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直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而国内局势又长期处于战争和混乱状态，经济极为贫穷落后，没有多少成功发展国家经济的经验，另外仅存的一些经济发展的历史资料也残缺不全，“一般地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1页。可以说，新中国成立时发展经济的起点是非常低的。在这样低起点的基础上如何实现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陈云作为新中国财经工作的主要领导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就是通过对国民经济的严格核算，实现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以此来实现国民经济的稳定均衡发展。

　　一、陈云通过算账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实践

　　作为建国初期就开始主持中央经济工作的陈云来讲，既没有深厚的经济理论功底，又没有国内外高等学府求学经历。然而，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在陈云等领导下，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称道的成绩。

　　1944年，陈云由中央组织部部长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并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在主持边区财经工作期间，陈云仔细进行经济核算，把边区的财经工作管理得非常出色。积累了管理经济的方法和经验，支持了边区的抗战工作。在陈云主持下，边区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就改变了贸易入超的被动局面，实现了金融稳定、财政平衡和生产发展。这期间，针对相当一部分干部轻视经济工作的思想倾向，陈云多次强调，财经工作人员“要反对大少爷作风，要精通业务”，他要求大家要“学会做共产党的商人”，要有“‘掌柜’态度，当家的态度”；要学会算账，“要会打算盘”，“不学会打算盘，生意就不好做”。

　　中共七大上，陈云曾经说过：财经工作是他的“本行”。中共七大后，1945年9月，陈云受命奔赴东北战场。随着革命形势的快速发展，越来越需要大批搞经济建设的人才从事经济领导工作。1948年5月，陈云担任新成立的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领导东北解放区的财经工作。1949年5月，陈云由东北到达北平，开始主持全国财经工作。面对战争尚未结束、国家财政紧张、经济形势恶化等复杂情况，陈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领导完成了平抑物价、统一财经这两件其功“不下于淮海战役”的大事。毛泽东曾为此赞之曰“能”。

　　此后，陈云等领导人成功领导和组织进行了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使中国经济发展处在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上。在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调整中，他又从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调整国民经济的政策，使得中国经济在短时期内得以起死回生。“文革”后期，他在刚刚恢复工作的情况下，建议增加国家的黄金储备，积极参与国际市场。这在当时，规避了美元风险，维护了国家权益。

　　改革开放新时期，他又比较早地提出对国民经济调整的主张，改变中国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注意治理通货膨胀，切实使经济工作惠及民生等。这一切成功历史经验的取得，都和陈云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的重要方法——算账是分不开的。正如陈云所指出的：“做经济工作要有战略眼光，要算大账。同时，也要算小账。”《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8页。大的方面要合理，小的方面也要合理。针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出现的“大范围合理，小范围不合理”的弊端，陈云强调“必须学会经济核算，算一算账，力求省一点。要计算成本，出一个成品要多少工，市场上是什么价格，等等，都要计算好。”陈云反复强调搞经济工作要算账，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讲究经济核算，即要遵照经济学的重要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法等。从陈云领导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实践看，这种管理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

　　二、陈云算账始终贯彻着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其重要工作方法。也是贯穿陈云领导经济工作的一条主线。对于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陈云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他说：“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有的同志却反过来，天天忙于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很少调查研究实际情况。这种工作方法必须改变。要看到，片面性总是来自忙于决定政策而不研究实际情况。”真正把“实事”弄清楚了，“求是”就容易了。要“求是”先要“求实”。就是因为他坚持实事求是，处理每个问题时，总是进行大量的、认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陈云同志自己曾概括为十五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全面、比较、反复”。这十五个字，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

　　陈云在“一五”时期汽车工业选址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正是他实事求是作风的典型反映。“一五”计划建设时期，苏联援助中国156项重点项目中，汽车工业是一个重点，关于汽车厂的厂址，经过陈云同志决定后，中苏专家一致选定在长春孟家屯。1951年3月，国家计划委员会正式批准这一方案。1951年4月4日， 陈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专门为此说了一段话。陈云同志说：“毛主席和周总理去年到莫斯科去，订了合同，请苏联的专家来给我们设计一个汽车工厂。专家到了北京，对汽车工厂设在什么地方，争论很多，有的说设在北京，有的说设在石家庄，有的说设在太原，我说是不是可放远一点，设在西安。后来才知道，这些根本不对头。如果这个汽车厂全年的生产量是三万辆汽车，电力就需要二万四千千瓦，西安只有九千千瓦，光修电站就需要几年时间。还需要钢铁，一年要二十几万吨，而石景山钢铁厂生产这么多钢铁，要在五年或者六年以后。木材要二万立方米，在西北砍木头，山都要砍光。还有运输问题，每年的运输量是一百万吨，而 西安到潼关铁路的运输量不超过二百万吨，光汽车工厂就够它运的了。讨论结果，中国的第一个汽车工厂只能够设在东北。”

　　1953年5月27日呈报党中央和毛主席。报告送上去后，不到2周时间，1953年6月9日，毛主席就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力争三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把原订进度提前了 1 年。经过广大劳动者的艰苦奋战，终于在1956年7月15日组装出了第一批国产解放牌汽车，胜利完成了中共中央下达的 3 年建厂的任务，至此结束了中国没有汽车工业的历史。这中间，贯彻着陈云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和品质，他既没有盲从苏联专家的意见，也没有固执己见，而是在认真算账的基础上，把汽车选址定在长春，从而在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中央交办的任务。

　　三、算账是陈云一贯倡导的综合平衡思想的重要基础

　　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经济稳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陈云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因为物资多了，增加建设是比较容易的；而财力物力不够，把建设规模搞大了，要压缩下来就不那么容易，还会造成严重浪费。”《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页。这是陈云对经济发展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

　　陈云同志认为综合平衡是中国经济稳定的显著标志与重要特征，“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中国有着这方面深刻的教训。“二五”时期陈云同志强调的综合平衡，主要指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物资供需三大平衡，后来又加上外汇收支，就是四大平衡。陈云强调的综合平衡，主要是指的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

　　“大跃进”发动前后，在钢铁工业发展方面提出了“以钢为纲”的口号，钢铁生产指标一再加码。陈云表现出了应有的冷静，他以钢铁工业为例，说明综合平衡的重要性，指出这样做计划指标可能会低一点，但要比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好得多，可以掌握主动，避免被动。

　　关于1959年的钢材产量指标：陈云指出“钢材的生产指标，冶金部提出三个数字：900万吨，950万吨，1000万吨。与此相适应，钢的生产数字是1300万吨，1400万吨和1500万吨。冶金部还提出过1600万吨钢的数字，但是没有详细说明。”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页。陈云认为900万吨的指标比较可行，他指出“从钢铁工业内部的各个环节来看，这个指标比较可靠，比较实在，但也不是轻而易举，要作很大努力才能完成。要生产900万吨钢材，就要求生产1300万吨钢，2000万吨铁（其中包括炼钢用铁 1300万吨，铸造和增加周转用铁550万吨，另外还准备有质量不好的次铁150万吨）。现在从矿石、焦炭、耐火材料、冶炼、运输等五个方面来说明。”《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页。另外，国家的财政收支、信贷情况和外汇收支等也决定了钢铁指标的限度。如1958年财政总收入为3876亿元，总支出为4094亿元，财政赤字为218亿元财政部综合计划司编：《中国财政统计（1950—198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出口贸易总额为67亿元，进口总额为6179亿元，顺差为53亿元财政部综合计划司编：《中国财政统计（1950—198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178页。；1958年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为2953亿元，贷款余额为4777亿元，存贷差为-1824亿元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下卷），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1432页。。从陈云的综合平衡分析方法来看，国家财力物力不足以支撑钢铁工业大跃进式的发展。

　　陈云研究煤炭工作，同样关注这个问题。当讨论到这几年煤炭产量搞得过头，使采掘失调、机器损坏时，1961年10月陈云《在煤炭座谈会上的插话》，“要算账，真金不怕火炼，算了不行，就把指标降下来，各部各矿有责任明确地提出是吃老本还是降产量这个问题，对此，一是要算账，二是要把材料与指标一致起来。”《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76页。

　　尽管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陈云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对于陈云确定的钢铁指标，毛泽东还是很赞同的。1965年2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听取薄一波关于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和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的情况汇报。在谈到1959年钢铁指标问题时，毛泽东插话说：1959年1月，我找几个人谈话，当时陈云的主张是对的。陈云主张发表时要低一些，他说了个数，1700万吨。我表示同意，但是他误会了，认为我不同意他的意见。以后我让他讲话，他就检讨。回到北京，6月13日，降到1300万吨。这些教训都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永远不要忘记。你（指周恩来）到上海讲给他（指陈云），我同意他的意见。《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四、民生问题是陈云算账的重要着眼点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陈云等领导中国经济工作，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使人民生活得更好。陈云总是把人民的衣食住行放在经济发展的大局中进行统筹安排。他说：吃、穿、用，油、盐、柴、米，这是人民的大事，“我们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0页。他还指出，“钱是老百姓的，我们不能拿老百姓的钱开玩笑。”《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页。

　　陈云把经济管理工作中的民生诉求落实到一些非常具体的政策上。如在党的八大二次全体会议上，陈云同志把“解决猪肉和其他副食品供应紧张的办法”作为发言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猪肉供应不足，已经是人民普遍不满意的问题。”在讲到解决办法时，他肯定了“私有、私养、公助”的养猪方针，认为全国养猪数目下降的原因，主要是饲料和农民收益问题没有解决好。他把精粗饲料来源和养猪成本算得十分精细，并特别指出，“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养猪不是为了肥田，而是为获利。”所以，除了从几个方面解决饲料这个关键问题以外，一定“要保证农民养一头猪能得到二百斤到二百五十斤原粮的利益，相当于粮食产量低的地方的一亩地左右的收入”。这样才能保证养猪农民的比较利益，从而保护他们养猪的积极性。

　　1961年青浦调查过程中，陈云还通过认真核算，证明青浦小蒸种双季稻不如种单季稻。从表面上看，种双季稻每亩两熟共收入800斤上下，种单季稻每亩可收入580斤上下，两者比较，双季稻比单季稻每亩多收220斤上下。但是，全面算账，种双季稻与种单季稻每亩田相比，因寄秧田少产稻谷约150斤，多用稻种40斤，不能种夏熟少收豆麦80至100斤，多用的肥料用在单季稻可多收40斤稻谷，多用的劳动力用在单季稻可多收20斤稻谷。种双季稻的各项损失加在一起，则合310至330斤稻谷。两相比较，种双季稻显然是得不偿失。在陈云的倡议下，各地相继停止了双季稻的种植。

　　20世纪60年代初，在经济调整过程中，为解决人民生活困难问题，陈云提出每月供应三斤黄豆和半斤鱼。当时，由于缺少肉类和蛋品，城市居民营养不足，许多人患浮肿病。陈云经过调查了解到，每人每天最低需要蛋白质70克，一斤粮食含45克，一斤蔬菜含5克，尚缺少20克，正好相当于一两大豆的含量。他提出先在大中城市的六千万人口中，每人每天供应一两大豆，以解决营养不良患浮肿病的问题。1961年12月8日，在听取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2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时，陈云动情地说：“城市人民营养不良已经三年，虽然大家都加一些东西，但是大家营养不良已经三年，我们吃着也不安稳，必须全面解决大中城市八千万人民的生活。大中城市比小城市更困难。大中城市八千万人，减去郊区人口二千万，解决六千万人的生活。怎样解决?肉不行，油也不行，最有效的是豆子。每人每月供应三斤大豆，按八个月供应大体需要十二亿斤。一斤豆子可以做成豆腐四斤，一个月十二斤豆腐，平均每天吃半斤。这种办法现在就可以做到，而且有保证。豆子要发给个人，不能发给机关单位，免得又轧了油以后再用豆饼做豆腐。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第一，增加了粮食，第二，增加了工资。因此，大豆产区的外调任务必须保证。”为解决营养不良、患浮肿病的问题，陈云曾多次召集有关营养专家座谈，寻求解决办法。据当时在陈云身边工作的杨乃智回忆：“经过调查研究，他认为黄豆是当时解决浮肿的最佳营养品，100克黄豆中蛋白质有363克，脂肪184克，碳水化合物253克，含热量1725千卡，钙、磷、铁等元素都比较丰富。而且，我国东北又是盛产黄豆的地方，可以调拨给全国各省、市。后来，国务院发了文件，决定给全国干部每人每月增加3斤黄豆的供应，以增加人体必需的最低营养，维护健康，渡过难关。这项措施在当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为尽力保证城市人民最低生活需要，除每人每月三斤黄豆之外，陈云经过调查研究又提出让每人每月有半斤鱼吃。他说：“现在城市的主、副食品供应都不足，人民的体质下降。可不可以拨一点钢材，制造一些机帆船，增添一些捕鱼网具，让水产部门出海多捕一些鱼?如果一年增产十五万吨鱼，就可以使大中城市的六千多万人平均每人每月有半斤鱼吃。”《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9页。周恩来当即表示支持并指出：“陈云同志以前提出的每人每天供应一两豆子的办法很好。但人的营养光有植物蛋白不行，还要有动物蛋白。和尚尼姑，每天打坐，有植物蛋白也许就行了。我们这些人不行，劳动量比我们大的人更不行，有了植物蛋白，还需要有点动物蛋白。”陈云接着说：“增产鱼的指标和措施，必须从今年开始列入年度计划。这个问题，只要切实安排，是可以解决的。”《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9页。这其实这已经超出了算经济账的范畴，而是在切实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理念。改革开放后的1985年，陈云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再次重申：“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0页。

　　五、世界经济形势的总体把握是陈云算账的宏观背景

　　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进步也需要中国的贡献。尽管建国后中国经济发展一直受困于冷战和复杂国际局势的影响。但陈云在领导经济工作时，总是强调兼顾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虽然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由于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包围，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往来很少，但新中国还是尽一切可能发展对外贸易。1960年以前，中国的贸易对象主要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的对外贸易对象主要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20世纪70年代初期，随着中国在外交领域的一系列重大突破，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1972年美国尼克松、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先后访华，中国开始更多地参与到世界事务中去，中国和世界的经贸联系也更加密切。陈云认为中国和西方国家打交道已经大势已定，为了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有效地维护国家的利益，他对国际经济走势更加关注。

　　陈云在“文革”后期复出后，协助周恩来抓外贸工作。在这期间，他通过观察分析后，作出了增加国家黄金储备的决策。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世界金融体系进入了一个混乱期，国际金融形势大起大落，很不稳定，作为世界主要货币的美元更是出现了快速贬值的现象。陈云提出要利用中国的部分美元储备购买黄金的建议。1973年5月，陈云经过分析后判断：现在世界黄金产量每年平均2200万两，价值35亿美元。而世界国民生产总值按每年增长1％算，就是300亿美元。当然，货币还有周转次数。但根据我们货币发行与商品流通1∶8的比例算，目前黄金产量也是跟不上商品增长的，何况黄金还有它的工业用途。当时中国手头有一批外汇存在瑞士银行。陈云认为应该拿出来买黄金保值。1973年鉴于美元已同黄金脱钩，且比价不断下跌，向李先念提出，我们与其把外汇存在瑞士银行遭受风险，不如用这些外汇买点黄金存起来。国务院采纳了这一建议，指示有关部门动用存在外国银行的外汇买入大量黄金，增加了国家的黄金储备。《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88页。我国的黄金储备从1970年的700万盎司增加到1974年的1280万盎司苏宁主编：《中国金融统计（1952—1996）》，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203页。，增加了近一倍。这不但增加了国家的黄金储备，在以后的美元狂跌中保证了外汇储备的安全，还为以后对外开放提供了可靠的金融支持。

　　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陈云一直重点强调，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也要取得平均利润，他对利用外资和大量借外债进行了风险警示，并对利用外资的规模和重点做了针对性的建议，这使得我国的对外开放工作少走了很多弯路，从而得以顺利健康发展。

　　对于自己的经济管理方法和经验，1988年5月28日，陈云同李鹏谈话，明确提出反对拟议中的价格、工资改革办法。他讲了自己的看法，同时也对自己管理经济的方法作了一个总结，他说：“每年物价上涨百分之十，办不到。我是算账派，脑子里有数目字。理顺价格在你们有生之年理不顺，财政补贴取消不了。”陈云同李鹏的谈话记录，转引自《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2页。

　　这里要说明的是，陈云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是算账派，一是表明自己做经济工作的态度和方法，二是对针对新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大跃进”期间对经济工作不做认真核算的批评，从而为在经济中进行认真核算进行正名。陈云讲的算账，算的是国家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的大帐，而不是对自己私利的斤斤计较。陈云同志经常说：党的利益重如山，个人名利淡如水。

　　正如胡锦涛在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陈云同志善于调查研究，脚踏实地工作，反对虚夸浮躁、急功近利。他从不发表空泛的议论，每讲一个问题，必定经过深入调查和周密思考，算大账高瞻远瞩，算小账明察秋毫。这可以说是对陈云同志经济管理方法的精辟概括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