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回顾党的历史、揭开平反

　　冤假错案盖子的呼吁，催生了起草第二个

　　《历史决议》的决策1978年11月，中央决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定议程是讨论经济问题。而当时大量冤假错案没有得到平反，“文化大革命”颠倒的是非没有得到澄清。陈云认为，这些问题必须由中央作出适当的、及时的决定，否则是难以团结一致去搞经济工作的。11月12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上发言说：“华主席说，对于那些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的工作，妥善解决。我认为这是很对的。但是，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对此，中央应该给以考虑和决定。”参见《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页。他列举了对薄一波等六十一人集团、彭德怀、陶铸、王鹤寿的错误处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等六个重大问题。陈云的讲话激起了工作会议的强烈反映，许多同志纷纷表态支持和发言响应，使原定的全会议程向着解决历史问题发展。

　　三中全会宣布为彭德怀、陶铸平反，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还认为，由中央作历史决议要慎重，暂时要放一放。陈云认为，做历史决议这件事不能拖延，也不会影响经济建设，反而会促使大家齐心协力搞建设。他在中央两次重要会议的讲话中，都重点阐述了1945年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起到的重大积极作用。

　　1978年12月22日，陈云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讲话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首先在几十个高级干部中进行一次整风会议，连续开了几个月的会。大家面对面地指名道姓地批评和自我批评，认真总结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就开党的七大，全党同志团结一致，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1979年1月4日，陈云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更加明确地指出了通过民主讨论、中央来统一认识的必要性。他说：“这是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对于党的工作着重点从今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对于党内安定团结，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陈云呼吁：“这件事是我们全党最大的事情，只有这样做，安定团结、四个现代化才能实现。如果鸦雀无声，一点意见也没有，事情就不妙。”参见《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页。

　　陈云的呼吁得到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支持。邓小平以后回顾说：“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5、306页。

　　1979年10月30日，胡乔木、邓力群在北京西城前毛家湾1号的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召集有关人员会议传达了邓小平同胡耀邦、姚依林、邓力群的谈话：中央常委研究，起草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现在就着手，明年底六中全会讨论通过。《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正式拉开帷幕。

　　二、陈云在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遇到难题的关键时刻，

　　提议增加建国前二十八年历史，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的

　　历史地位的重大问题1980年6月27日，邓小平看了历史决议第一稿后找胡耀邦等谈话，一针见血地指出：“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7页。他强调说，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晚年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他还说，单单讲毛泽东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

　　1980年10月，起草小组写出第三稿提交党内四千名高级干部讨论。参加的有省军级以上干部，老同志，党内有思考见解的专家。大体上分为4个组：中直机关，大约350人，分8个组；国家机关，大约450人，分16个组；军队系统，大约400人，分11个组；地方，大约3000人，每个省区一个组。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学员大约1600人，也参加了讨论。实际总数大约在5500人以上。讨论从10月中旬到11月下旬，进行了一个多月。随时集中有代表性的意见，写出各期简报上报中央，大约写出1000多期。

　　这是党内规模空前的一次民主大讨论。气氛十分热烈，大家畅所欲言，热烈议论和争论，焦点集中在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

　　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去不久，不少遭受迫害和冲击的人的感情偏激，仍然沉浸在“揭、批、查”运动之中。加上还没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资料和研究论著，对过去的许多事件真相并不十分清楚，有些未经核实的传闻在会上散布后，也激起了不少情绪化发言。因此，出现了一些对毛泽东严厉批判甚至否定的言论。

　　邓小平看了部分简报，敏锐地发现了讨论中的偏向。10月25日，他找胡乔木等谈话，严肃地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8—302页。

　　与此同时，陈云也发现讨论中出现偏差。11月上旬，他两次找胡乔木谈话，针对一些人专攻毛泽东的个人品质和责任问题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毛主席的错误问题，主要讲他的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打击同他意见不同的人。着重写这个，其他的可以少说。二、整个党中央是否可以说，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教训来说，有责任，没有坚决斗争。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怀，那么局面会不会有所不同？应该作为一个党中央的集体，把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在斗争时是非常困难的，也许不可能。三、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60页。总之，党内状况的形成，不是一个人，是个复杂的过程。

　　他的话着重点明了责任问题，成为邓小平讲话的重要补充：毛泽东犯错误，党内许多高级领导干部前期不敢指出和批评，甚至迎合他，造成后来错误难以纠正的局势，也是有相当大责任的。陈云长期作为党的中央领导人，曾经几次纠正毛泽东的错误、挽救危局，他说这些话有资格、有分量，令人心服口服。

　　由于受讨论中少数言论的影响，起草小组11月22日写出的第四稿仍然加重了写毛泽东错误的分量，删去了肯定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观上还认为是在拯救、保护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等动机的话，增加了“有他个人政治品质和思想作风方面的原因”等话，又提出一个犯错误的“毛泽东晚期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互相牵扯不清。对建国以来的成就也讲得不够，有“国民经济被拖到崩溃的边缘”写法。调子比较低沉。1981年2月，起草小组写出第五稿。调子有所提高，删去了“国民经济被拖到崩溃的边缘”、毛泽东“制定和推行了一条左倾路线”等说法。

　　邓小平看了后，感到仍然没有解决问题，3月9日在谈话中再次重申：现在稿子的调门不对头，和原先设想的方针不对头，好像错误都是老人家（毛泽东）一个人的，别人都对。总的说来，我们犯错误还是没有经验，大家都有责任。他强调，中心问题还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他尖锐地指出，千万注意，不要把三十多年的历史写成黑历史。如果这样，产生的效果就会是使人们痛恨我们的党、痛恨我们的决议、痛恨我们写决议的人。3月18日，他再次坚定地指出：这个问题写不好，决议宁肯不写。这是中心，是关键。

　　但是，究竟如何才能既写透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性质，又肯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是个难题。毕竟毛泽东从1957年开始就不断犯错误，直到去世前夕还在坚持他的“文化大革命”严重错误。正像胡乔木当时所说，压力很大，总感觉这样兜圈子兜不出去。这时，胡乔木已经病倒，接替他主持起草的胡耀邦提出一个新方案，写个简单的稿子，着重联系历史经验，写当前的任务和今后的做法，不算细账。但是，这也不像一个历史决议了。胡乔木表示不同意，邓小平也支持胡乔木的意见。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3月24日，邓小平去医院看望陈云。在谈话中，陈云提出了把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后六十年历史联系起来写的意见，使邓小平长久思考的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26日，他高兴地对邓力群说：“前天我去看陈云同志。陈云同志对修改决议稿又提了两条意见。一是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这个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3页。邓小平还要求，《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陈云提倡学习的意见。27日，邓小平在同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的谈话中，又一次转达了陈云关于要提倡学习、主要是学哲学的意见，表示《历史决议》通过后，要搞学习运动，引导大家认真读点书。

　　邓力群去见陈云，陈云在四次谈话中更加详细地说了他的看法，要点是：“《决议》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使大家通过阅读《决议》很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就需要写上党成立以来六十年中间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因此，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段落。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末，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

　　他还回顾了遵义会议、西安事变、延安整风等重大关头上毛泽东的正确决断说：“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即使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时候，许多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忘不了他的功绩，原因就在这里。老一代人拥护毛泽东同志是真心诚意的。”《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在外地养病的胡乔木立即赶回北京，按照陈云的意见组织修改。最大的变化，是增加了建国前二十八年党的历史部分。1981年4月初，按照陈云意见修改的第七稿送党内彭真、徐向前、邓颖超等几十位老同志审阅，大家普遍肯定了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认为比较恰当。开始进入具体修改的最后阶段。

　　1981年5月19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幕。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一批老同志及中央党政军部门负责人，分为五个组讨论第七稿。邓小平在开幕会上讲话，再次强调了陈云的贡献说：“陈云同志提出，前面要加建国以前的二十八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见。”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一致通过了第二个《历史决议》。公报指出：“《决议》的通过和发表，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同心同德地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必将产生伟大的深远的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19页。

　　三、四千人大讨论中，陈云长期领导经济工作的正确思想和

　　卓越贡献,为越来越多人所知，得到衷心赞扬，促使

　　党的决议中第一次写进了对陈云贡献的高度评价在四千人大讨论中，许多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场合，以亲身经历和当时还鲜为人知的事实，回顾了建国以来经济工作的几次大波动和挫折，指出毛泽东的错误的同时，对陈云的正确经济指导思想和在经济困难时期的重要贡献给予了很高评价，呼吁《历史决议》中应予以说明。

　　薄一波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犯了三次“左”倾错误，第一次是1958年到1960年“以钢为纲”，我也有一分责任。“在这段时间里，是有斗争的。反对左倾的大有人在，旗帜鲜明的是陈云同志，他老是讲要综合平衡，基本建设战线过长，要注意人民生活”。毛主席“为了纠‘左’，一度想到陈云同志，出来主持工作。有人形容毛泽东同志的内心活动是‘家贫思贤妻，国难思良将’”。但是到庐山会议，又由反左转到反右，“直到1961年，实在干不下去了，硬着头皮也顶不住了，小平、陈云同志提出调整方针，少奇同志、总理支持。对这十年怎么叙述？陈云同志、小平同志、周总理头脑是清醒的”。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中，四五计划又是“以钢为纲”。第三次是1977至1979年这一段，又是“以钢为纲”。陈云同志“费尽心力，要挽回局面”。“总之，这三个阶段的历史，是继续搞主观主义，搞‘以钢为纲’。写决议，既要写明犯严重错误的同志，又要写明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坚持正确意见的是陈云同志、小平同志”。不写明这一点，就不能说明我们党自己有能力纠正极大的错误。

　　他还举出了几个生动的事例：“毛泽东同志对陈云同志也不是一贯称之为右倾机会主义的。1952年，一次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三年经济恢复已经完成时，讲了陈云同志的决策起了重要作用，当时毛泽东同志说：“陈云同志‘能’。陈云同志的才能我在延安时还没有看出来。”毛泽东同志把财经工作的重担交给了陈云同志。“第一个五年计划，陈云同志是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审定的。有人说都是照搬苏联的一套，不完全恰当。当时，请了一批外国专家，他们提了好多意见，陈云同志说：‘他们的意见是讲苏联经验的，现在我们还不能用，先收起来。’”“陈云同志总是按实际情况办”。参见四千人讨论历史决议第四稿的有关简报。以下均不再注明。

　　时任国防工办常务副主任的周太和回顾1956年到1965年的经济工作说，陈云在1956年就指出“经济上冒了一点，1953年是小冒，1956年又是小冒还大了一点，必须采取措施，反对冒进，使物资、财政、信贷平衡，使经济稳步发展”。但是到1958年的南宁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大批“反冒进”，上到路线高度，使“八大通过的正确路线被搁浅了”。尽管如此，陈云这一时期仍然认真抓了粮食工作，说“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又抓了市场、物价工作，控制建设规模等，使经济稳步前进。陈云对“大跃进”一直是怀疑的，不同意在报纸上发表虚假的粮食和钢铁高产量数字，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核实1959年钢铁产量没有1500万吨，只有800万吨。七千人大会上陈云没有讲话，“会后，少奇、总理要他向高级干部讲清形势”，他“从各方面实事求是地详尽地向广大干部说清真相，受到广泛的赞扬”。他指出，“粮食有很大减产”，“在这非常时期，要采取措施，才能把经济调整过来”，“提出五条重要的应急措施”。十年的历史证明，当我们坚定不移地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的时候，我们的建设事业就能得到迅速的发展。反之，就要遭受损失，甚至倒退。

　　时任六机部部长的柴树藩在发言中系统地介绍和总结了陈云的思想。他说，“陈云同志从国民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在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掌握全盘的财经工作，取得很大成绩。这个时期，毛主席是支持和依赖陈云同志的。”“陈云同志对毛主席的许多错误主张，是不赞成的，但不能说话。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或在毛主席征求他的意见时，他仍积极提出自己的见解。他曾多次剀切陈词：‘我们搞了几十年把中国革命搞成功了，不要在我们手里再把成果丢掉。’”

　　他总结出陈云经济思想的五个方面是：

　　1“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经济管理体制应有灵活性”。他在八大发言主张：（1）允许一部分个体经济长期存在。（2）允许企业有一定自由，商品价格在一定范围波动。（3）工农商业和手工业不要合并，允许单独经营。（4）利用和发挥工商业者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我们今天的某些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政策，实际是回到了陈云同志二十多年前的思想”。

　　2“国家计划必须遵循有计划按比例的客观规律。他强调要进行物资、财政、信贷、外汇、市场的综合平衡。历来反对主观地先兡下几个大指标，然后推算出一个计划，如以钢为纲或以粮为纲。”

　　3“基本建设规模一定要和国力相适应，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积累的比例不能太高。”

　　4“不仅要注意生产发展的速度和数量，更重要的是注意质量、品种、规格和配套，产品要‘顶用’。”

　　5“首先安排好最低的人民的生活”。要安排好农业、轻工业和市场，安排好吃穿用，特别要注意占人口80%的农民的生活。然后再安排重工业和其他。

　　柴树藩说：“陈云同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方针是稳扎稳打，稳步前进，反对急躁冒进好大喜功。”“陈云同志在经济工作中真正贯彻了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原则。他多次强调要实行调查研究的方法，实行全面、比较、反复的方法，强调要听取各方面的反对意见，设想各种可能的反对意见，进行现在、过去、中国、外国各方面的比较和反复，然后才作出决定。决定前要十分慎重，一经决定，就全力以赴，贯彻到底。”

　　柴树藩发言最后说：“我认为陈云同志的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的经济工作以及其他工作是很有现实的指导意义的。实践证明，陈云同志经济工作的见解是正确的。”他感慨地说：“如果从八大以后按照陈云同志的路子进行我国的经济建设，又不搞什么‘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国家不应当是现在的样子了。”

　　时任国家计委顾问的薛暮桥在发言中说，“每次经济上遇到大的困难，总是陈云同志拿出办法，总理和少奇同志支持。”他回顾“大跃进”时期说，“陈云同志1959年就提出缩短基本战线，大家听不进去。”“1962年在总理和陈云同志指导下，财经小组起草了关、停、并、转的决定，后来知道毛主席不高兴，没有敢发出去。”到北戴河会议前，“陈云找毛主席谈话，讲到包产到户问题，主席发火了，从此打入冷宫。”

　　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姚依林在发言中说：“陈云同志在八大的发言，在经济上代表着正确的路线。我同意牛荫冠牛荫冠（1919—1992），曾任商业部副部长，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党组书记，北京商学院院长。同志讲的，陈云同志当时的发言是经济工作上的纲领性文件，包括他在八大后几次会议上的讲话（涉及粮食、市场、基建、钢铁问题等许多方面），基本都是正确的。”正如最近所说，从一定的意义上讲，现在我们还是在贯彻陈云同志八大发言的内容。他感慨地说：“那几年，经济上不行了，就请陈云同志出来，恢复得好一点了，就把他甩开”。

　　时任一机部部长的周子健同意姚依林的发言，他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指导思想，是陈云同志的”，“在经济方面，陈云同志的主张是正确的，历史实践证明他是对的。”“历史决议要认真总结三十一年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概括出几条来”。

　　除了经济组，中央国家机关其他组和地方组，也有不少发言涉及陈云的贡献和思想。起草小组广泛吸收了讨论中的意见，经中央常委批准，在提交全会讨论的定稿中依次增加了反映陈云、邓小平、朱德三位中央领导人的思想和贡献的三句话。关于陈云的一句是：“陈云同志提出了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等观点。”

　　此外，《历史决议》在最后总结“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的十点中，第二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我们过去在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的主要表现，就是离开了我国国情，超越了实际的可能性，忽视了生产建设、经营管理的经济效果和各项经济计划、经济政策、经济措施的科学论证，从而造成大量的浪费和损失”，“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努力做到各经济部门按比例地协调发展”，“既反对急于求成，也反对消极情绪”。第三点：“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必须实行适合于各种经济成分的具体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也反映了陈云的一贯思想。

　　陈云在长期社会主义建设中，提出的许多正确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和具体主张，虽然当时没有得到完全接受和实行，甚至遭到批判，但历史终究证明了他的正确。而他自己却一贯反对宣传自己的正确，因此党内外过去对陈云的贡献和思想并不十分了解。起草《历史决议》中的讨论，不仅对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作出了认真总结，也是对陈云贡献和思想的里程碑式肯定、宣传和学习。历史是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