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无产阶级政党正确决策的理论基础和逻辑前提。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陈云结合自己长期参与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决策的实践，从多方面提出或阐述了科学决策的思想，为丰富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相关内容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此，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进行梳理，以对我们正确认识党在新形势下的科学决策有所助益。

　　一、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

　　从哲学意义上看，决策的合目的性及合规律性从哲学意义上看，决策的合目的性是指决策必须反映实践主体的需要和意愿，有利于主体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决策的合规律性是指决策必须尽量正确、全面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多种属性、内在联系和本质特征。这一双重尺度是人们实践活动成功的首要前提，决策的合规律性是作出科学决策的基本前提，合规律性的内在要求即是从实际出发。因此，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陈云就提出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1页。的思想。

　　陈云解释道:“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1页。是指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上”。对于上级的指示、政策、决议、文件要认真讨论，领会其精神实质，并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实际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对不适合本地区本单位实际的政策规定，则按组织程序向上级报告，说明情况，要求变通。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统一起来，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因地制宜地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贯彻执行上级的指示和决策，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1页。是指要用科学态度对待“书”。不读书，不学习理论，就会在复杂的、不断变化的革命环境中，迷失道路，找不到方向，也不能正确地实现党的任务和决定同时，他认为，学习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既不能把书看成是一成不变的教条，盲目照搬也不能凭经验办事，不重视读书和理论学习。我们应当认真读书又不唯书，注意有的放矢、理论和实际的结合，善于从马列著作中学习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并且根据新的条件加以丰富、补充和发展。陈云认为，学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这是全党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而“只唯实”，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1页。“只唯实”是“不唯上”、“不唯书”的目的所在，其核心内容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按实际情况办事，一切决策要 “建立在客观可能的基础上。”《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要做到只唯实，就必须要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决策的根本出发点。

　　改革开放后，1979年3月2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1979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时，陈云明确指出: “我们国家是一个九亿多人口的大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一方面我们很穷，另一方面要经过二十年……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一个矛盾”，我们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搞建设。“这是现实的情况，是经济建设蓝图的出发点。”《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页。我们“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页。搞经济建设如此，干其他工作也不例外。他强调，遵循“只唯实”的思想准则来决策，既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决策工作中的具体应用，又是我们党长期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总结。什么时候我们遵循“只唯实”思想准则，就能制定出人民群众拥护的正确经济政策，我们的事业就蓬勃发展，什么时候我们违背了“只唯实”思想准则，就会出现决策失误，我们的事业就将遭受挫折。

　　遵循“只唯实”的思想准则，就要从全面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片面的实际出发，这样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陈云指出，现实情况是复杂的，只有了解了事物各方面的情况，并对这些不同的方面联系起来思考，才能把握事物的全貌，只有建立在全面性基础上的决策才是正确的决策。他说：“从实际出发的关键是，从片面的实际出发，还是从全面的实际出发?有些同志不花时间去弄清楚全面情况，弄清楚事物的本质，而是看到一些现象，就想当然，发议论，作结论，这是十分有害的。所以，重要的是要把实际看完全，把情况弄清楚。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

　　那么，怎样才能避免看问题的片面性而达到全面性呢?陈云概括为三条:“一、交换，二、比较，三、反复。”《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3页。所谓交换，就是要互相交换正反两方面的意见，以求了解事物的全面情况。交换时要特别找同自己相反的意见，相反的意见可以补充我们对事物认识的不足。相反的意见即使错了，也有可能反映了事物的一个方面，或者包括一些历史经验的推论。所谓比较，就是指对于各种意见进行比较。研究问题，制定政策，决定计划，要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在比较的时候，不但要和现行的作比较，和过去的作比较，还要和外国的作比较。这样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可以把情况弄得更清楚，判断得更准确。所谓反复，就是说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最好过一个时候再看看，然后作出决定。“交换、比较、反复”的原则，科学地揭示了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揭示了人们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不断深化的方法，是使认识从片面到全面，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认识方法。这是陈云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思想的重要贡献。

　　二、把实际情况弄清楚和“论事不论脸”及遵循事物的

　　客观规律，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陈云在著作中反复说明这样的观点：领导机关制定政策，最重要的是把实际情况弄清楚。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最后讨论作决定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他不仅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而且还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总结出调查研究的有效方法。1990年1月24日，他在同浙江省党政军负责同志谈怎样做到实事求是问题时说:“搞调查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亲自率工作组或派工作组下乡、下厂；另一种是每个高中级领导干部都有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通过他们可以经常听到基层干部群众的呼声。”《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2页。

　　陈云强调，所有正确的决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有的同志却反过来，天天忙于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很少调查研究实际情况。”《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因此，他告诫大家，要看到，片面性总是来自忙于作决策而不研究实际情况，这种工作方法必须改变。

　　对陈云的这一思想和做法，薄一波曾感慨地说：他常常在关键时刻，对经济工作提出真知灼见，是与他平时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对一些重要情况和重大问题的反复思考、论证分不开的。

　　陈云认为，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不仅要掌握唯物辩证的观点、方法，而且还有一个根本的前提，就是立场问题，即：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如果一个人的立场不正，讨论问题时，掺杂个人得失在里面，有利于他的面子就赞成你的意见;对于他的面子不好看的，便不赞成。这种人就不会把问题看得很清楚，就不会讲真理。所以，陈云指出，“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他主张，如果对事情看错了，行动也错了，就纠正一番，以后可以少犯错误。“犯了错误，研究教训——决不丢脸。不研究才丢脸。”《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66页。如果不从认识自己错误上求进步，装洋蒜，一定要跌跟斗。愈怕丢脸，一定会丢脸。不怕丢脸，反倒可能不丢脸。“要论事不论脸”。《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页。陈云强调：论事不论脸，必须有无产阶级立场。大家如果都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方法就容易一致，对问题的看法就容易一致，事情就好办了。“党内只应当有这种态度，这就是共产党员的态度”。《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页。他还说：如果只是为了做官，只是醉心于营造个人的“政绩”，那这种人就决不会有实事求是之意，只有哗众取宠之心，甚至会弄虚作假，欺上压下，不惜用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来换取个人的私利。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是并不少见的。所以，坚持实事求是，要“把心摆得非常正”，要“毫无个人主义”。陈云的话，值得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认真思考。

　　陈云还主张，在决策中，要讲真话，是就是，非就是非，有问题就提出，有意见就发表，认真地进行讨论。坚决反对那种“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虚伪作风。

　　在长期的领导生涯和决策实践中，陈云十分重视研究和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

　　在民主革命时期，陈云就强调：“必须善于去了解各种环境的不同，善于采取适合于当时当地环境的工作方法。”《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新中国建立后，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7年他就提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页。为了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和协调地发展，陈云十分重视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认为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如果盲目追求高速度，造成不平衡和混乱，其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他大力提倡：“要重视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研究合理的比倒关系，决不能只依靠书本，生搬硬套，必须从我国的经济现状和过去的经验中去寻找。既要研究那些已经形成的比较合理的比例关系，更重要的是研究暴露出来的矛盾。”《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1979年9月18日，他又指出：“目前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情况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该探索在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8页。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过程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到90年代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陈云都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认为，作决策时应该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为此，一方面，他强调计划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并没有忽视市场的调节作用。他指出：“过去社会上的生产是无计划的，我们来一个有计划，能集中的东西统统集中，以便于组织订货。这是逐步消灭无政府状态的手段。”他并提出：“我们要搞经济计划，如果只计划公营，而不把许多私营的生产计划在里头，全国的经济计划也无法进行。”《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他还说：计划要从国情出发，要留有余地，同时应当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随着国家经济建设实际情况的变化，他进一步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必须有市场调节。1979年3月8日，他在《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中写道：一九一七年后苏联的经济计划和一九四九年后中国的经济计划，都是按照马克思所说的有计划按比例办事的。“当时苏联和中国这样做是完全对的，但是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加以发展，这就导致现在计划经济中出现的缺点。”他还写道：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谓市场调节，就是按价值规律调节，在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可以用“无政府”、“盲目”生产的办法来加以调节。陈云指出：“现在的计划太死，包括的东西太多，结果必然出现缺少市场自动调节的部分。”“因为市场调节受到限制，而计划又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种作出计划数字，因此生产不能丰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245页。他提出，搞活经济是对的，但必须在计划的指导下搞活。他形象地把计划经济和搞活经济的关系，比作笼子和鸟的关系。说道：“鸟拿在手里，捏着就死了，撒开手就飞了，总得有个笼子。当然，笼子大小要合适，该多大要适当。搞活经济要有一个笼子，这个笼子就是国家计划……经济一定要搞活，但是不能离开国家计划。”《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23页。他还指出：“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他以此来说明，计划不能代替市场，市场也不能代替计划，要发展经济必须合理分配市场与计划在经济调控中的比例。

　　由此可见，不论革命还是建设，陈云都非常重视研究事物的内在联系和按客观规律办事、作决策。

　　三、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锐意创新，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

　　根据新情况提出解决问题的新对策，以做到决策过程中的不断锐意创新，是陈云大力倡导的决策思想之一。1956年11月11日，陈云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指出，为了适合现在的情况，过去的那套办法必须加以改变。1958年12月26日，他在全国基本建设工程质量杭州现场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谈道：“墨守成规的倾向必须反对，应该提倡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我们就不能前进。”针对当时，包括一些工程设计人员头脑发热、不愿提实事求是的情况，陈云强调：“我们必须向这些人讲清楚，在群众的创造中出现一些错误和缺点是难免的；即使有错误和缺点，也比墨守成规而不敢想、不敢干为好……有了创造性再加上实事求是就完整了,那就会前进得更快。”《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页。在当时的环境和气氛下，陈云能够鲜明地提出这一问题，说明了他对实事求是的深刻理解。

　　“大跃进”运动后，陈云通过调查发现了农村人民公社领导体制的一些弊端。他认为，农民的普遍意愿是实行联系产量、甚至包产到户的经营方式。“包产到户还不彻底，与其包产到户不如提分田到户。”《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1页。对这样一个事关大局的事，究竟是提出来还是不提，确实是个大难题。经过深思熟虑，陈云毅然向毛泽东建议：可以让农民重新分田即包产到户或大包干的办法，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提高农业产量。虽然他的主张遭到毛泽东的批评，被视为“右倾”，但他的深入思考为后来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十分重要的思想基础。

　　陈云率先垂范，勇于创新。即便是在“文革”时期，他亦坚持学习和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当谈到要拓展外贸、引进外资的时候，他坚持说：“可以冒点风险,准备万一有失。不要一有损失,就不敢做生意,束缚自己的手脚。”《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6页。“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页。陈云认为，我们在过去的实践过程中的一些做法与措施在现在已经基本用不上了，目前如果仍然继续采取这些措施，势必会妨碍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时，我们必须有效地纠正其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而发生的一些偏移和失误，以及旧的观念和做法，目的就是促使我国的各项事业跃上一个新台阶。实践证明,没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就没有创新。而墨守成规,就会使我们丧失很多发展的机遇。

　　1976年10月,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陈云冲破了当时的思想禁锢，坚决抵制“两个凡是”，率先提出恢复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等一系列重大主张，从而对促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使党和国家的工作开始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转折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依然特别强调，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大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做法，在现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有些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他要求，我们要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敢想、敢闯，锐意创新，才能走出一条新路来，才能干好我们的事情。为此，在处理新情况、新问题的过程中，一定要把实事求是与创新精神结合起来。1982 年1月25日，陈云在同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同志座谈时，回顾他从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经济工作时说：“从1949 年到 1956 年，在那一阶段里，我可以放开手脚干，所以许多观点讲得更充分一点。因为碰到了问题，才出了新的观点，不碰到问题出不了新的观点。”《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0页。这是陈云对新观点、新思想的来源做出的分析。

　　另一方面，陈云认为，决策时的“创造精神”必须是以实事求是和尊重客观规律为基础的，必须对“创造精神”予以正确的理解。他指出，我们所提倡的创造精神，既不同于墨守成规，又不同于乱撞乱碰。墨守成规的人，思想和行动常常落后于客观实际，不能够随着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向前进步。乱撞乱碰的人，往往不顾客观条件，违反客观规律，把幻想当作真理，凭主观意志办事，或者把将来现实可能性的事情，勉强地放到现时来做。这两种人都不是实事求是的，因此，他们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创造精神。1958年之所以发动“大跃进”，提出“高指标”，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思想方法上严重违反客观规律，片面理解“创造精神”，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这错误思想方法指导下，讲“破除迷信”，以致连科学也一起破除了，讲“解放思想”，连实事求是也解放掉了，在“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误导下，作出了错误的决策，使我国的经济建设遭到严重的挫折。在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基础上，陈云认为，要使我国经济建设的决策和措施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遵循“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基本方针。

　　陈云的决策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人民宝贵的思想财富。今天，我们正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努力，在这种情况下，深入学习、研究、宣传和践行陈云的决策的思想，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