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至今的90年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三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也由此先后跨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中国成功地摆脱了鸦片战争以来的积贫积弱状态，在实现了民族独立以后又实现了富强，迅速成长为一个令世界瞩目的强大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而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和第二代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的陈云同志，在其中作出了突出而不可或缺的贡献。
一、统筹兼顾与必要集中的并举：陈云与新民主主义
社会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直到1949年，中国的历史几乎一直与反抗侵略有关。帝国主义的侵略加速了中国由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国家的进程，同时，也打破了中国原本可能出现的常规发展模式。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并没有真正经历一个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而作为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之间过渡桥梁的，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发展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目标，但这一目标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分阶段分步骤地去实现。既要适合中国当时的国情国力，又不能偏离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新民主主义经济”作为一个过渡时期的经济形态就是这样一种思想和理念的产物。
新民主主义经济存在的时间不长，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渡阶段。大量数据可以表明，在1949—1952年的短短3年时间里，我国的国民经济有了明显的恢复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中国共产党作出的一次非常有益的尝试和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宝贵探索。无产阶级在获取政权之后并没有立即确立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而是采取了更为稳健的举措，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允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继续发展。
陈云在这一时期的经济恢复工作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打击了投机、稳定了物价、促进了内外贸易的恢复和发展，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主张。首先，在微观层面，新民主主义经济时期的陈云一再强调统筹兼顾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有经济约占全国国民收入总量的1/5，占工业总产值的1/4，占全国商品零售总额的1/7（1950年为149%），占财政收入的1/3，占全国就业总量的1/13；而非国有经济占全国国民收入总量的80%，占工业总产值的1/4，占全国商业的6/7，占财政收入的2/3，就业人数占全国总量的90%以上。在非国有经济中，个体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占绝大部分。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9—130页。面对这一状况，陈云对于在国有经济尚不具备主导地位时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分散”经营生产对恢复国民经济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有充分的认识。
陈云强调，“私营资本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不可缺少的部分。”《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必须认识中国社会经济情况是复杂的。……必须确认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经济的领导权，这是不能动摇的，又必须使其余四种经济，即国家与私人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带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农民及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各得其所。任何违背这个原则的简单的片面的办法，都是行不通的。”《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页。为此，在工业方面，要“联合公私力量，组织工业资金的周转”；在商业方面，要对私商的运销在各方面“给以充分的便利”；在金融业方面，国家银行要“继续赞助公私行庄联合贷款”《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105页。，只有公私关系取得协调，才能减轻新中国所面临的经济困难。对于其他经济成分的保护和照顾保证了经济的恢复和平稳过渡。与此同时，通过对工商业的调整，陈云也开始逐步将私营经济纳入国家计划生产和管理的轨道，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措施的出台，实际上已经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
而在宏观层面，陈云则开始着手于必要的“集中”：陈云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时期领导并完成了被称为新中国财经战线上“三大战役”之一的统一全国财经的工作。1949年前后，财政收支的不统一、不平衡和收支机关的脱节，不仅使中央政府对全国经济管理工作的推进受到了影响，也带来了巨大的通胀压力，中央财力的不足不能总是通过发行钞票来解决。而此时物价的波动对中央政府的财力以及调控物资的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财经工作必须“为了战胜暂时的财政困难，在落后贫困的基础上前进，必须尽可能地集中物力财力，加以统一使用。”“这些统一在今天已经必不可少。如果国家收入不作统一使用，如果国家支出不按统一制度并遵守节省原则，如果现有资金不加集中使用，则后果必然是浪费财力，加剧通货膨胀。”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始，陈云多次强调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的重要性。1950年3月，陈云为中央政府起草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这一《决定》的核心内容有三点：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财经工作的统一不仅“避免了财力物力的分散和浪费，达到了集中使用的目的”《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页。，也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新民主主义经济允许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同时又将政府的计划指导与市场机制来规范国民经济的运行，由此既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也为新中国接下来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推进奠定了基础。新民主主义经济，这一创造性概念的提出，使中国实现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跨越，稳定并迅速地进入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为新中国成立近30年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因为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市场机制两个基本点上，改革开放与新中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并无二致。《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73页。从新中国成立到1953年以前，新中国经济表现出了四个特征：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大集中小分散的生产经营组织结构、市场调节供求关系和直接计划与间接计划相结合的宏观调控机制。鲍静林、王杰：《陈云经济思想发展和层次提升问题》，《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4期。这些特征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与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有着密切的关联，而陈云后来的许多经济思想都与他在这一时期所提出的政策主张一脉相承。
二、计划经济体系构建中的辩证思维：陈云与社会主义计划
经济体制的确立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时期结束之后，我国迅速开始了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构建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启动了由国家主导的强制性的工业化进程。作为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陈云是这一进程的推动者之一，由他倡导并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影响了新中国初期的经济运行。一方面，陈云直接参与、设计了新中国的经济运行模式，而另一方面，他也在不断地进行着对这种发展模式的反思与修正。
1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到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
1953年，是新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也在苏联的帮助下正式启动。经济建设的全面铺开，使资金、技术、人才匮乏的新中国一时捉襟见肘，连最基本的粮食供应问题都面临困境。1953年10月，陈云在全国粮食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讲话，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全国粮食供求之间存在的巨大缺口。为解决这一难题，陈云提出了只配不征、只征不配、动员认购、合同预购等多种可能使用的方案，同时也分析了这些方案的局限性，并最终提出农产品统购统销的政策建议。《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216页。随后不久，粮、棉、油以及诸多重要的农副产品都被纳入统购统销的范围。
统购统销政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农副产品流通体制。很快，陈云就提出应当加紧推行农业的合作化。这是因为，合作化不仅可以推动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一五计划中“最薄弱的部分是农业生产”，“我们要完成计划是很吃力的，主要靠合作化”《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页。；而且，陈云寄还希望于通过合作化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以减少统购统销政策的推行成本《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统购统销政策成为农业合作化进程的一个催化剂，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快速推进又带动了当时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三大改造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全部完成。一五计划、统购统销、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推进，既慢慢确立了国家对于重要物资的掌握与调控，也为新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重塑了微观的组织和制度基础。由此，新中国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过渡。
2对于高度集中的苏联发展模式的反思。
伴随着一五计划而逐步确立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与苏联的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两国政治、经济上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工业化战略所共同造成的结果。新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强势干预为许多西方学者所否定和排斥，这种态度在二战后两大阵营和意识形态体系的对立中又被不断强化。执行“一五”计划的几年，可以被视为新中国在经济上与苏联关系最为紧密的一个时期。但在接受苏联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中共高层决策者仍然开始了对于中国发展模式的独立探索。中共八大前后我国许多领导人的相关论述就是这种探索的反映。
作为新中国计划经济模式主要缔造者之一的陈云，很早就开始了对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反省，他的许多反思直接针对这一体制的最核心内容：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多样性与单一公有制。在社会主义经济所有制结构的构建和不断完善上，中共领导人有更为灵活的态度和方法。陈云对单一公有制带来的问题一直给以关注。在社会主义改造快速推进的同时，陈云却指出，“要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国家计划范围内搞个社会主义自由市场，恢复过去私人经营的一套，组成有定息的公私合营企业。”《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 他甚至提出，“公私合营的企业必须停止合并。已经合并而不适当的，应该退回去。”《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陈云还要求党内同志要多与资本家接触，学习他们的经验，不断改进工作；在陈云看来，做财经工作，“要听四个方面的话，一是业务部门，二是工人，三是党委，四是资本家。”这四个方面的话都听了，就“大体上不会错。”《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1—53页。陈云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态度，是因为他觉察到单一公有制可能造成的低效以及对微观经济主体激励的不足，而对资本家和私营经济的利用是以经济的发展为着眼点的。
第二，关于计划与市场。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陈云多次强调在计划中引入市场因素的重要性。1956年7月，陈云指出：“有的同志说，资本主义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大范围不合理，但小范围合理，我们现在是大范围合理，小范围不合理。这句话，我觉得有点道理。”《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3页。 1956年8月23日，陈云在国务院召开的关于工商业改造的组织形式问题座谈会上又提出：“过去只有国家市场，没有自由市场，现在要有国家市场，也要有在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如果没有这种自由市场，市场就会变死。这种自由市场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市场，因为它不是盲目的市场，而是国家市场的助手。”《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
同年9月，陈云在中共八大上，根据建国以后管理经济的经验，就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设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陈云不仅提出在计划经济下要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而且亲自领导了开放农村自由市场的实践活动。在中共八大肯定了陈云提出的开放农村自由市场的设想后，10月4日，陈云为国务院起草了《关于放宽农村市场管理问题的指示》。《指示》在充分肯定了开放农村自由市场好处的前提下，提出了比较具体的管理农村自由市场的办法。而这些实践积累了经验，对于60年代前期发挥市场机制在国民经济经济恢复中的作用，特别是1978年以改革开放初期的运用市场机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参见武力：《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引入市场机制的先声——陈云与1956年农村自由市场的开放》，《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5期。
第三，关于集权与分权。“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这几乎是当时全党的共识。195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以陈云为组长，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之下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制定调整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方案是五人小组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在听取了多方意见之后，陈云为国务院起草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等三个文件。它们经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自1958年起实施。这三个文件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两点：其一，适当扩大企业主管人员对企业内部的管理权限。在计划管理方面减少指令性的指标，对企业的利润，由国家和企业实行全额分成；其二，适当扩大地方在工业、商业、财政管理方面的权限。除了将一些原本由中央直接管理的企业下放给地方领导外，增加了地方政府在物资分配、商品定价、财政收入支配、人事管理等许多方面的权利《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104页。。三个文件总的指导思想只有一个——克服此前经济运行权利过度集中的弊病，通过一定程度的“放权”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积极性。
3陈云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构建中的辩证思维。
陈云的政策主张充分地展现了他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构建中所具有的辩证思维：他强调计划，但同时也看到了市场调节对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重要作用；他亲自策划并推行了统购统销政策，但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一再强调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农民自主选择的权利；他领导完成了全国统一财经的工作，强调地方需求的满足必须建立在保证中央和全国大局的基础之上，但同时又提出应当赋予地方一定的权利，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进行适时适当的调整；他主张学习苏联，但又明确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规划必须结合中国自身的国情。陈云的这种辩证思维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一个代表和缩影，体现了新中国决策者对于中国发展方向和方式的探索，也恰恰是这些探索为中国日后的改革埋下了伏笔。
三、计划与市场的结合：陈云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形成中的贡献实际上，“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理论的提出就已经让人们看到了陈云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构想。1979年初，陈云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一文中再次强调在社会主义时期计划与市场两种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并明确指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计划经济部分和市场调节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而此前“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正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却“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5—247页。针对农业经济存在的问题，陈云还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主张《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页。。这些思想的提出，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
计划与市场都是调节经济运行的手段，二者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同一时期各自调节的范围和深度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也没有固定不变的理论，其得失完全取决于实际的需要，取决于总体经济运行的效益最大化。国家主导或市场主导并不重要，着眼点应该放在国家——作为一个中央信息协调机构——的协调能力如何成为扩大市场的工具。［澳］琳达·维斯、约翰·M霍布森著，黄兆辉等译：《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的分析》，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276—277页。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并不是对立的，前者可以利用后者对社会经济进行有效的调节并把控调节的力度与方向，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恰恰是通过国家更好地利用了市场化因素而有效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陈云是最早提出并一贯坚持应该利用市场调节机制的国家领导人，并在1978年以前亲自领导过两次实践。但是，在1978年以后乃至整个80年代，我们看到，陈云除了坚持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外，还特别强调要发挥计划的作用，并形成了著名的“鸟笼经济”思想。这是与当时的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基本上还是按照原来的“投资饥渴”、“预算软约束”、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环境分不开的。陈云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针对生产和基本建设材料供给问题时就说：“各方面都要上，样样有缺口，表面上好看，挤来挤去，胖子挤成了瘦子，实际上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城市建设。”针对“文革”结束后国民经济过快的发展势头，陈云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必须既积极又稳重”，工业引进项目必须“循序而进”，不能“一拥而上”，否则，“欲速则不达”《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237页。1979年3月，陈云再次写信给中央，强调稳步发展的重要性，认为必须经过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把各方面比例失调的情况扭转过来，因为“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页。而“现在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基本建设项目大的一千七百多个，小的几万个，赶快下决心，搞不了的，丢掉一批就是了。”《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页。 这里所说的项目都是国家投资项目，显然，没有中央的计划和综合平衡，在当时“放权让利”的条件下，必然会出现各企业和地方政府过度竞争、重复建设、“钓鱼工程”和浪费现象。在陈云看来，“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这次调整不是耽误，如不调整才会造成大的耽误。”调整的目的是为了稳步前进《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页。。因此，这一时期的陈云提出了计划经济“不强调不行”的论断。《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页。
1982年12月，陈云在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总结前几年改革开放经验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效果显著。……今后要继续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继续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他飞，但只能让他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么，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0页。不能因为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而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质量。陈云强调，“建设要有长期计划”《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80页。，国家必须有对经济社会长远发展战略的考虑，“计委就是要管这样的事情，……哪是重点，哪是轻点；哪些先办，哪些后办，这些问题计委要考虑。”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0页。即使引入了市场调节机制，增强了微观主体的活力，也仍然要看到计划和国家干预的作用，对于中国而言，“对许多方面，在一定时期内，国家干预是必要的”《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页。。
没有陈云在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经济转型中强调和运用中央政府的计划手段来制约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扩张冲动、调整经济结构、抑制通货膨胀、整顿经济秩序，经济转型不仅不可能取得那么大的发展成就，还可能造成国民经济的运行波动，甚至会出现失控的局面，并由经济混乱导致国家陷入长期的政治动荡和经济停滞，苏联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不论是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时期，陈云都在进行着一种尝试：将计划与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有效地结合起来，而不是偏废其中的一种，以更有效地推动经济的发展。
四、结束语
现代化的路径是多元的，中国需要找到一条自己的道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反复、交换、比较。”《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1页。陈云所一直倡导的这一理念，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其经济思想的写照。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再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新中国每一次重要的制度变革和经济调整时期，陈云的思想都充分地体现了他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实”精神。他在计划中看到市场调节的合理性，也能够在市场中看到计划指导的必要性；他在分散中能够看到集中的重要意义，也会在集中的同时看到分散具有的积极作用。这种宏观经济管理的中庸之道与辩证思维给后人以许多启示，也为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的探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