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云光辉战斗的一生中，负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下简称代表团）的经历占有重要位置。1935年6月，遵照遵义会议后党中央的指示，陈云离开长征队伍，前往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9月底，按照代表团的来电精神，陈云离沪赴苏，出席青年共产国际六大，此后，他化名史平、施平、史宾，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代表团监察委员会委员等职，在代表团工作了两年多（含新疆时期）。在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期间，陈云坚决执行遵义会议以来的党中央正确路线，敏锐把握中国革命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向全民抗日战争新高潮转变的趋势，积极宣传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致力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东北抗联斗争，营救西路军余部，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积极宣传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

　　陈云在代表团工作时期，正值中国革命发生历史性转折，遵义会议确立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的统治，领导主力红军赢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积极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并掀起了新的高潮。而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情况下，这一历史性转折鲜为人知，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当局更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叫嚷中国革命已经灭亡。同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又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所有这一切原因，给陈云在代表团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陈云利用代表团具有广泛国际联系和影响的有利条件，积极宣传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为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中国革命的新发展，发挥了创造性的作用。

　　作为中国革命历史性转折的亲历者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坚定支持者，陈云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一直致力于对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宣传。早在上海时，陈云就不顾白色恐怖的危险和闷热潮湿的气候，在地下状态中奋笔疾书，假托被红军俘获的国民党军军医“廉臣”，撰写了第一部长征简史，这就是著名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在书中，陈云记录了截至一、四方面军会师时的长征历程，热情赞誉红军军心团结、士气旺盛、纪律严明，更以大量篇幅记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雄才大略和高尚品德。在全书结尾，陈云还明确提出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今在国家一发千钧之时，内战则死、对外则生的时候，只要两方开诚布公，何愁不能合作以对外……以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亦多，如果停止自杀，而共同杀敌，则不仅日本不足惧，我中华民族亦将从此复兴矣！”《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页。该书写出后，先由代表团在巴黎主办的《救国时报》和《全民》月刊连载，后于1936年7月在苏联出版单行本，迅速风靡海内外，翻印再版不计其数，成为中外各界了解长征、了解红军、了解共产党的必读之书，有力地宣传了中国革命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抵达莫斯科后，陈云又于1935年10月15日参加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关于长征情况的报告。会后，陈云的报告稿经整理润色，定名为《英勇的西征》，以“施平”名义发表在《共产国际》杂志1936年第1、2期合刊上。在文章中，陈云较为全面地批评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这就是“在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没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方针”、《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长征的仓促行动、不适当的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军事上的阵地战和分散红军主力，赞誉遵义会议“具有伟大历史意义”，陈宇编著：《谁最早口述长征——20世纪30年代红军长征史珍本解读》，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指出：“军事领导人在这一阶段犯了一系列错误。现在，这些错误得到了彻底纠正。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我们拥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英勇无畏，为实现共产国际总路线而奋斗的干部队伍”，《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8页。“我们党应该在新的形势下改变自己的策略，在已占领的阵地的基础上建立起真正的抗日统一战线，并通过这条统一战线来取得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彻底胜利。说我们没有前进，说我们在原地踏步，是毫无根据的”。《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页。所有这些论述，都使共产国际了解到了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打破了王明在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垄断地位，在沟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争取共产国际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革命正确路线的支持方面，陈云的贡献是不可替代和无可争议的。正如美国学者贝奇曼所言：“陈云是支持毛泽东的。另外，毛泽东之所以派陈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和王明通报遵义会议的情况，也说明毛是信任陈云的……只有陈云有资格，也只有他可以离开而不给长征带来困难，因此，只有他可以派往莫斯科”。《陈云与遵义会议》，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65、266页。而陈云这一重要贡献的历史意义，早已为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所证明。

　　二、致力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陈云在代表团工作期间，正值日本加紧侵略中国、随时准备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际，中华民族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及时提出了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总方针，为此，陈云作出了巨大努力。

　　早在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陈云就已认识到“左”倾关门主义的严重危害，到达莫斯科后，他尖锐地对王明指出：“统一战线在当前是绝对必要的，也是唯一正确的方针”。《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90页。在代表团工作期间，陈云以“史平”名义，在《救国时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明“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认为，今天的解放中国人民的基本问题，就在联合中国所有的一切力量去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挽救中华民族的灭亡”《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的诚意，指出“如果想真正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去，那末，国内战争与抗日战争同时进行是不可能的，是欺人之谈”，《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号召全国人民“要求南京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共同保卫中国领土，抵抗日本的侵略”。《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在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中，陈云尤其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指出“没有全国人民的一致地联合起来反日救国，保卫民族的事业不能成功”。《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8页。并希望爱国学生运动尽快实现与工农的结合。在斗争方式上，陈云一再强调要顾全大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必须利用各种可能的合法机会”、《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第40页。争取社会同情，批评群众运动中“热情和愤激太甚”《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的“左”倾表现。指出：“应该不问平昔的政见，不问阶级，使学生会、工会、商会及一切文化界职业团体，大家联合起来一致救国。商人之加入救国联合战线，在许多情形之下，更加可以扩大联合战线的阵容”。《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告诫爱国进步学生摆脱“左”倾关门主义的成见，对觉悟不够、政见不同的学生耐心说服教育，“吸引这些派别来共同工作，各输救国的意见，这样才能巩固与扩大这个组织的力量”。《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3页。在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奔走呼号的同时，陈云还充分利用代表团的有利条件，以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为指导，积极促成国共两党的接触， 1936年初，在陈云的主持下，代表团决定由潘汉年担任中共方面的联系人，回国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成为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前奏。

　　三、领导东北抗联斗争

　　自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时起，中共中央就与东北抗日联军失去了组织联系，此后，东北抗联一度由代表团领导。1935年10月2日，陈云以“史宾”的化名，同曾山（化名唐古或唐谷）、潘汉年（化名白林）、孔原、魏拯民（化名冯康或冯空）、杨松（化名吴平）、赵毅敏（化名一民）、王明、康生一起，担任代表团满洲问题委员会委员，主持领导东北抗日斗争。1936年1月24日，张闻天致电朱德：“兄处组织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315页。此举标志着党中央已实际批准东北抗联在组织关系上归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成员中，只有陈云曾直接领导过抗联斗争。

　　在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期间，陈云曾多次听取魏拯民、赵毅敏等关于东北抗日斗争的汇报，了解东北斗争状况。多年组织工作的实践，使陈云对干部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以主要精力从事教育培养抗联干部的工作，把遵义会议以来的党中央正确路线贯彻到东北抗日斗争中去。在莫斯科期间，陈云于1936年2月11日被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指定为9人委员会成员，负责审查关于培养中国共产党干部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一直领导斯大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第八分校（即抗联干部学校，校长赵毅敏）的工作，并在该校担任党建和工会建设课代理副教授，向抗联同志讲授“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苏维埃和红军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第五次反‘围剿’的经过，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和遵义会议”。《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96页。他的讲课在渴望了解内地革命斗争状况的抗联学员中引起强烈反响，对抗联同志了解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的政治路线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也使他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奋斗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韩光党史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11页。。对于陈云的讲课，韩光回忆：“史平作报告，从来不拿稿子，讲的都是我们想知道又不知道的国内政治形势。比如，他讲红军长征问题，讲遵义会议，讲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分析、批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领导上所犯的一系列根本性错误……，讲这些党内的大事，对我们这些在异国他乡的年轻共产党人是极大的鼓舞和教育。我和刘仁、李范五、林纳等同学经常讨论史平同志的报告，对他的每个观点，所述的每一历史事件都特别感兴趣。我们猜测他一定是中央领导，为了工作需要才改了姓名。不久后我终于弄清楚了，原来史平就是我从《斗争》上知道的陈云同志”。《韩光党史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53页。在陈云等的教育下，这批抗联同志的政治理论素质大有提高，此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如韩光、李范五等返回延安，在各条战线上为党和人民作出了新的贡献，魏拯民、李延平（抗联第四军军长）、陈荣久（抗联第七军军长）等则返回东北战场坚持斗争，最后相继为国捐躯。

　　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陈云没能亲赴东北抗日战场。但他的著作一直对东北抗日斗争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中首推陈云以“史平”名义在《救国时报》第67期上发表的《革命运动的发展与奸细的破坏》（1936年10月1日撰写，收入《陈云文选》第1卷时改题为《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防止奸细的破坏》）一文。这篇文章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背景下，全面论述了反奸细斗争的重要性和识别奸细的方法，提醒全党在扩大统一战线和壮大党的队伍时注意保持党的纯洁和巩固。该文通过《救国时报》传入东北后，一直是抗联反奸细斗争所遵循的主要依据。1938年2月20日，李兆麟和时任北满临时省委书记的张兰生曾联名致函北满抗联各军负责同志和军师党委，正式确定以“史平论文”作为北满反奸细斗争的指导方针。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陈云在《革命运动的发展与奸细的破坏》中明确指出： “在现在这样极端受压迫的困难条件之下，许多地方的革命组织常常会遭受破坏，与每个革命者有失去联系的可能。这虽然是革命运动中相当的损失，但这决不是说每个革命者就不能进行独自的革命工作。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证明，革命者与革命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是常有的。外国有过许多地方的革命组织不能存在，而只能由很少数的领导人出版一种报纸，在这个报纸上时常登载指导革命的战略和策略，而那些与革命组织失去联系的革命者，也并不因为与革命组织失去联系而不能工作。恰恰相反，他们按着这些由远方来的报纸上的指导方针，独立地去进行革命斗争。这种做法，反而创造出许多能独立工作的出色的革命者”。《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页。这一论述正与当时及以后东北抗联的情况相符合，在与中共中央长期失去组织联系的情况下，抗联同志们根据陈云的指示，以《救国时报》、《新华日报》为指导，自觉遵循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错误倾向，坚持东北抗日斗争直至胜利。正如李兆麟于1939年4月25日给金策及吉（东）北（满）联席会议诸负责同志的信所说：“目前东北民族革命运动，不但迫切需要与中央建立直接联系，同时还需要与党中央的机关报纸，各种杂志刊物建立直接输送到东北的工作，目前吾党的党员和群众组织，需要这些刊物杂志，比任何时候都迫切。因为党需要造就大批新战士，需要强固的工作基础，而没有这些列宁主义的武器是不行的……中央经过这个联系，可以指导我们”。《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集汇集》甲54，第386—387页。

　　继《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防止奸细的破坏》之后，《随军西行见闻录》和《英勇的西征》也对东北抗联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详细研究《随军西行见闻录》的基础上，1938年10月27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给许亨植、张光迪等发出指示，关于西征及西北突击问题，强调：“耐心的坚定不移照着中央的策略路线才能实现。事实上，红军西征仍不免穿越西康大山，何况我们薄弱的东北游击队。因此我们必须采取逐渐的伸张，沿着山边前进”。《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集汇集》甲24，第158—159页。这一重要思想和前两批西征部队的经验，为李兆麟成功领导第三批西征部队完成任务，提供了有益的借鉴。1939年6月15日，在李兆麟主持下，东北抗联第三路军训练处发出关于党政工作问题的指示，确定将《随军西征见闻录》作为干部训练班教材。直至1940年5月15日，中共龙江工委还致函北满省委，索要《随军西行见闻录》和《英勇的西征》，以便组织学习传阅。在学习《随军西行见闻录》和《英勇的西征》中，中共北满省委还从东北实际出发，一直强调以长征中的“化外党”为榜样，坚定革命气节、独立开展工作、经受严峻考验。不仅如此，通过学习《随军西行见闻录》、《英勇的西征》和滕代远（化名李光）的《中国工农红军的生活状况》，抗联同志掌握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基本原则，并以此为指导，由李兆麟形成了一套具有抗联特色的军事纪律体系，即“十大要义”。

　　在代表团领导东北抗联斗争的实践中，陈云详细了解了包括金日成在内的抗联干部的情况，与许多抗联同志结下了深厚情谊，这段经历也为他以后在延安党中央继续领导东北工作、特别是领导东北解放战争奠定了基础。

　　四、营救西路军余部

　　陈云在代表团的工作中，营救西路军余部和开辟新疆工作占有重要位置，仅从时间来看即达陈云在代表团工作时间的一半左右。1936年10月，代表团决定组建一个同时代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代表团，由陈云任团长、滕代远任副团长，另外配有翻译冯铉（冯仲云之侄）和技术人员段子俊及报务人员李春田，组织力量迎接西路军。季米特洛夫还设了家宴，特意为他们送行。

　　在出发前夕，陈云还通过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和苏共中央，为西路军争取了包括90辆坦克和90门大炮在内的一批武器弹药。但因西安事变后时局急剧变化，特别是由于西路军的失败，这批援助未能发挥作用，陈云也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营救西路军余部和开辟新疆工作上。1937年4月23日，陈云偕滕代远抵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就任中共首任驻新疆代表。此后，陈云利用当时新疆军阀盛世才标榜进步并与苏联关系密切这一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工作。当天，在和滕代远一起会见盛世才时，陈云就提出了将西路军余部接至迪化休整问题。几天后，陈云、滕代远又亲率新疆教导团特科大队，前往星星峡接应西路军余部，并在途中击溃了阻挠红军入疆的地方军阀尧乐博斯所部。5月1日，陈云、滕代远在星星峡与李先念等西路军同志热情相见，给予鼓励。

　　为使伤残疲惫的西路军同志尽快恢复健康，陈云还多方努力，从盛世才处争取了大量物资，发放西路军同志，嘱咐他们：“你们先给我执行两个任务：第一要吃好饭，第二要睡好觉”。《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09页。对陈云的关怀，西路军战士铭记终生。黄火青在回忆录中写道：“党中央的关心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陈云同志在五一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大家听了更是兴高采烈，使我们这些从祁连山荒原僻野中历尽艰辛长途跋涉出来的红军战士，精神上得到极大慰藉”。《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10页。

　　在与西路军战士的谈话中，陈云热情赞誉：“你们是沙里淘金，是党的宝贵财富”。《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16页。为保护这批“宝贵财富”，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陈云和滕代远等一起做了大量工作。回到迪化后，陈云多方努力，将西路军同志妥善安置，对外称为“新兵营”，并为他们争取了较好的生活条件，使他们得到了足够的米面、羊肉、豆腐等食品，在服装医疗方面也有保证，从而迅速恢复健康。此后，陈云又和滕代远一起，主持了西路军同志的政治和文化学习，向他们宣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和国际形势，组织他们学习马列主义，并按个人程度开设了3个文化学习班。在陈云、滕代远等和西路军同志的一致努力下，仅在两个多月里，西路军战士的政治文化水平都有极大提高。普遍达到认识3000字左右、学会四则运算和百分数的标准。在7月中旬组织的政治文化考核中，参加语文测验者106人，成绩在90分以上者51人，参加数学测验者390人，成绩在90分以上者192人，均接近半数，“参加政治测验的四十八名干部，对党的重要政策问题都有所了解”。《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17页。在此期间，陈云反复研究如何安排使用西路军同志的问题，多方努力争取将他们送往莫斯科学习，1937年6月19日，在给王明和代表团的信中，陈云指出：“现在到了迪化的四百多人都是百战余生的人，每个兵士训练一下就是我们将来的军事干部……今后对于中国革命不知能做多少工作”。《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17页。在信中，陈云还严肃批评了王明对西路军同志事实上的撒手不管态度，要求王明立即允许西路军干部赴苏休养和汇报工作，并表示不同意共产国际随意分配使用西路军干部。“如果你们承认我是一个中央委员，如果你们还是要我在这里工作……这两件事你们必须明确答复我，我才好做事，否则我真是应付为难。你以不理或不着边际的‘考虑’两字来答复我，我很不满意。这个态度不能共事！是则是！非则非！应该明白答复……一切分配干部的标准，你们应该共同讨论好通知我如何执行……这个问题王明必须负责用中文电报答复我，我自己才有所适从的去分配……如果这个问题你们不答复的话，那末我作为你们同意我的意见，不主张在这里分配，那末我也就一个干部也不放手”。《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18页。

　　由于种种原因，西路军同志未能赴苏，改为留在迪化学习。此后，陈云又敏锐把握当时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形势，利用盛世才与苏联的密切关系，作出了“利用新疆在三年内培养五千军事的新干部”《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9页。的规划，教育西路军同志：“我们要战胜日本侵略者，不能光靠步枪、刺刀，也需要有飞机、大炮、装甲车来对付侵略者。现在没有，将来总会有的！等有了再去学就晚了……空军是很复杂的技术兵种，要建自己的空军，必须及早培养人才”。《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223页。此后，在陈云的领导和组织下，党利用新疆特定历史环境下的暂时有利形势，争取苏联的支持，及时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特别是空军骨干，为新中国建立空军、炮兵等技术兵种、实现国防现代化作了初步但卓有成效的准备。

　　1937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告陈云和共产国际书记处：“全国工作大开展，领导干部不够分配，请即刻将陈云……等诸同志派回中央工作”。《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23页。29日。陈云同王明、康生等同机返回延安，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投入了新的战斗。在代表团工作的两年中，陈云坚定执行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既是中国革命历史性转变和新高潮的见证者，又发挥自己身处国外、联系广泛的特有优势，为中国革命历史性转变和新高潮作出了多方面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