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陈云在许多领域都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建树，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陈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始终关注干部队伍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大建树，提出了许多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和观点，给我们党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重温这些思想，不仅对于搞好当前大规模的干部队伍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国史研究队伍的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干部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和骨干，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因此培养、教育干部是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陈云在这方面的思想相当丰富。他提出的要把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放在突出的重要位置；要培养德才兼备、以德为主的人才；培养和选拔中青年干部是重大的战略问题等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干部队伍建设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首要任务是提高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水平

　　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陈云总是强调把对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放在突出的重要位置。他认为要提高干部的政治素质，最重要的是教育干部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素养。要把掌握马列主义的原理和思想方法与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把具体经验提高到一般理论， 再用这种一般理论去指导实际工作。

　　1942年，陈云指出，要“努力学习，加强自己。……现在我们的毛病，是马列主义不够。要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上、思想方法上搞好了，对党对革命是有很大好处的。”《陈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64—165页。新中国成立后，他一再强调要学理论，特别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1954年2月10日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他从党的历史经验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强调，“我们必须加强党内的马列主义教育”，《陈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页。要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辨别是非的能力。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陈云总结了林彪、“四人帮”歪曲毛泽东思想、搞假马克思主义的教训，多次强调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是新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文献之一，也是我们进行国史研究的纲领性文献。在《历史决议》的起草过程中， 陈云在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等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并且专门建议中央要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70页。他说，“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倡学马列著作，特别是学哲学，对于全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陈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页。1987年7月17日，陈云指出：“在新的形势下，全党依然面临着学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这项最迫切的任务”，并认为，“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陈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12、309页。“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12—413页。。

　　陈云反复倡导全党学习哲学是要使广大党员掌握唯物辩证法，提高理论水平和思维能力，从而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把握事物的本质。这对于我们国史研究工作者来说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可以使我们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有坚定、清醒的认识，提高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的能力，使国史学科健康、繁荣发展。开展国史研究，首要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好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国史研究是一门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都很强的历史学分支学科，指导思想不同，历史观不同，即使是对同一个历史事实也会得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指导思想和历史观错了，得出的结论肯定也是错误的。近年来，随着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地位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攻击，并且展开了一系列理论争鸣。2006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六中全会，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相结合，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决策；同时，全会要求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史学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2009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四中全会总结了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经验，其中第一条就是要“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国史研究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如果不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不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衡量判断是非功过的标准，就不能透过表面现象揭示历史的本质，也就不可能从大量纷繁复杂的事物中理清历史发展的脉络，因此，历史研究尤其是国史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我们国史学研究工作者应该把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作为首要任务并勇于和善于进行理论创新，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二、要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

　　人才是兴国之本、富民之基、发展之源，只有把各方面优秀人才聚集起来才能加快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陈云同志始终注意干部队伍素质的提高，在选拔干部方面始终坚持德才兼备、量才使用的标准和原则，并根据不同时期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需要，选拔人才、任用干部。他认为，领导者不仅要有科学修养，而且要有吸收人才的丰富经验和卓越能力。

　　陈云指出，提拔干部的原则首先是“德才并重，以德为主。反对只顾才不顾德，也反对只顾德不顾才。才和德应该是统一的。”他还指出：“用干部的标准，概括起来有二：政治，能力。两者不能缺一，以政治为主。”《陈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121页。这是陈云总结我党在干部选拔问题上的经验与教训得出的科学结论，“德”是指要选拔政治上可靠的干部，培养和选拔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并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人，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与命运的战略问题，因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干部队伍的革命化是最重要的政治保证，只有政治合格，才能确保“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才干可以在实践中增长，而“德”的问题如果把握不住，则会对社会主义事业产生影响和危害。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是抓住了干部队伍建设的关键。对于我们的国史队伍建设也具有指导意义。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趋发展，世界上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竞争日趋激烈，这对于国史研究队伍的理想信念提出了新的考验。

　　国史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学科。在当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正处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我国面临着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也使我们面对着各种严峻的挑战：西方敌对势力企图“西化”我们，把他们的价值观强加给我们；他们要搞垮社会主义中国，采取了各种手段，其中之一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这些观点如任其泛滥，势必影响到中国的下一代，影响到中国的将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提高思想鉴别力，增强政治坚定性。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中，对于国史研究工作者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为基础和中心内容的，也就是研究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是如何确立、巩固并不断发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经过怎样的探索形成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如何指导人们的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其内涵的。国史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因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必然成为意识形态较量的空间。国外敌对势力为了颠覆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权，完结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总是想方设法地抹黑、丑化、妖魔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些受错误思潮影响的学者也出于各种目的，要求“重写中国近现代史”，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这就要求我们从事国史研究时必须划清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基本界限，在事关方向、事关全局、事关根本的问题上头脑清醒、是非分明。

　　所谓“才”，即干部的文化知识，业务水平和专业技术造诣，陈云提出要量“才”选拔，量“才”使用。对于干部的文化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等方面的要求，在不同的时期，根据不同的形势和特点， 陈云同志的论述也有所不同，概括起来主要有：一是要具备较高的文化知识，这是一个干部综合能力和水平的基础。 陈云同志认为：“文化与政治是密切相联的。如果没有文化的提高，要提高政治水平是不可能的。”他指出：“没有相当的文化程度，要学懂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的。”“没有文化，政治水平很难提高，不能看得远，只看到目前，只看到陕北。这不行，要看到全中国，看到全世界。”《陈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94页。因此，具有相当的文化水平是干部选拔和使用的基本条件之一，也是考察、衡量干部才能的基本条件之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适应党在新形势下领导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陈云同志更加重视干部的文化水平，把干部的文化水平放在相当重要的地位加以考虑。

　　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培养大批专业技术干部，这是陈云同志关于干部队伍建设论述中一个十分突出的思想。在民主革命时期，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着重视政治工作，轻视技术、经济工作，许多干部不愿做技术、经济工作的现象，他反复指出：“向全党解释，各种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是革命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具体的革命工作。应纠正某些党的组织和党员对革命工作抽象的狭隘的了解，以至轻视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认为这些工作没有严重政治意义的错误观点。”他强调：“技术、经济、事务工作有其政治意义，政治工作也会带有技术、经济、事务性。”因此，党的干部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技术能力，要善于从事某一专门工作。为此，他特别提出要培养选拔一批专业技术干部。

　　国史研究工作者也要注意提高自身的素养。搞好国史研究，除了要加强政治理论和史学理论的学习，更要具备正确的史观、良好的史德和广博的史识，这样才能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使我们的国史研究按照更科学、更正确的轨迹前进。研究国史需要有较长时间的学术积累，非一朝一夕之功，正所谓“板凳需作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没有踏踏实实坐下来做学问的耐心是研究不出成果的。这需要研究者付出艰辛努力，提高自身理论修养、加强学术积累、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培养和选拔中青年干部是重大的战略问题

　　干部对革命事业的成功和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用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原则问题，事关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陈云始终把干部队伍建设作为战略问题进行考虑，从抗战期间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他一直关心干部队伍建设问题。陈云曾引用斯大林的观点：“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干部决定一切。”《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3页。他认为，这一观点是“通用于全世界的，不但外国通用，中国也通用；不但共产党通用，其他政党也通用”《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页。；“党的一切决议和政策，都要通过干部去实现。党的干部不同于一般党员，是党的骨干。干部在党的组织中占重要地位。党看重干部的作用，认为没有坚强的干部队伍，我们党的事业就不能发展，就不能取得革命胜利。因此，干部对党的事业负有重大的责任，应该成为一般党员和群众的模范”《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页。。陈云在抗战初期就认识到干部对党的事业的巨大推动作用，无疑具有前瞻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逐步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上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当时的干部队伍的状况还不能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干部“老化”现象严重，许多老同志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他们继续承担日益繁重的工作任务。二是干部构成不合理，缺乏具有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干部，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干部更是少之又少。长期下去，必然严重影响党的事业的繁荣和发展。陈云较早地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从战略的高度多次提出建议。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青年干部贫乏的状况日益显露出来。陈云对此忧心如焚。在1980年2月24日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陈云郑重地提出：在各级选拔合格的年轻干部，是我们全党的一个重要任务。他说：“现在从中央到县委，大部分人头发都已经白了”， 所以，选拔年轻干部“有它的紧迫性， 有它的必要性”《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页。。从党的事业的大局出发，陈云进一步论述了培养和提拔中青年干部的紧迫性。在《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文中，他指出：“现在省委、地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多数是六十岁以上的干部，其中不少还是七十岁以上的干部……这些干部身负重任，都在党政军第一线工作，日夜操劳。这种状况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我国近十亿人口大国的繁重的领导工作”，因此要“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陈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258页。他认为中青年的优势在于：第一，“年富力强”，有朝气，具有开拓精神，被条条框框束缚少，因此在工作中更具有创造力。第二，中青年虽然没有经验，但是可以有意识地进行培养，经过三年、五年、十年就可以选出好的人才。第三，中青年中有人才。他们受过系统的培训，具有专业知识，陈云还举例说：“在跟外国人的谈判中，驳外国人，说你的东西不行，那个地方不对，大体上都是四十岁左右的干部。” 《陈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67页。

　　在反复强调了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的紧迫性、重要性之后， 陈云又进一步提出我党在干部政策上的大方针， 即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陈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页。。革命化， 指的是加强马列主义教育， 提高干部理论水平和辨别是非的能力。他明确指出， 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原理和思想方法， 就会自然地同自己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 把具体经验提高到一般理论， 再拿这种一般理论去指导实际工作。他的这种思想， 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是在改革开放时期，都是始终坚持并一再强调的。年轻化，指的是让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在各级领导岗位上锻炼。专业化，指的是要培养选拔专业技术干部，提高干部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知识化，指的是要高度重视干部的知识文化水平。因为，文化与政治密切相关，没有文化就不可能提高政治水平。“要学习一些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必要的专业知识，以提高领导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陈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页。

　　培养大批优秀的年轻干部是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根本大计。同样，培养大批年轻的、优秀的从事国史研究的学者是关系到国史研究能否持续繁荣的重大的战略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是改革开放后逐渐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也是整个史学领域中最年轻、最有活力和最有发展前途的学科之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深入贯彻、学术环境的日益宽松和国史资料的大量披露、出版，国史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据不完全统计，近30年来出版的国史通史、专著、工具书有百余种，涉及国史的文选、传记、年谱、大事记、回忆录、论文、资料汇编更是不计其数，这些都表明国史已经逐渐成为一门显学。

　　搞好国史研究，不仅要注重探讨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更要重视国史研究队伍的建设，因为国史研究工作者是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当代中国史研究》是我国国史学界唯一的一本专业学术期刊，自1994年创刊以来，始终密切关注国史研究的重大课题，注意拓宽研究领域和培养人才，刊发了大量有较高水平的学术文章，为国史学的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对《当代中国史研究》作者队伍的统计分析，可以大致了解国史研究者的构成、分布及其特点，从中管窥国史研究队伍的全貌，把握其不断演进的脉络和形态。据对2000年第1期至2009年第6期《当代中国史研究》的统计，近十年来共发表论文、述评、考证、译文、书评等文章950篇，约有作者670名，其中能够查询到出生年的作者有476名，其构成是：现年30岁以下的有11人，31—40岁的有96人，41—50岁的有130人，51—60岁的有125人，61岁以上的有114人。40岁以下的作者占总数的225%，40—60岁的作者占总数的536%，61岁以上的作者占239%。这基本上反映了当前国史研究工作者的年龄分布状况，年轻的作者只占总数的不到1/4。这种状况说明我们仍然需要培养大量的、年轻的、有志于从事国史研究的学者，为国史学今后的发展进行必要的人才储备。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这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在国史研究中要可持续发展，不仅要依靠老同志，更要依靠中青年学者队伍，这对我们的国史研究也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当代中国研究所为培养国史研究队伍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从2001年以来，当代中国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合作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系，现在有中国当代史、中共党史两个博士学位授予点，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当代史和中共党史三个硕士学位授予点；设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当代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外交史、中共党史等研究方向。该系现有博士生导师4名，硕士生导师11名。2001年与中国人民大学合办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参与和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培养；组织编写国史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和开展海内外有关当代中国研究的学术讨论和交流；等等。加快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后备人才的培养，推动了国史学科的发展。此外，首都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都开设有国史的相关课程，当代广西研究所、重庆市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等机构都开展相应的国史研究。国史研究正在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国史研究队伍的建设逐渐走上正规化的道路。

　　陈云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和论述闪烁着真理的光辉，重温他的这些思想，对于搞好国史研究队伍的建设工作、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研究队伍、推进国史研究的繁荣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