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当长时期中，遵义会议研究重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作用和影响，这是无可厚非的。可是，对遵义会议的成功过分地、不适当地突出毛、张、王的地位和影响，或拔高，或掩饰，而忽略了其他会议参加者的作用和贡献，这是不可取的。50多年前，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说过：“党在1935年的转变，基本上就是党的高级干部的多数从失败中得到了经验，提高了觉悟的结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5页。因此，对于遵义会议的每一位参加者，特别是当时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就连博古、李德，我们都应以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加以审视和研究。本文根据目前掌握的有限材料，仅将陈云对遵义会议的历史贡献作一粗简的阐述。

　　一、自觉认识的思想基础

　　陈云自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上海组织领导过工人、农民运动；担任过各种不同的领导职务。1930年9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翌年1月，陈云出席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会议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直接控制下进行的，积极支持王明等人指责李立三是“左”倾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从而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冒险主义还要“左”的观点。陈云在这次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开始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的党中央领导机关工作。他在一次王明主持召开的会议上说：“对于党内问题，大家有争论是应该的，不应以派别观念来理解党内斗争。”《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页。表现出自己对党内斗争开始有所思考。毋庸讳言，陈云在“左”倾中央领导下，难免在其分管的工作中，或多或少地带有“左”的痕迹；然而，由于他和其他领导人明显的不同出身和经历，使他在宗派主义很突出的中央领导层中，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应如何对待党内问题的争论，他态度鲜明地反对把党内争论变成党内派别斗争。正是他的这种正确态度和立场，在尔后举行的遵义会议上，对于清算博古、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其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1931年9月中旬，王明赴共产国际任职，周恩来将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经中央负责人商议，决定成立由六人组成的中央临时政治局，陈云是六人成员之一，博古负总的责任。1932年3月，陈云被任命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参加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1933年1月，陈云和博古从上海出发，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下旬抵达瑞金，陈云仍任苏区中央局成员、常委，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党团书记、副委员长兼福利部长。

　　陈云到瑞金后不久，以博古为首的中央局开展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打击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干部，强化了“左”倾路线的统治。由于陈云刚到苏区，对这场党内宗派主义斗争不甚了解。他曾说：“那时，我们很无知，跟着走，对那么大的事也没有好好想想。”《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33页。透过他的讲话可以看出，被共产国际迅速推上领导岗位的陈云，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完全突破临时中央“左”倾思想的束缚，不可避免地跟着“左”倾错误路线走。然而，陈云在实际工作中开始对“左”倾错误及其纠正方法有所思考，他在1933年6月28日撰写的《在纠正工人经济斗争“左”的倾向中我们所作的错误》一文，突出而又鲜明地将如何纠正工人经济斗争中“左”的倾向，公开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一）没有耐心说服和充分准备工作，没有解决工人实际上遇到的困难，而企图以‘命令’的方法来纠正‘左’的倾向，不仅不能纠正‘左’的错误，反而会在工人中引起不满情绪。（二）保护工人日常利益是工会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这一工作做得愈好，愈能使群众了解‘左’的错误的实质。……（三）各级工会在纠正‘左’倾错误时，不能空讲原则，要具体领导工人解决他们认为已经行不通的合同条文。只有把原则和实际结合起来，才能使工人了解与接受工会的领导。”《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页。文章所批评的是纠正工人经济斗争中“左”的倾向时所犯的错误，虽然还不是指“左”倾路线，但是将“左”作为一种工会工作中的倾向如此尖锐地提了出来，并且指明纠正错误的方法；说明陈云开始努力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思想已处于逐步变化的过程中。这在当时总的政治环境中，不能不说是一个认识上的重大突破。而这种自觉的认识也就构成了陈云在遵义会议能够支持撤换“左”倾领导人尤为重要的思想基础。

　　二、支持遵义会议召开的历史贡献

　　大家都知道，遵义会议是在长征途中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有一个从酝酿到召开的过程，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这个过程中始终起了主导作用，对我党历史上这一生死攸关的转折，作出了杰出贡献。但是，他们的贡献和作用离不开其他领导同志的合作。陈云就是在这关键时刻同毛、张有过很好合作的战友。关于陈云是如何同毛、张合作，为支持遵义会议召开作出贡献的，过去人们了解很少。最近几年来公布了一些珍贵的文献资料，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史实和信息。

　　1陈云在中央苏区时就开始对毛泽东有所认识。他在回忆长征前后时说：“在瑞金时，我住在总工会。那时根本不懂得军事问题，所以也没有听到过什么反面意见。当时听说，共产国际讲毛主席的路线是右倾。但是我觉得，毛主席讲话很有把握，而博古他们讲的是‘洋道理’。”《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33页。陈云在这里不仅说明他同毛泽东的认识是在中央苏区工作时，而且以他亲身的体会阐明了由于毛泽东了解中国国情，讲话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而博古则是照搬苏联革命的经验和书本上的词句，这是两人的明显不同之处，也流露出陈云对毛泽东的敬佩之情。在毛、博两人间，应该说陈云和博古相处共事的时间比毛泽东长些，而陈云由于经历过农民、工人革命运动的实践，更因他不参与党内派别活动，这使他能够客观公正地看待党内的领导人和事。仅此一点来看，对于配合当时还不在中央领导核心的毛泽东进行纠正“左”倾错误的斗争，其重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2长征出发后，陈云在战争实践中认识到军事指挥的错误。陈云自参加革命后从未做过军事工作，正如他自己所说“根本不懂得军事问题”，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因住在总工会，“也没有听到过什么反面意见”。长征开始后，陈云在后卫部队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经过两个多月的浴血奋战，使他深深认识到，部队之所以遭受到损失过半的惨重损失，完全是由于“靠铅笔指挥”的军事领导人的错误指挥。陈云在谈到长征初期军事领导人所犯错误时说：“第一个错误，就是部队出发西征之前，在党内、军内和群众中间没有进行足够的解释工作。……第二个错误，就是我们上路时所带的辎重太多，……第三个错误，就是纯军事性质的错误。我们仿佛总是沿着一条用铅笔在纸上画好的路线，朝着一个方向直线向前。这个错误很大。结果，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遇着敌人迎击，因为他们早已料到我们将出现在哪里，将往哪里前进。于是我们变成了毫无主动权、不能进攻敌人，反而被敌人袭击的对象。……”《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陈云在战争实践中认识到军事指挥错误带来的严重后果，对遵义会议解决军事领导问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3陈云明确表示赞同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人。1935年1月上旬，红军攻占黔北重镇遵义城后，虽然暂时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困，但四面八方几十万的敌军正向遵义蜂拥而来，并非如有的文章所说，红军到遵义后摆脱了敌军追击，得以平安休整。彭德怀在遵义会议中途返回前线指挥作战，说明当时党和红军仍处于十分紧迫的战争环境。这时要总结和解决军事领导问题，是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还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看起来是会议召开的形式问题，但确实是一个值得中央领导层考虑的问题。开政治局会议，范围小，解决问题快；遵义会议前的三次会议都是政治局会议。而陈云身为中央政治局六位委员之一，他之所以“明确表示赞成张闻天提出的应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页。因会议不仅单纯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遭受惨重损失的经验教训，更主要的是通过总结要解决党和红军的组织领导问题。而陈云一贯主张在解决“左”的倾向时，应该做“耐心说服和充分准备工作”，不应用“命令”的方法，要“使群众了解‘左’的错误的实质”，“不能空讲原则，只有把原则和实际结合起来”，才能使群众了解并接受领导的思想。所以，他积极主张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尽可能让党和红军的所有领导人，通过参加会议认识到“左”倾领导人所犯的错误，而不是开政治局会议，以组织名义“命令”来解决 “左”倾军事路线。

　　陈云曾在自传中写道：“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几次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页。人们知道，遵义会议是党中央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召开的，未经共产国际批准而取消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的职权，自行调整更换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这在共产国际强权统治下的共运史上，是无前例的，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因此，政治局六位委员的意见和态度对会议成败至关重要。据权威出版物的记载，政治局委员们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军事指挥错误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与会的绝大多数同志都批评斥责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连博古也承认“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错误，”然而，谈认识作批判不困难，表态拥护毛泽东出来指挥也不难，因反第五次“围剿”失利，长征出发后，红军人数由86万人减至3万人左右，是明摆的事实。不再让李德指挥军事更不是值得多考虑的问题，他毕竟是顾问，党内、军内无职务；但对博古、周恩来犯了军事指挥错误，怎么有所区别地限制或取消他们的军事指挥权，他们在党内担任的职务是否也要重新调整？调整后新的领导班子又如何组成？今后又怎样向共产国际交待？等重大组织问题，确是与会的每一位同志，特别是政治局委员们需要慎重考虑后表态的关键。毛泽东、张闻天的意见很明确，博古应该下台；除此之外，据现有的材料表明，只有陈云在自己亲笔写的材料中毫不含糊地写明在遵义会议上“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遵义会议的主要当事人张闻天曾说过：“会上陈云是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转引自程中原：《并肩战斗情长谊深——陈云和张闻天交谊述略》，《上海陈云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就连被遵义会议批评的主要人李德也说：“毛泽东……利用这次休整时间，强迫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召开所谓的扩大会议。他之所以能够毫不迟疑地这样去做，是因为他知道大多数在遵义的政治局委员是支持他的，其中除了洛甫、王稼祥和陈云外，还有在某种程度上半心半意支持他的周恩来。”［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3—1939）》，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页。从而印证了陈云在遵义会上的态度和立场。由此可见，陈云的态度是坚定的，同毛泽东、张闻天进行了很好的配合，从而促进了会议的圆满成功。

　　所有以上重要事实说明，陈云虽然较长时期在“左”倾领导机关工作，但他一贯主张“不应以派别观念来理解党内斗争”，所以能够在遵义会议的酝酿和召开的整个过程中，他都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一边，对促进会议的召开并取得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据此也就可以理解会后为何由他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和撰写《（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显然与他对会议所作的贡献有关。

　　三、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央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历史作用

　　从1934年下半年起，由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通讯联络中断，即使在此之前靠电文来往，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活动情况可以说也是不那么清楚的，因而形成了某些错误的看法，如认为红军长征是失败的；王明是中国革命的领袖等等。特别是遵义会议未经共产国际批准，自行调整和增补了党的主要领导人，作为共产国际下属的中共支部毕竟是件大事，新的党中央领导人考虑到应尽快设法向共产国际报告，以争取得到承认和支持，才能维持和巩固遵义会议的成果，否则会议的一切决定都会是暂时的，徒劳无效的。1935年2月上旬，代替博古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经与中央其他领导人研究后，决定派陈云和总政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潘汉年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与共产国际的电讯畅通后，把遵义会议召开理由、进行过程及结果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报告。陈云到达上海后，由于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一时很难恢复，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于9月下旬到达莫斯科。显然，陈云的这次莫斯科之行，担负着重要的、不平常的使命。

　　1935年10月15日，陈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报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和遵义会议的情况。他说明了长征的目的并列举了达到目的的三点根据，即保存了红军有生力量；与红四方面军胜利回师；建立了强大的革命根据地，具备了红军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实力。报告详细地讲述了长征的过程，他把长征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长征出发到贵州。在这一阶段，陈云着重讲了军事指挥所犯的错误，以至到黎平后领导人内部发生了争论，对“靠铅笔指挥”的领导人开始表示不信任，与坚持错误的领导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陈云所说的“靠铅笔指挥”的领导人，不难看出是指不懂军事和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博古、李德。

　　第二阶段是从进贵州开始，到占领遵义城。在这一阶段，陈云讲“抛弃了过去‘直线’行军的做法，转而采取比较灵活机动的行进方式。……前进比较顺利，打进了贵州，攻占了遵义城。……招募新兵扩充了我们的队伍。……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他特别讲道：“第二阶段西征取得的第四个胜利，就是在遵义举行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不仅有政治局委员，还有全体军事领导人、各军团的军团长和政委。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进军四川。此外，我们在这次会上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最后阶段与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大家知道，军事领导人在这一阶段犯了一系列错误。现在，这些错误得到了彻底纠正。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了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这是遵义会议后新的党中央委派的代表，首次向共产国际领导人报告遵义会议的情况。陈云明确地指出遵义会议推选毛泽东担任领导，用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过去的领导人。对此，共产国际领导人当场未表示有任何异议。

　　第三个阶段从攻占遵义城到过长江。陈云在报告这一阶段时用一些重要战例，强调说明遵义会议后的领导班子，由于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掌握了红军进攻的主动权，从而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陈云在报告最后，还总结分析了长征取得胜利的原因。他指出：首先，我们有真正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红军指战员。第二，是我们党真正成熟起来了，尤其是党的领导人成熟了。进一步阐述了召开遵义会议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们党当然犯过某些错误，但它用自己的力量纠正了。像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犯错误时期需要共产国际出面干预的情况，再也不会有了。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第三，是我们所到之处都得到群众的支持。陈云在总结长征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原因后，也报告了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我们过去缺乏正确的政治方针，否则长征时期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通过陈云的报告，使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开始对中共领导的长征有了全面的正确认识，初步认可了遵义会议的成果。1936年初，共产国际根据陈云报告的内容，经过整理编辑后，以《英勇的西征》为题，发表在《共产国际》（中文版）第1、2期合刊上，署名施平（陈云当时在莫斯科的化名“史平”的谐音）。《英勇的西征》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的艰苦卓绝的长征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说明陈云不负遵义会议后新的党中央的期望，圆满地完成了所交予的重任，为尔后战胜张国焘的分裂阴谋，确立毛泽东在全军全党的领导地位奠定一定的基础。所有这一切表明，陈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报告，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史上，是一次关键性的、具有转折性的报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