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人眼里，陈云是举世闻名的职业革命家、中共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级人物、国家经济建设的理论家和实践家。其实，陈云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家。纵观陈云一生的思与行，我们完全可以说，其生命辉煌与事业成功，与他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造诣是密切相关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陈云的一生就是坚持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实践的一生。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哲学名言既是他的座右铭，也是他高度概括自己长期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哲学智慧，更是贯穿于他终生社会实践的方法论原则。

　　在陈云的哲学思想体系中，其历史主体思想深刻而独到，内含着深厚的唯物史观底蕴，闪烁着历史辩证法的光辉。历史主体观，是关于历史主体的本质、结构、价值功能、历史地位及其生成变迁规律的根本观点。这里的“历史”，不是历史学意义上仅仅指谓人们社会生活“过去”的“历史” ，而是内蕴“过去”、“现在”、“未来”的全部社会生活。创造历史的主体是人而不是神。这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响亮口号，更是中国自封建社会以后就确立的关于历史主体的基本观念。这一观念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它对“神创论”历史主体观的彻底颠覆。问题是，现实的人是由不同的阶级、阶层、不同的利益群体构成的复杂结构。而究竟谁是历史的创造者的问题，在此依然如黑夜观牛、扑朔迷离。马克思唯物史观之划时代意义是，它第一次揭示了历史的“剧作者”不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而是人民群众。随着现代世界历史的形成与世界普遍交往实践的发展，马克思的历史主体观日渐深入人心，并成为无产阶级政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价值论基石与方法论原则。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革命、建设、改革这一复杂曲折的现实进程中，考察人们如何在具体的生活环境中创造历史；在具体的历史现实条件下，探究创造历史的主体的复杂结构；怎样把唯物史观由理论层面转化为发掘、发挥、适应、运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性、创造性的实践过程，这是前人没有经历过的实践，一切思辨性历史哲学在此束手无策而遭遇破产，唯物史观没有也不可能提供现成的答案。

　　这是一个不确定的充满变数的实践探索过程。其中，在关于现实的历史主体规定、价值功能、利益结构、文化心理、生活习惯等问题上贯穿着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机械历史主体论，主体性与宿命论的对峙、博弈与论争。陈云的历史主体观就是在对这一复杂的实践过程实际探索中生成、发展与成熟起来的。

　　一

　　立足社会生活主体的阶级结构及其社会地位，考察与探究历史主体的实际状况与历史主动性，是陈云历史主体观的一个重要维度。

　　还在陈云青年时期，他就注重立足对革命运动的主体结构分析，来考察中国的民族运动。大约在毛泽东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同时，陈云撰写了《中国民族运动的之过去与未来》。此文对参加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的社会主体进行了阶级分析，指出参加“五四运动”的，“是全国的学生、工人和商人。它们的口号是：外抗国权，内除国贼。”《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震动全世界的五卅运动，将中国民族运动升至高潮，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动摇了。参加运动的，是全国各阶级民众，尤其是全国各地几十万工人，勇敢当先，不屈不挠地奋斗，也有至今还在与帝国主义肉搏的，如省港罢工。虽然在运动开始不久，帝国主义就用种种狡计，使资产阶级妥协和小资产阶级怠工，破坏了整个民族运动的联合战线，但是下层民众——工人，一般小商人和一些学生，始终是不妥协的，至今还保持着反抗的决心，继续着‘五卅’的精神。”《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历史运动是群众的事业，下层民众是社会生活的主体，也是革命运动的主体。历史表明，革命运动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失败是注定的，中国历史上特别是近代史上的农民运动纷纷以失败而告终，原因就在于此。同样，有了进步阶级的领导，如果不唤醒下层民众积极投身参与，革命运动的失败也是必然的。从法国巴黎公社失败到中国辛亥革命的破产，无不说明广大“下层民众”参与，是革命取得成功的前提和关键。这也是陈云在此文中得出的重要结论。陈云指出：“五四运动的发生，给帝国主义一个莫大的打击，同时也推进了中国民族运动的潮流。这是在中国民族运动上占着重要位置的一次运动。从这次运动的事实分析看出，没有强有力的有组织的下层民众——工农参加，革命是难能成功的。”《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辛亥革命” 与“五四运动”前后，人们对中国工农两大阶级的主体认识与价值评价是极不相同的。“五四运动”之前，尤其在“辛亥革命”前，农民革命如火如荼，人们只看到农民的历史进步性，而较少的注意其落后性。工人阶级数量较少，挣扎在社会最底层，而为革命发动者视而不见。辛亥革命民族资产阶级取代农民阶级成为近代中国革命运动的领导阶级。农民阶级的历史主体地位由此而为世人所轻。辛亥革命也没有发动农民群众而孤掌难鸣。没有与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作为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虽然在五四运动之前已为少数有识者发现并指出。但这一正确见解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并没形成多数人的共识。轻视农民的革命作用、鄙视农民社会地位的偏见依然颇为流行。

　　陈云对中国革命运动主体的阶级分析不是抽象的，而是依据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特别是人口状况的实际，遵循严格的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近代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农民人数众多，生活极贫困，因而具有很强的革命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革命。离开农民阶级的支持和参与，革命不可能成功。同毛泽东一样，陈云是发现和坚持这种正确观点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据此，陈云指出了当时的中国民族运动“到民间去”的方向。“在以农立国的中国，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强的农民，是民族运动中唯一大主力。农民不参加运动，中国革命鲜有希望。现在虽然在很少的几处有了农民协会等组织，不过还没有出现急进的趋势。但是，中国农民不是柔弱的，是富有革命性的。”《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既看到了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又看到农民的孤立性、散漫性和消极性，这是贯穿于陈云历史主体观中的唯物辩证法，由此生成了陈云考察农民历史主体性的问题意识。陈云指出：“农民是中国民族运动的主力，但是如何把成千成万的农民组织起来，又如何训练已组织起来的农民，把他们引上正轨，使之和全国的工人、学生、小商人及一切革命分子，同在帝国主义的旗帜下面去做民族运动的工作，这是中国很急迫需要迫切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二

　　立足历史主体的价值诉求与历史主体性之内在逻辑，考察历史主体创造性是陈云历史主体观的又一基本向度。历史主体的价值诉求，是指历史主体生存、发展、自由、幸福等多种需要的总和。历史主体性，是人民大众参与历史活动的主动性与创造性。能不能实现，何种程度地实现历史主体的价值诉求是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内在驱动力。

　　主体的需要是多层次的。从根本上说，包括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生活需要。物质生活需要决定着精神生活需要，只有在不断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同时才能不断满足于实现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精神生活需要能动的制约和影响着物质生活需要的生产与实现。物质利益需要使人们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民众参与社会行动的根本动力与首要选择是物质利益的满足。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革命、建设和改革。

　　早在苏区工作时期，陈云就深刻揭示并着重强调过上述的思想理念。陈云深刻指出并批评了当时苏区党内和工会内部存在的忽视工人经济斗争，忽视工人在分田以后经济上的要求，不去领导工人改善生活，却骂工人不革命，或者说工人落后于农民，有的地方甚至要工人在战争时期忍受资本家的任何压迫，不要反抗。对于农业工人在分田以后缺乏耕牛、农具、肥料的实际困难，没有领导他们用互助合作和取得政府帮助的办法来解决。乡村工人，许多没有增加工资，有的没有进行劳动介绍。许多工会收了大量的社会保障金，不去救济工人，反而被工会机关乱用。对于失业学徒的就业和增进学徒的技能，也没有足够的重视。因为敌人的经济封锁和资本家的怠工，成万失业工人遭遇着无法生活的痛苦。许多女工、青工，虽然与成年工人同等工作，但我们没有领导他们起来争取同样的工资并满足他们的特殊要求。等严重错误现象。

　　陈云具体分析了产生上述情况的原因及其必然导致的严重后果。他说：“采取这种态度，是由于他们不了解，只有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改善了，才能提高工人的觉悟，发挥工人参加革命的积极性。总之，忽视苏区工人当前这些最迫切的问题，妨碍了工人群众参加革命的积极性，是目前职工运动中危险地右的错误倾向。”《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陈云认为，苏区党和工会对经济斗争的领导，必须纠正官僚主义。必须重新审查各业集体合同的具体条文，审慎地了解各业的各个商店、作坊的经济能力，依照实际情形，规定适合于各个企业的经济要求。不能不顾实际情况，无视各个企业的不同工人的具体要求，千篇一律地抄录劳动法。不能满足于形式上召集了几次群众会议，也不能满足于群众已经举手通过，签订集体合同，不能只是由工会机关自上而下地提出，反映工人最迫切的要求。他指出：“这样的合同才能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并使群众有决心为实现他们的这些要求而斗争。”《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陈云要求，党和工会必须在工人群众中进行详细的解释，工人阶级一方面要争取改善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必须把发展苏区的经济，巩固工农联盟，巩固苏维埃政权，看成自己解放的根本任务。陈云指出：“要使工人了解，不彻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工人阶级就不能解放自己。因此，要把争取日常利益的斗争和争取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最密切地联系起来。”《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一个执政党的政策要得到民众的拥护与支持，就必须是自己的政策能够实现人民大众的基本利益和生活要求。在日常生活中，民众的行为尤其是经济生产行为是以有物质利益构成的实用性原则进行的。这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必须予以重视并以之为立足点的。无视人民群众的价值诉求的实现，希望得到民众的拥护，短期可以，长此以往则不可能；对少数群众可以，对广大人民群众则是不行的。

　　国内经济建设时期，在一次谈到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及国内与农民的关系的问题时，陈云说：“如果我们国内的价格跟着国际上的价格跑，就会在农民中发生盲目发展土产的问题。你说少生产一点，他是不会听的，因为他是看卖得出钱还是卖不出钱，卖出钱的就多生产。现在我们的农业生产还是分散的。我们对农民现在还是拿价格政策来指挥他，如果国际市场价格跌了我们也跌，也会发生问题，我们的贸易公司和合作社就会被打垮。我们在农村里收购，不能采取资本主义的办法。要农民从这种生产转到那种生产，必须给一个过渡时间。”《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5页。

　　科学理论是历史主体精神劳动的结晶，是人类劳动的精神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乃是如此。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最有智慧最有胆略最有影响出任最重要职务的历史人物，毛泽东就是这样的领袖。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灵魂，那么无产阶级领袖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舵手。两者对于无产阶级事业，对于巩固和加强党的团结，防治党的分裂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前者是精神性的，后者是个体性的，因此，这都只是巩固党的团结，防止其分裂的非根本力量。就是说，要保证党的团结，从根本上说还要靠科学的制度，靠党的高级领导人自身的自律、自觉和自省。

　　在陈云看来，加强党内马列主义教育，这是很好的，但我看只靠教育也不能保证党内不出李国焘，王国焘。马列主义的教育，当然有很大的作用，我们是相信这个主义才来干革命的，我们必须加强党内马列主义教育，这是肯定的，无疑问的。“但是，我看不能因为有马列主义教育，以后就不出问题了。张国焘不是老党员吗？他比一般干部受的马列主义教育还少吗？但是他叛变了。这证明什么呢？证明只靠马列主义的教育，还不能保证我们党内不出野心人物。

　　至于说有毛主席在，我们党内就可以不出野心人物，我看也是靠不住的。毛主席当然是伟大的领袖，是我们党团结的核心，但是，这是否可以保证我们党内不出李国焘，王国焘呢？也靠不住。我看，只能出得一些，出得慢一些。有些露了头以后，因为毛主席在，容易解决，解决得快一些，但并不能保证不出。‘毛主席万岁’这是一个政治口号，但是毛主席在生理上是不能万岁的……高级干部要提高革命警惕，提高革命嗅觉，千万不要‘伤风’。我看这是我们党的团结的可靠保证。再加上一条，我们要严守党的制度和党规党法，发扬党的优良作风，那当就有保证了。靠别的，我看都靠不住，要靠我们自己。”《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3页。

　　贯穿于陈云历史主体观中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大无畏精神和彻底的唯物主义特质，由此可见一斑。

　　三

　　对历史主体文化心理价值功能的重视与探究，是陈云历史主体观的第三个重要维度。历史主体的文化心理是社会意识的重要内容，是社会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主体文化心理是历史主体的根本愿望与价值诉求的直接反映与观念形态。这就是所谓的民心。民心向背是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关键。民心如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是对历史主体的文化心理价值功能的历史古训。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如果顺应民心，就将得到民众的心理认同，即获得哈贝马斯所谓的合法性，如果不得民心，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邓小平就反复强调：一项新政策新举措的出台，首先要看群众高薪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这实际上就是把历史主体的文化心理判断执政党决策与政策的标尺与镜子。邓小平这样，陈云也是如此。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国初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陈云就非常注重民心的向背问题。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在制定“定产、定购、定销”的经济政策时，陈云特别注重人民群众是否拥护的问题。陈云指出， “‘三定’的办法获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有了“‘三定’，他们心中有底，就能够筹划自己的生产和安排自己的生活。有的农民说‘三定是四定’，意思就是，有了这三项办法，心也就定下来了。显然，‘三定’的办法促进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增加了今年粮食增产的可能性，而且将要大大改善我们的统购统销工作。”《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页。

　　执政党要做到顺天应人，顺应民心，就必须知道民心的所思所想。而要了解民众的主体文化心理，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个问题是陈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非常注意并身体力行的问题。他说，“我们要善于找到提高群众积极性的环子，抓住这个环子来推动支部工作，推动全盘工作。领导的艺术在于了解群众的心理，甚至一个会议的议事日程的排列，哪个先，那个后，有很大的关系。”《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针对白区如何根据民众历史主体文化心理开展工作的情况，陈云指出：“应该先找区工会的常驻人员或者个别支部长来谈一谈，问问工人有些什么要求。了解了这些要求以后，自己想一想，再与他们商量一下，如何才能找到满足这些要求的办法。准备好了，到会上首先提出工人的要求，或者把工人的要求放在自己的报告中讲一讲。如果这样做了，工人一定很高兴，很愿意讨论自己的要求，讨论巡视员的整个报告。经过这样的会议，可以推动支部在群众中间的工作。”《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

　　不仅如此，要了解民心，顺应民心，调查研究是必要的，但仅做此工作是不够的。为此，还要提出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陈云认为，这是一个关键。“这好比锁着的两扇大门，我们要进屋子去，一定要个钥匙来开那把铁锁。这个钥匙就是拿住工人愿意做的那个工作做起，而不是呆板地照我们所想的去做。因为只有工人愿意做，从他们需要做的工作做起，才能把他们推动起来，只要他们积极起来工作了，加上我们及时地活泼地领导，许多任务都可以逐渐完成。”《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历史主体文化心理非常重要。顺应民心无小事。不仅指定路线方正政策要考虑民心向背，即便是在革命与建设实践中提出的口号也要适应民心民情，也要考虑到民心的接受程度和是否满意。陈云指出，在领导斗争中，不是要提出许多要求，不是要提出过高的群众还不了解或不能立刻为这些要求而起来斗争的口号。“在提出要求时，必须倾听群众的意见，适合他们的需要，并估计到争取每个日常斗争的胜利的可能性。我们领导的艺术，不在于口号提的多，提得高，而在于每个口号为当时当地群众所能接受，并立刻起来斗争。在斗争的过程中，要不放松每个机会去提高群众斗争的积极性和政治觉悟，使群众去为更高的口号而斗争。”《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

　　最后，民心问题是有民众物质文化利益诉求的观念形态。陈云认为，顺应民心，重在实践。通过实际斗争，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赢民心顺民意的唯物论基础与前提条件。在发动和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时期，陈云指出。白区的工作同志，白区的一切组织，它们的任务是要发动和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如反对苛捐杂税，要求减捐减税，要求自由买米买盐，反对抽丁筑路，要求筑路给工资，等等。同时，陈云非常重视发动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自己实现自己的利益，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原理的创造性运用。陈云强调：“在城市要抓住工人和贫民任何的细小的不满，领导和组织它们的斗争。……

　　在一切斗争中，必须不放松丝毫机会去扩大党和群众的组织，去建立包括广大群众的各种斗争委员会。”《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

　　历史活动的主体不是单向度的，而是由一系列阶级、阶层、生活主体构成的并处在发展变化过程中的主体系统。马克思主义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并不否认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伟大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共产党人不同于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地方就在于，共产党人在理论上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性质、条件和一般结果，在实践上它们是各国工人运动中始终推动运动最坚决的部分。这实际上是指共产党人具有自觉地阶级意识。这种自觉意识集中表现为一种能够超越局部利益与暂时利益的战略观、整体观或大局观。这是革命阶级历史主体文化心理在无产阶级政党身上的体现。这也是陈云关注历史主体文化心理在执政党身上的集中体现。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建设时期，陈云就指出，我们搞财经工作的同志，很容易陷于局部观点和本位主义之中，把某些重要问题忽略过去。他提醒做财经工作的同志们，必须提高自觉性。

　　他说：“首先，要把自己的工作放在全国大范围上来看，如果发现自己的做法与全国的任务不相符，应该立刻觉悟，立刻纠正，否则几年后是要在人民面前检讨的。我们不应该做后悔的事。其次，比较富裕地区的同志也要特别注意，自己的条件好，任务重，在困难也要努力去做。再次，财经部门的领导同志，应该首先觉悟，并要教育做财经工作的同志，认识局部服从全体，目前服从长远的原则，树立整体思想，避免陷入局部观念和本位主义。”《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