与当时苏联与盛世才之间的特殊关系直接相关的。1984年，陈云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与盛世才最先建立联系的是苏联。我们党和盛世才的联系是通过苏联建立的，对盛世才采取的统战做法也是从苏联的做法延续下来的。”《新疆冤狱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苏联与盛世才之间的特殊关系，使陈云赴疆和驻疆得以实现，也为陈云有效地开展与盛世才的统战工作，打通了联系渠道，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开展这一统战工作的基本方式。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成立前的统战工作，更多的是中国共产党为在新疆安置和培训西路军左支队而开展的，为新疆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下了基础，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成立，标志着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陈云领导下的新疆统战工作成为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具有一定特殊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在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影响和共产党人的帮助下，

　　盛世才标榜实行“六大政策”，成为陈云在新疆

　　开展统战工作的一种政治基础盛世才标榜实行的“六大政策”是“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关于这一政策的形成问题，目前有两种观点：（1）俞秀松提议在盛世才“五大政策”的基础上增加“民平”而形成。陈秀萍：《俞秀松评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92页。（2）邓发等促进和影响盛世才制定。《抗日战争时期党在新疆的革命斗争》，《人民日报》1983年9月27日。这两种观点，不仅影响盛世才制定“六大政策”的主体不同，而且在“六大政策”形成的时间上也是不同的。

　　俞秀松是在主政新疆的盛世才实行亲苏反帝的政策后，于1935年6月年由联共中央从苏联派到新疆工作的，其在新疆遵守“不公开党员身份、不发展党的组织、不宣传共产主义”的“三不原则”，主要任务是启发群众觉悟，制止民族仇杀，制定进步政纲，扭转新疆腐败落后的政治局势，发展民族文化；侦察敌情，打击日、英间谍活动，排除日、英间谍势力伸入新疆。《赵实谈党在新疆的工作情况》，见朱培民：《新疆革命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俞秀松在新疆一直至1938年6月被盛世才逮捕押往苏联。期间，他利用《新疆日报》、《反帝战线》等报刊和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罗征敬：《共产主义事业的开拓者——俞秀松烈士》，《人民日报》1983年8月14日。俞秀松到新疆前，在推翻新疆督办金树仁的1933年“四一二”政变之后成立的新疆省临时维持委员会宣布了八大宣言，其总纲是：实行民族平等、保障信教自由、澄清吏治、改良司法、整理财政、实施农村救济、扩充教育、推行自治。文思主编：《我所知道的盛世才》，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盛世才在政变后任新疆督办，在1935年4月召开的第二次新疆民众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反帝、和平、建设”三大政策郭德宏、冯成略：《丰碑——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奋斗与辉煌》，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后又提出“反帝、亲苏、和平、清廉、建设”的五项政策。蔡锦松：《盛世才外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页。在盛世才的授意下，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于1934年8月1日成立，起初的宗旨是：“遵照孙总理三民主义，领导全疆民众，确保新疆永久为中国之领土，决意同离间各民族之和平而企图乘机攫取为殖民地之帝国主义者相抵抗。”陈秀萍：《俞秀松评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91页。至1935年11月7日反帝会总会召开临时全体代表大会进行改组，俞秀松任总会秘书长，反帝会修改宗旨为：“依照孙中山先生之反帝主张，领导全疆各族各界民众切实执行新政府的反帝、和平、建设、亲苏、清廉、各民族一律平等六大政策。”陈秀萍：《俞秀松评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页。其中，“各民族一律平等”从原来会章第三条中的一项内容上升为反帝会改组后的宗旨的重要内容。陈秀萍：《俞秀松评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90页。

　　这项内容是与俞秀松在新疆重视民族问题，并积极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政策所分不开的。俞秀松到新疆后，在对新疆地方经济社会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建议盛世才在原来五项政策的基础上增加“民平——新疆各民族一律平等”。黄仁柯：《生死天山——俞秀松与盛世才兄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正是在俞秀松的影响下，维吾尔族进步人士包尔汉等参加“反帝会”，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7年2月，在新疆省蒙古族代表大会上，俞秀松曾作《关于新政府民族政策的报告》。他指出：“新疆的民族问题如果没有正确的解决，那么什么问题都是谈不上的，甚至连自己的生命、财产、牲畜、牛马羊群都没有安全的保证。所以，民族问题是新疆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正确解决民族问题，是解决新疆一切问题的枢纽。”陈秀萍：《俞秀松评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页。解决新疆的民族问题，他指出，要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发展并改善各族人民的经济生活”，发展以民族为形式、以六大政策为内容的民族文化，“保障信教自由”。黄仁柯：《生死天山——俞秀松与盛世才兄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255、256页。如俞秀松任新疆学院院长，制订了“以民族为形式，以马列主义为内容”的教育方针，使新疆学院成为新疆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重要阵地。《新疆大学喜迎六十周年》，《人民日报》1995年10月3日。在俞秀松的领导下，反帝会还油印出版了《六大政策教程》等小册子。关于俞秀松与“六大政策”的关系问题，据俞秀松的父亲俞韵琴为查明俞秀松牺牲真相，于1961年11月7日写给毛泽东主席的信中载：俞秀松在新疆期间，“发表主要的报章社论，并制定：反帝、亲苏、清廉、和平、建设、民平六大政策（经上海提篮桥区公安局周毅同志千方百计写信查明，六大政策等确系俞秀松亲手所订）。”陈秀萍：《俞秀松评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页。这表明，俞秀松较早参与了盛世才“六大政策”的制定，并成为“六大政策”在新疆实行的主要推动者。

　　相比较而言，邓发是1937年9月从莫斯科到迪化，并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设立后，于1938年1月接任陈云的中共驻新疆代表的职务的，是继续陈云在新疆开展的统战工作。在陈云和滕代远主持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在新疆的任务之一，就是“搞好统一战线，执行盛世才在我党帮助下制定的‘六大政策’，维护祖国统一。”《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212页。“六大政策”至少形成于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设立之前。不仅如此，陈云在接迎西路军左支队由星星峡到迪化的途中，于1937年5月4日下午在沙窝里对西路军左支队进行第二次集体教育，介绍了新疆的社会状况和党的斗争策略。根据吕黎平、冉正全的回忆，陈云曾在这次教育谈话会上说：新疆与苏联接壤，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督办盛世才为了自身利益，采取了一些进步措施，实行“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对我党也表示友好。我们进入新疆，是利用统一战线的特殊环境，保存和发展我们的力量。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他是国民党政府的新疆督办，是上将军官。我们同他打交道，一定要提高警惕，坚持原则，谨慎从事。任伊临：《陈云在新疆援接西路军左支队的经过与贡献》，《陈云和他的事业》，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这说明，“六大政策”应在西路军左支队到达迪化前就已经形成。以上表明，“六大政策”在邓发接替陈云的工作前已经形成，并为陈云在新疆开展统战工作营造了有利的政策环境。

　　陈云离开新疆到延安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38年5月20日，他收到毛泽东批转的时任新疆省政府财政厅副厅长毛泽民和教育厅副厅长徐梦秋的关于新疆的财政金融状况和教育状况的来信及其批示。来信要求中央调派财政、金融、教育干部到新疆工作。根据毛泽东的批示，陈云主持了从抗大和陕北公学中选调党员干部赴新疆的工作。《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23页。10月间，他在同这些干部谈话时说：新疆是个特殊地方，那里实行的“六大政策”与我们党的最低纲领相一致，是我们与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的基础。他还指出，到新疆帮助盛世才推行“六大政策”，也就是贯彻党的最低纲领。帮助新疆建设成巩固的大后方，对抗日战争和国家民族都大有好处。《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31页。此表明，在陈云之后，先后任中共驻新疆代表的邓发、陈潭秋，并未中断与盛世才在“六大政策”基础上的统战工作关系，相反是有所加强的。这就是说，邓发与“六大政策”的关系，不是“促进和影响盛世才制定”意义上的关系，而是在以俞秀松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促进盛世才制定并实行“六大政策”，并在以陈云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六大政策”的基础上开展与盛世才的统战工作的基础上的继续和发展。

　　“六大政策”的制定和实行，成为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发展的一种重要的政治基础。1941年7月28日，中共中央致电祝贺新疆反帝会成立七周年中指出：“由于督办六大政策的领导与全疆十四个民族四百万民众之团结，使新疆成为抗战最巩固的后方。”《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85页。这是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新疆战略地位的重视和肯定，也反映了“六大政策”在当时条件下的历史作用。

　　三、中国共产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和推动了

　　新疆统战工作的深入开展，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新疆的建立与发展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中国半殖民地化日益加深。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指出：“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在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宣言》号召全国各界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全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盛世才发表了《一年来的政治回顾》，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宣言。1936年3月15日，他在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的信中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完全正确的”，“它不仅是在全中国取得苏维埃胜利的惟一正确的策略，而且是与帝国主义和日本斗争，解放中国，在目前时期惟一正确的策略”，中共应当“成为统一战线的核心”。蔡锦松：《盛世才外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87—188页。7月14日，盛世才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七项救国纲领》中提出，“全国各族各界同胞一心一德精诚团结以救中国”，“停止内战，以最坚决的斗争反对侵略与瓜分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盛世才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就为陈云在新疆开展的统战工作进入到在新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阶段提供了必要条件。

　　陈云在《八一宣言》发表后不久到达莫斯科。之后，他在同王明谈话时指出，我们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没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方针。《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0—31页。1935年10月15日，他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报告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时说：“统一战线在当前是绝对必要的，也是唯一正确的方针。”《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在苏联学习和工作期间，他在《救国时报》和《全民月刊》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以第三者的身份所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于1936年3月发表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巴黎《全民月刊》，认为当时的局势，“如再继续内战与剿共，非但不能救国，而且适足以误国。”“以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亦多，如果停止自杀，而共同杀敌，则不仅日本不足惧，我中华民族亦将从此复兴矣！”《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0、91页。1936年4月15日，陈云还在《救国时报》上发表《论全中国学生的救国运动》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观点，是以全国人民利益为出发点的。我们以为今天不问什么党派，不问什么人，只要是抗日救国，即令在其他的一些政见上还有分歧，我们都愿手携手地联合起来。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抗日救国的大团结，只有这个，才是中国全体人民解放的唯一道路。”《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3页。陈云正是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西安事变”发生与和平解决、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形成的历史条件下，奉命从苏联回国赴疆工作的，其在新疆的工作不仅以做好统战工作为首要，而且是为促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服务的。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1937年10月，八路军代表周小舟到迪化与盛世才谈判设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问题。在陈云、滕代远、邓发和周小舟的共同努力和盛世才的同意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在迪化设立。这是八路军驻南京、武汉、西安、重庆、太原、长沙、桂林和兰州之后建立的邻近苏联的八路军办事处。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共与盛世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这一时期，陈云在新疆开展的统战工作和抗日统一战线在新疆的建立与发展，保障了中国共产党经新疆到苏联的国际交通线，支援了全国抗战，同时促进了新疆地方经济、文化、教育、新闻、财政、金融事业的进步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