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一生注重党性修养，加强党性锻炼。陈云的党性修养集中体现在他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之中，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辉典范。当前，认真学习和大力弘扬陈云坚强的党性，对于增强当代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提高党员的素质，保持党的先进性，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陈云的事业观

　　所谓事业观，就是指对事业的目的和意义的根本看法和态度。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事业观。陈云的事业观，就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仰，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奋斗终身。江泽民曾指出：“陈云同志的一生是坚贞不渝的共产主义者的一生。他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对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无限忠诚。”《陈云和他的事业》（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这是对陈云事业观的高度概括。

　　（一）陈云是怎样选定共产主义的

　　陈云出生的年代，中华民族正处在危难之中，社会的黑暗，人民的苦难，使得无数志士仁人开始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童年的陈云是悲惨的，父母先后去世，由舅舅、舅妈把他带大。1919年，由于经济上的原因，陈云放弃了继续求学的念头，来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在商务印书馆，陈云有机会接触到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种种思想和政治主张。起初，陈云曾“很赞成吴佩孚，后又很相信国家主义派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再后来，接触到三民主义，“觉得孙中山的道理‘蛮多’”。《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因此，他曾加入国民党，并成为国民党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分部的首创人之一。

　　但是，陈云对主义的追求并不是到此为止，他仍然把各种主义放在一起比较。五卅运动后，陈云在上海通讯图书馆读到了《共产主义ABC》、《马克思主义浅说》和《资本制度浅说》，感到：“这些书看来它的道理比三民主义更好”。陈云开始“了解了必须要改造社会，才能解放人类的道理”。1925年，由于领导工人运动的实际锻炼和大革命潮流的影响，陈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陈云自己曾说过：“我自觉入党时经过考虑，而且入党以后，自己觉得此身已非昔比，今后不是做‘成家立业’的一套，而要专干革命。这个人生观上的改革，对于我以后有极大的帮助。”《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自此以后，陈云把一生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无论是在领导工人运动，还是农民运动；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遇到逆境，他始终保持着崇高的精神境界，始终坚信共产主义理想。

　　（二）从革命岁月的艰苦斗争看陈云的事业观

　　革命斗争是危险的，正如陈云所说：“这个事业（共产主义事业——笔者注）要遭遇阶级敌人死命的反对——有生命危险。”《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9页。但是陈云从来没有惧怕这些危险，在领导农民运动中，几次险遭被捕，舅父母也再三劝阻，陈云还是决定举行农民暴动；特科时期，他冒着生命危险，为党筹集经费，保护了一批党员干部；长征路上，为了恢复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陈云在席懋昭的护送下，经过戒备森严的国民党驻地，来到上海，后又远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领导人汇报了红军长征前期的情况。

　　1937年底，陈云回到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达七年之久。1944年，陈云调任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他丝毫没有受到工作变动带来的影响，他认真分析边区的经济形势，提出解决的办法，很快就把边区的经济治理好。1945年，陈云又主动要求到东北工作，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南满斗争，取得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陈云之所以能够冒着生命的危险不断地进行斗争，因为他深知：“没有革命干部坚持不懈的奋斗，革命胜利是不会自流地到来的。”《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101页。革命不胜利，也就不能实现共产主义。因此，陈云指出：“一个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页。

　　（三）从建设年代的艰辛探索看陈云的事业观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长期主持财政经济工作，提出过许多正确的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和重大措施。在这期间，陈云也受到错误的批评，遭遇政治上的冷落。1956年的反冒进，陈云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参与、主持制定了许多正确的决策。但是，正是由于这次反冒进，陈云受到了毛泽东严厉的批评。毛泽东指出：反冒进是政治问题，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的同志离右派不远了，大概只有50米等等。在这种形势下，陈云只能是不断地进行检讨，也就无法正常地领导经济工作了。

　　但是，陈云仍然密切关注经济形势，在“大跃进”运动后，陈云再一次领导经济调整。后来，由于提出分田到户，又受到严厉批评和冷落。此前，毛泽东曾多次批评过“包产到户”，有人劝陈云不必急于提出，但陈云说：“我担负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任务，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此事提与不提，变与不变，关系到党的声誉，关系到人心向背，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怎能延误时机。”《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页。这充分表现了陈云对共产主义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于若木曾说过：“他受到了冷落，不让他过问经济工作了。陈云同志还是很冷静地、很坦然地面对这种境遇，没有对党的事业丧失信心。”《陈云家风》，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云被下放到江西蹲点，逆境中，陈云并没有改变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他利用这段时间系统地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等著作，进一步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四）从改革时期的艰巨任务，看陈云的事业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压力和挑战。在发展的过程中，要破解一系列的发展难题。20世纪80年代初，针对社会上个别人宣传“共产主义遥遥无期”，鼓吹“共产主义渺茫论”，陈云指出：“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应当说，共产主义遥遥有期，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嘛。”朱佳木：《论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60页。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他再次指出：“共产党员的标准是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资本主义必然要被共产主义所代替”，“我们可以充满信心，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2—333页。1985年，陈云又强调：“要使全党同志明白，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非常重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页。

　　可以说，陈云晚年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针对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形势，他提出经济调整的具体方针；针对干部老化现象，陈云指出要大力选拔中青年干部；针对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他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一齐抓；针对环境污染等问题，他要求经济的发展绝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从陈云晚年提出的这一系列措施来看，他的思想并没有因为到了晚年而僵化，而是密切关注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不断探寻解决新问题的方法。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很好地诠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这句崇高的话。

　　二、陈云的工作观

　　所谓工作观就是对待工作的态度和指导工作的方法。陈云的工作观具有丰富的内容，江泽民指出：“从我国国情出发，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清醒地科学地分析和判断情况，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踏实细致地开展工作，并下大的决心一干到底，干出成果，这是陈云同志鲜明的工作特点和领导风格。”《陈云和他的事业》（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总的来说，陈云的工作观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精神

　　毛泽东曾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8页。陈云也指出：“一切工作方法，必须随着每个地方的不同情形来决定。”《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陈云是实事求是的楷模。他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把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在苏区时期，陈云就在全总工作中开始了局部的纠正“左”倾错误的斗争，提出了一些切合实际的看法；在延安时期，陈云始终以实事求是为准则，大力发展党员和党组织，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多次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指导思想，如：“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等等。

　　陈云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些正确的主张，不仅仅是他在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更为重要的是，他找到了实现实事求是的办法。正如陈云所说：“为了弄清‘实事’，我把它概括为六个字，就是：交换，比较，反复。”《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页。可以说，这六个字是陈云坚持正确工作观的基础。因此，只有在工作中真正地运用这个六个字来分析问题，我们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其实，在进行“交换、比较、反复”的过程，也就是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这也是陈云一生“没犯过大错，小错也很少”的原因。陈云指出：“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有的同志却反过来，天天忙于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很少调查研究实际情况。这种工作方法必须改变。要看到，片面性总是来自忙于决定政策而不研究实际情况。”《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这段话体现了陈云实事求是的精神，丰富了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

　　（二）勤奋学习、坚持工作的态度

　　陈云工作观的另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把工作与学习结合起来，做到学习与工作两不误，相互促进。陈云的学历只有高小，但是他在革命生涯中能够坚持自学，他指出：“学习不是一朝一夕，要长期下苦工夫。主要不是进学校，而是靠自修”，《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9页。“在工作中学习是最主要的办法，是最靠得住的办法。”《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7页。延安时期，陈云就是边工作边学习，“他工作再忙，即使有时从书记处开会回来天已蒙蒙亮，第二天照旧参加机关的学习讨论”。毛泽东称赞陈云在学习上“有‘挤’的经验，他有法子挤出时间来看书”。正是凭借着这样的劲头，陈云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为以后领导经济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针对有的同志认为只要把工作做好就可以了，不需要学习，陈云指出：“一天到晚工作而不读书，不把工作和学习联系起来，工作的意义就不完整，工作也不能得到不断改进。因为学习是做好工作的一个条件，而且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188页。通过学习，我们可以掌握工作中所需的新知识，可以在工作中更加游刃有余地处理遇到的新问题，从而更加有利于党的事业的发展。

　　陈云为党的事业奋斗了一生，也是坚持学习的一生。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繁重的工作任务，陈云还是没有忘记学习，他强调：“国家经济建设对我们来说是一项新的工作，我们需要努力学习”。《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88页。“一五”时期，面对大规模的国家建设，陈云提出：“我们应该一方面在生产和工作中学习，总结自己的经验，提高自己的能力；一方面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知识，合理地运用到生产和工作中去”。《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37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陈云率先做到“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他还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好哲学，终身受用”。

　　（三）兼顾两面、抓住关键的方法

　　陈云独具特色的工作观还表现在，把辩证法运用到工作中，强调各项工作都必须兼顾两面，抓住关键，注意结合。正如陈云所指出：“工作要抓住中心，照顾其他。中心为主，做到全局与局部的一致。”《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在领导经济工作中，陈云强调：要正确地处理重点与非重点、速度与质量、吃饭与建设以及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等辩证关系。只有正确地、科学地处理这些关系，我国的经济才能实现快速、健康地发展。在党的工作中，陈云指出：要正确处理党员的数量与质量的关系，要正确地处理党的支部与党员队伍建设的关系。在选拔干部中，陈云要求：要坚持德才兼备，要坚持“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的十二字方针。在改革开放中，陈云强调“两个文明一起抓”，“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键是搞好执政党的党风”。《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8页。如此等等，举之不尽。由此可以看出，辩证的方法在陈云的工作中普遍存在。

　　陈云在工作中不仅能够全面地看问题，而且还能够在复杂的形势中理出一个头绪来，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之处。薄一波曾说过：“陈云同志从全面的调查研究入手，掌握大量材料，加以分析，找出矛盾，特别是注意抓住带全局性的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得力措施，加以解决。这种领导经济工作的方法，就是善于牵住牛鼻子，因而进退自如，疾徐由我，真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了。”《缅怀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1页。“善于牵住牛鼻子”就是善于抓住事物的关键。在东北时期，陈云主持东北的财经工作，面对着存在的诸多问题，陈云指出：“东北财经工作要做的事情很多，问题也很多。最重要的是抓几个要点，或者说要抓几个‘牛鼻子’，只有牵住了‘牛鼻子’，才能牵住整条牛啊！”王为衡：《领导经济工作，要善于牵住牛鼻子——谈谈陈云惯用的一种工作方法》，《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0年第11期。东北时期，陈云主要抓住车辆运转的周期、运转数量、财政收支平衡、货币和商品供应的平衡等问题，从而很快实现了经济的正常运转。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在平抑物价，还是经济调整中，陈云总能抓住关键的事物，从而成功地领导经济工作。

　　三、陈云的政绩观

　　所谓政绩观，就是干部对如何履行职责去追求何种政绩的根本认识和态度。近年来，政绩观屡屡被异化，一些领导干部对政绩观认识比较模糊，“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不断出现。因此，胡锦涛提出：要树立科学、正确的政绩观，使一些领导干部的认识回到科学的内涵上来。探讨陈云的政绩观，对于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陈云的政绩观是什么？胡锦涛在陈云诞辰10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陈云同志执着追求理想、始终忠于党和人民”，“陈云同志对崇高理想的追求，体现在他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上，体现在他对人民的深切关注中。”《陈云与当代中国》第1辑，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这就高度评价了陈云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的高尚情操，高度概括了陈云的政绩观。具体地说，陈云的政绩观主要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亲民为民的政绩观

　　毛泽东曾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页。陈云政绩观的核心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多次指出：吃、穿、用，油、盐、柴、米，这是人民的大事。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不解决实际问题谈为人民服务，则是空话一句”，《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0页。“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0页。可以说，能否真正地位人民谋利益，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是否巩固。为此，陈云不仅从大处着手，抓大事，而且也格外地注重解决小问题，切实做到了“群众利益无小事”。

　　1957年，陈云指出：“蔬菜和其他副食品的供应问题其意义绝不在建设工厂之下，应该放在与建设工厂同等重要的地位。”《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92页。1958年前后，陈云多次指出：要注意解决猪肉供应不足的问题。在陈云的具体指导下，各级党委都注重抓养猪的问题，商业部也一直把配合有关部门抓养猪、抓收购、抓供应，并把抓冷库建设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上。粉碎“四人帮”后，陈云再一次指出：猪肉是副食品的主力，要真正做到抓细抓紧，一抓到底。大白菜是北京市民的当家菜类，但是经常在冬天发生冬储菜烂菜的现象。1982年，陈云在写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一封信中，明确指出：“霜降已过，十一月八日立冬。今年必须避免烂菜。因此，生产、流通、消费这三个环节必须立即组织好。”《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07页。经过陈云同志的过问，北京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提前召开了秋菜存储动员大会，还成立了秋菜指挥部，使得冬储大白菜供应顺利，基本没有发生烂菜情况。由此可见，陈云心中始终装着老百姓，这就与当前有的领导干部为了形象工程，而不顾农村老百姓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功在当前，利在长远的政绩观

　　陈云主张：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对于那些无视经济发展规律，过度占有资源的做法，陈云提出了严重的批评，他指出：“现在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工业生产，都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一种掠夺式的使用资源的倾向，应当引起重视。”《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6页。

　　在治理污染上，陈云指出，“今后办厂必须把处理污染问题放在设计的首要位置，真正做到妨害于先，这是重大问题。”1988年8月25日，他为纪念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召开和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开创十五周年题词：“治理污染，保护环境，造福子孙后代。”为了更好地防治污染，陈云提出三点意见，他说：“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大的国策，要当作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抓。这件事，一是要经常宣传，大声疾呼，引起人们重视；二是要花点钱，增加投资比例；三是要反复督促检查，并层层落实责任。”《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4页。陈云还重视对水资源的保护，他曾指出：“今后工厂的设立必须注意到用水量……即使有水资源的工厂，也应该有节约用水的办法。”《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3页。1990年，陈云提出要从战略高度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他要求，“各级领导部门，尤其是经济、科技领导部门，应该把计划用水、节约用水、治理污水和开发新水源放在不次于粮食、能源的重要位置上，并列入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加以实施，以逐步扭转目前水资源危机的严重状况。”《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5页。除此之外，陈云还提倡对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的保护，并多次强调：决不能为了一时的经济发展而大肆破坏生态环境。

　　当前，有的领导干部为了追求经济上增长的高速度，而不顾生态环境的保护，甚至给人民的生命带来严重的威胁。对于这些领导干部，应该以陈云为榜样，树立功在当前，利在长远的政绩观。

　　（三）经得起实践、历史检验的政绩观

　　政绩观有真假之分、显隐之别，领导干部必须树立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政绩观。陈云一生崇尚真抓实干，始终扎扎实实地推进各方面的工作，也就形成了经得起实践、历史检验的政绩观。“大跃进”运动中，全国各地都希望大干、快干，于是指标层层加码。在这样的情况下，陈云并没有跟风，而是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基建项目的施工次序要分别轻重缓急进行排队，在施工中要抓好工程质量，避免发生较大的伤亡事故。他指出：“总的情况是只图数量，不顾质量；只讲‘多快省’，不讲‘好’；片面地不适当地强调节约，把不该破除的规章制度也破除了；只注重搞群众运动这一面，放松了业务和技术管理制度这一面；任务很大很急，新工人和设备与之不相适应。”《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大跃进”运动中，陈云尽可能地减少损失，而不是去创造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长期受到“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的倾向还严重存在，又出现了新的“跃进”。陈云冷静地指出：“搞建设，真正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搞下去就快，急于求成反而慢，这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页。调整就是“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这次调整不是耽误，如不调整才会造成更大的耽误”。在大家都希望经济能够快一点向前发展的时候，陈云却提出经济要“后退”。事实证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之所以能够快速、健康的发展，就是建立在这次调整之上，而领导这次经济调整的陈云，也被历史记上一大功。

　　陈云党性修养的上述“三观”是一个整体，相互联系，事业观决定工作观、政绩观；工作观是事业观、政绩观的落脚点；政绩观是事业观、工作观的最终体现。江泽民说：陈云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美国学者大卫·M贝奇曼称陈云是“道德典范且为人正直”。这一切源于陈云的党性修养，因此说，陈云是党性修养的光辉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