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是我们党全面展开拨乱反正、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伟大历史转折时期。在领导全党实现这个伟大历史转折期间，陈云重视借鉴党的历史经验，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为实现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制定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学习陈云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领导方法和政治智慧，对于新形势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考验，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

　　——倡导、推动新时期国民经济调整，实现经济工作

　　指导思想的转变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主要决策。问题在于这个决策作出之时，经济领域中原有的“左”倾错误还没有被清除，就又出现了忽视国内财力的限制，急于大干快上，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和指标，使得原已存在的问题不但没有缓解，有的还有所加剧。突出表现在农业和工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面对这种情况，如果不痛下决心进行调整，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将会出现新的大起大落。一直密切关注着经济大局发展动向的陈云，对这些问题有着敏锐而清醒的认识。他力挽狂澜，率先提出按比例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实现经济工作的稳步前进。这是陈云深刻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而得出的重要建议。

　　为切实解决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问题，陈云着手深入调查我国经济建设的现状，研究解决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方针和方法。1979年3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1979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陈云讲话指出：现在的比例失调比1961、1962年严重得多，要有两三年调整时间，最好三年。他认为，经济工作讲实事求是，就应该把“实事”搞清楚，这是关键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页。当时的国情是：全国9亿多人口，80%在农村，人民亟须提高生活水平。“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现代化用人少，就业难。我们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搞现代化。这个现实的情况，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页。他说：调整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按比例，能比较按比例地前进。“搞建设，必须把农业考虑进去。所谓按比例，最主要的就是按这个比例。这是一个根本问题。”《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页。他还提出，钢的指标必须切实可靠。1985年搞到6000万吨，根本做不到，2000年能达到8000万吨，就不错了。“过去说，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指标下来是修正主义，这个说法不对。踏步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六十年代初搞调整就是压低指标。钢最低时下到六百万吨。”《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他还提醒人们：“单纯突出钢，这一点，我们犯过错误，证明不能持久。”“钢太突出，就挤了别的工业，挤了别的事业。”《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而且钢的发展，不能光看那个数目字，钢要好钢，品种要全。真正把质量、品种搞上去，就是很大的成绩。会议原则同意了国家计委修改和调整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意见，决定用三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的调整，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奠定更加稳固的基础。这次会议，是在经济建设上冲破“左”倾思想禁锢，实事求是地决定我国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一次会议，它为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形成“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奠定了思想基础。

　　国民经济调整之初，由于各级领导还没有完全摆脱“左”的思想影响，对经济上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造成了执行政策上的犹豫和行动上的迟缓，以至于对1979年的计划尽管作了较大调整，但到年底基本建设规模不仅没有降下来，相反财政收支赤字达170亿元，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最大的赤字。为了扭转被动局面，在1980年12月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陈云就经济形势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他充分肯定了及建国31年来取得的巨大成绩，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好形势，同时也对1957年以后经济建设中存在的‘左’倾错误作了分析。他说： “经济形势很好”，“是开国以来少有的很好的形势”，但“要看到不利的一面”。特别是要警惕商品涨价问题。指出：“除了若干种国家规定不准涨价的商品以外，许多商品都在涨价，涨价商品的面相当大，影响人民的生活。这种涨价的形势如果不加制止，人民是很不满意的。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关于调整问题，他坚定地表示：同意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提出的调整计划。并强调：“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可能有些议论：‘这会耽误三几年。’不怕。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已经耽误了一百多年。而且这次调整不是耽误，如不调整才会造成大的耽误。因为我们这次调整是清醒的健康的调整，我们会站稳脚跟，继续稳步前进。”《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页。邓小平对陈云的讲话予以充分肯定，说：“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三十一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4页。经过1980年中央工作会议，全党上下对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经济建设的长期性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调整方针终于得以贯彻，并很快扭转了重大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这就为党的十二大科学制定到20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为后来的全面改革和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稳定而宽松的环境。

　　二、“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在执政党建设上大力发扬党内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

　　严格党风党纪，为全面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

　　提供思想和组织保证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重新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同时兼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并分管中央政法部门工作。1979年1月，他在中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开幕会上讲话，明确提出：“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0页。这是陈云深刻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而作出的重要论断。

　　陈云所说的党风问题，首先是指健全民主集中制特别是党内民主的作风。1979年3月，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对我们党很深刻。这个问题关系到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党的原则。从七大到全国胜利前，我们党都很民主，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发扬民主。胜利后解放初期，社会主义改造，抗美援朝，都很对，民主集中制得到很好地贯彻。从一九五八年起，特别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受批判，党的民主集中制传统一点一点被破坏。后来，林彪说什么‘顶峰’、‘一句顶—万句’。这时民主集中制搞得很不好。” 转引自《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1—1512页。后来，1982年6月，陈云在审阅中共十二大报告讨论稿时又进一步指出：“关于民主制度、民主生活很不够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问题实际上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他认为，在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首先要发扬党内民主，恢复党的民主作风，实现毛泽东1957年设想的那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指出：“我们做好这件事，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在九亿人口国家中的执政党，是一种重大的工作，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一种重大的责任。”《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页。

　　怎样才能发扬党内民主呢？陈云强调较多的是要允许大家说不同意见，尤其是要允许说错话。他说：党内有了民主集中制的气氛，才会有同志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讲错话不要紧，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有同志提不同意见，党组织应该允许，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好现象。当然，有了不同意见，要在党内说，在你的那个党支部，或者在你的机关，按照组织程序和组织原则严肃地提出来。提第一次，我们欢迎；提第二次，我们也欢迎；提第三次，我们还是欢迎。”《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通过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陈云认为，党内民主不仅应当是一种作风，而且应当是一种制度，必须做到制度化。为此，他花费很大精力，领导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案）》，从制度和机制上保证了民主集中制特别是党内民主的贯彻执行。

　　在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出现了少数人打着“民主自由”、“解放思想”的旗号，煽动闹事、破坏社会治安的现象。这些事情如果处理不当，同样会影响并破坏安定团结和四化建设大局。陈云对此高度警觉。他认为，民主和法制是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不能是没有民主的法制，也不能是没有法制的民主。基于这种考虑，《准则》征求意见稿下发后不久，陈云就提出：要不要讨论民主与法制问题?恐怕要讨论一下。紧接着，他又作出批示或发表谈话，强调对少数需要逮捕的坏人要严格按照法律办事，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1979年3月12日，陈云在公安部的一份报告上批示：“人民有民主权利，但也必须守法，否则我们会一事无成。上海市委批准的六条没有错。”转引自《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8页。3月25日，他在一次会议上谈到一些知青为返城闹事的问题时指出：“请愿，冲办公室，不行。要有民主，还要守法。民主是必须的，守法也是必须的，没有这两条，我们一事无成。”《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页。在陈云的推动和指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也取得了相当进展。

　　随着民主集中制的逐步恢复和改革开放起步阶段腐败现象的日益凸显，陈云抓党风建设的侧重点逐渐转移到严格党风党纪、维护党规党法方面。在他看来，纪检机关不仅是党要管党的“执法”机关，而且是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建设、反腐败的职能机关。纪检工作是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的重要方面。l982年1月，一份反映广东沿海地区走私活动猖獗、涉及一些党员干部参与走私、贪污腐化的信访简报，送到陈云的案头。他情绪十分激动地说：“告诉王鹤寿，要重办，要杀掉几个。杀几个，可以挽救一大批。解放初期，贪污几千元就杀。”他停下想了想又说：“干脆，我来批一下。”于是，他拿起铅笔，把这份简报批给了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写道：“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页。几位中央领导人阅后均表示同意，邓小平还特别在他的批语中间加写了八个字：“雷厉风行，抓住不放”。转引自《一代伟人陈云》，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为了打击以权谋私、惩治腐败、保持共产党员的纯洁性、先进性，他针对一些人错误地汲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遇到问题绕着走，和稀泥，做老好人的现象，尖锐地指出：“目前在我们的党风中，以至在整个社会风气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是非不分。”“对于这个问题，如果只从维护党纪提出来、我认为还不够，应该把它提到全党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高度。要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只有我们党内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风气，党的团结才有基础，党才有战斗力，整个社会风气才会跟着好转，才会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反之，对党内存在的种种不良现象不加制止或制止不力，就会败坏党的风气，使党丧失民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云说：“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这是他在深刻地总结了我党执政31年和国际上其他政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揭示的社会主义时期执政党建设的重要规律，极大地提高了全党对加强党风建设的认识，为十二大全面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和组织保证。

　　三、“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人还在的时候，把毛主席的功过敲定，

　　一锤子敲定，一点一点讲清楚。这样，党的思想才会统一，

　　人民的思想才会统一”

　　—— 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实现党的指导

　　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排除“左”和右的干扰，党中央决定作一个历史决议，澄清人们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路线上来，明确今后的前进方向。邓小平高度重视这件大事，亲自主持领导了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陈云完全赞同邓小平提出的三条原则，并多次发表谈话，对起草历史决议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起草历史决议的第一条原则，是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陈云很早就认识到，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党的整个历史，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存亡的全局性问题。1979年3月，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不会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对毛主席的评价要平心静气，不能感情用事，要慎重考虑。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世界的问题。

　　1980年夏，在讨论历史决议起草时，陈云进一步强调，对毛主席的功过，对建国32年来党的工作中的错误，一定要写得准确，论断要合乎实际，要把它“敲定”下来。他说：“‘敲定’是上海话，敲是推敲的意思，定是确定的意思，就是说，反复推敲，反复斟酌，使它能够站得住，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将来就可能出赫鲁晓夫，把毛主席真正打倒，不但会把毛主席否定，而且会把我们这些作含糊笼统决议的人加以否定。因此，必须对这个问题讲得很透彻。”《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为了收到这样的效果，1981年3月，陈云向决议起草组提出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段落。他说：“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末，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在指导历史决议起草、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陈云还向中央提出学哲学、学历史的重要建议。他说：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提倡学马列著作，特别是学哲学，对于全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由此深刻地领会到，工作要做好，一定要实事求是。建国以后，我们一些工作发生失误，原因还是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也要学点历史。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这件事情现在要抓，以后也要抓，要一直抓下去。这个建议抓住了如何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结合实际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键所在，从而达到了总结过去，开辟未来的目的，同时，又开了新时期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先河。

　　四、“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

　　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

　　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

　　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

　　——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为经济体制改革的

　　全面展开开辟道路随着调整方针的贯彻执行和国民经济开始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陈云对经济工作指导的重点转到推动和支持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为了在理论上突破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这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陈云于1979年3月写了一份提纲。他在提纲中考察了马克思创作《资本论》以来的有关历史情况，总结出60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都有一个主要缺点，就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他得出的结论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计划经济部分和市场调节部分，这两种经济同时并存是必然和必要的；“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陈云的研究和总结，当时对推动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行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坚冰的打破，1980年后逐渐出现了只强调市场调节、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而忽视国家统一计划和集中领导的倾向。针对这种状况，陈云在实践中进一步总结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并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和十二大政治报告所吸收，从而保证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健康平稳发展。

　　五、“总之，一方面要大胆提拔，加快提拔中青年干部，

　　一方面又要严格把好政治标准这一关”

　　——强调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

　　为全面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提供组织保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几年，党的干部队伍建设问题十分严峻。一方面，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和干部队伍的自然老化，党和国家的干部队伍出现了严重的青黄不接局面；另一方面，“四人帮”的帮派残余势力依然存在，这些人自恃年轻，还在等待时机，兴风作浪。从历史上看，党的交班和接班的问题，无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还是在我们中国党内，都有过痛苦的教训。这就说明能否顺利实现干部的新老交替，已经成为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能否长期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党和国家能否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问题。陈云洞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党的情况，较早地注意和提出了这个问题。

　　首先，提出成立中央书记处，解决党中央领导的交接班问题。1978年12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提议要成立中央书记处，说这可以使中央常委摆脱日常小事，更集中精力于国家大事。1979年3月，他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又提出，要找几个四五十岁的干部到财经委员会当“后排议员”，参与讨论决定大政方针的事，培养这样的年轻人很有必要。1980年2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共中央书记处并选举了书记处成员。陈云认为，这是党的一项重要的措施。这个事情非常紧迫，非常必要。“现在我们主动地来选择人才，还有时间，再等下去，将来就没有时间了。”他还指出：一个人接班不行，要搞集体接班。关于书记处的任务，他说：“书记处要管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是一个工作班子。”并特别强调：“书记处和全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在各级选择合格的年轻干部。”《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270页。关于书记处的工作方法，他指出：应该采取办公会议的方式，认真实行集体领导制度；实行一人一票制。

　　其次，要求抓紧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中央书记处成立后，陈云又撰写《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文，指出“从现在起，就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让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在各级领导岗位上锻炼。老干部对他们实行传帮带，使大量的中青年干部成为我们各级党政工作强大的后备力量，随时可以从中挑选领导干部。这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办法，应该努力去做。”《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他说：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是当务之急。这个问题现在不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就有可能出现曲折。老干部只有完成了这项任务，才算对党和革命事业尽了最后一把力。为此，他建议：中组部要成立青年局；党应该重新作出大量吸收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入党的决定，中组部要成立技术干部局。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教训，陈云从一开始就强调，闹派性的骨干分子，打砸抢分子，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他还说：一个中组部，一个党校，一个中纪委，这三家是管干部的。只要这三个地方把好关，“三种人”、“五种人”就上不来。由于陈云的大力推动，大批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从而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提供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回顾陈云对党的历史经验总结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全面开创的历史，可以使我们获得多方面的启迪和教益。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是注重从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中开辟前进的道路。从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视角来看，这也是提高认识、增长才干、搞好工作的关键环节。我们正在进行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前面还存在着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各级领导干部只有像陈云同志那样反复实践、认真总结，养成总结经验的习惯，提高总结经验的能力，经过反复实践和认真总结，才能不断向一个个自由王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