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创立之初就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质上也规定了各级党组织以及全体党员应当时刻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陈云受理了大量的人民来信。陈云对人民来信非常重视，并且能够有针对性地、科学灵活而又不失原则地给以及时解决。

　　一、重视人民来信

　　中国共产党在创立之初就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质上也规定了各级党组织以及全体党员应当时刻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党离开了群众，就成了光杆子的党，这样的党也是不能存在的”《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1页。。陈云深刻认识到保持党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重要性，一直重视人民来信。

　　在任中组部部长期间，陈云要求工作人员一定要把中央组织部办成“党员之家”，对来访同志要热情接待，认真倾听。有几次，秘书看陈云确实太忙，想为陈云“挡驾”，都被他制止了。他解释说：“人家来找我，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要我来解决，我一定要会一会。”他对来访如此，对来信也如此。一般来信，他通常把解决办法告诉秘书，重要来信，他总要亲自处理。朱佳木、迟爱萍、赵士刚：《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9—50页。

　　人民来信为治党理政提供了重要依据，陈云处理人民来信一定要“经过调查以后才复信”。1951年8月5日，陈云在给李新民的信写道：“昨天接到松江方面关于你的情况的回报，今天才复你的信。要经过调查以后才复信的道理，想来你可以谅解的。”《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303页。正因此，经他处理的人民来信都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1955年5月9日，陈云致信湖南省长程潜，说黄炎培转来彭一湖的信，反映目前湖南农村中粮食和干部问题，除已转告中央有关业务部门注意外，特另抄奉阅，请即派人查明，酌情处理。6月27日，程潜复信说，经省人民委员会三次派人调查，彭一湖所提与实际情况有出入。对这封来信，毛泽东于5月16日批示印发中共中央召开的十五省市书记会议。《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50页。

　　1979年1月4日至22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陈云主持会议并讲了话，要求认真做好来信来访工作：“对群众的揭发、申诉和控告，要认真处理。凡是重要的来信来访，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领导人要亲自过问。对上访者要热情接待，对他们提出问题要弄清情况，妥善解决。要保护控告人。对打击报复或蓄意诬告好人的，要按党纪国法制裁。”《人民日报》1979年1月25日。

　　二、为治党理政提供重要依据

　　陈云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中深刻体会到，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智慧和力量的源泉。陈云认为“充分发动群众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关键”《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2页。，“群众的发动，是党、政、军一切工作发展的基础”《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1页。 ，是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陈云通过人民来信掌握党和政府政策法令的贯彻执行情况，直接了解群众的要求和意见，作为指导工作、制定政策的依据。

　　为了能及时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陈云在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的10余年里，除了在家乡普通农民中约定了几位联系人，请他们经常来信或直接来京反映情况外，还常到全国各地的农村进行调查，仅去家乡青浦县就调查了4次。其中的第四次，他吃住在农民家里，调查了半个月时间。回京后，陈云写出《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3个调查报告。1961年8月8日，他致信邓小平，谈了青浦农村调查的基本情况，并附上这3个调查报告。经邓小平批示，将陈云的信和3个调查报告印发8月下旬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对落实调整农村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解决农业困难，产生了积极影响。《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0页。

　　改革开放后，陈云重新主持中央财经工作。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后，发生了外汇兑换券排挤以至驱逐人民币的现象，有些人主张发行特区货币来解决这个问题。1984年5月26日，他在接到中国银行两位工作人员关于反对发行特区货币的来信后，认为特区发行货币，容易造成金融秩序混乱，于是写下如下批示：“特区货币发行权必须在中央。决不能让特区货币与人民币在全国范围内同时流通。如果不是这样做，就会出现国民党时期法币发行之前的状况。”《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55页。之后，他又专门把谷牧和刘鸿儒找来谈特区货币问题。他说，如果大家坚持要搞，我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发行权属于中央。二是封关后只能在特区流通。在陈云的坚决制止下，特区同志只好搁置此事，把已印好的特区货币封存起来。后来的事实也证明陈云的意见是正确的。

　　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陈云作出了重大贡献。陈云一贯主张从严治党，严肃党纪。1982年1月5日，陈云把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报送的题为《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的《信访简报》批转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并在批语中指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几位领导人阅后均批示同意。邓小平还在陈云批语中加了“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八个字。陈云的这个批语收入了《陈云文选》中题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一组文稿。《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页。6天后，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向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坚决贯彻中央常委的批示。随后，中央又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研究如何更坚决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紧急通知、进一步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中央的建议，作出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对《刑法》的一些条款作出了补充和修改。由于中央态度坚决，各地各部门重视。从党的十三大到十四大的5年间，各级纪检机关就查处党内违纪违法案件874690件，处分党员733543人。在被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团级16108人、地师级1430人、省军级110人。《人民日报》1992年10月23日。正是在邓小平、陈云的决心之下，一场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的斗争才在全国范围特别是沿海地区开展起来，震慑了党内少数以权谋私分子，对端正党风、保证改革开放健康进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陈云对文化教育事业一向十分关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就这些领域的问题也发表过许多谈话，作过不少批示，提出了许多富有远见、切实可行的建议和指示。陈云对教育工作是十分重视的，特别是对学校教育和教师地位的提高，尤为关注。1983年1月24日，陈云收到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委员千家驹的一封来信和他发表在《教育研究》上的《把智力投资放在第一位》的文章。来信建议：将全部民办小学改为公办小学，民办教师改为公办教师，以便保证1990年前基本实现普及初等教育的目标。《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41—1762页；《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19页。陈云看信后，十分同意这个意见，当即把信批给胡耀邦、赵紫阳，并指出：“千家驹同志的来信和他写的《把智力投资放在第一位》的文章我都看了。我认为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是很有远见的。希望指令计委、教育部等有关部门加以研究，提出方案，然后在书记处会议上专门讨论一次。”《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27页。 3月10日举行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四十五次会议和4月16日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就改革农村教育、发展高等教育而进行讨论。 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国务院也于4月28日批转了教育部、国家计委关于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报告，并发出了相应的《通知》。《人民日报》1983年6月16日。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仍然没有明显的改善。突出的问题，是师范院校招生困难，很少高中毕业生填报高考志愿时把师范类院校当作第一志愿。1984年9月4日，陈云看了9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山东益都二中刘沂生写的《值得忧虑的一个现象》一文后，了解到当时高中毕业生很少有人把师范院校当作高考第一志愿的情况，委托秘书转告邓力群（当时主管全国宣传工作），说：“这个问题要引起重视，师范院校学生的质量保证不了，对今后的教育，对四化建设各个方面的影响都很大。要继续想办法帮助教师主要是中小学教师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比如住房问题；不断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逐步使教师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9页。中央宣传部随即召集教育部、国家广播电视部的负责人开会，研究如何落实陈云的意见。12月25日，教育部负责人通过新华社记者披露了陈云的意见，并说：党中央和国务院已决定拿出十几亿元，从1985年1月1日起为全国数百万中小学教师增加工资。《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2—1763页。

　　古籍整理和出版关系到继承和发展祖国悠久历史文化的，陈云较早地给予关注和指导。1981年4、5月份，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已经几年没有招生了，该专业的教师们为继续保留专业设置和招生权利而多方奔走。这时，同他们工作联系较多的中华书局传递过来一个重要信息：在中央领导人当中，陈云比较懂行，也在关注这件事情，他在杭州休养时发表过有关的内部谈话，并且还向中华书局了解过情况。于是，该专业全体教师决定写信给陈云，要求恢复古典文献专业，并扩大招生。陈云接到这封信后，派秘书王玉清专程到北大听取他们的意见。之前，5月22日，陈云还打电话给中华书局，了解古籍整理情况。在相继听取中华书局和北大教师的意见后，经过综合归纳，陈云写成《整理古籍是继承祖国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工作》一文。9月17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同意，陈云的这些意见，以《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下发执行。根据陈云的提议，1981年12月10日，国务院决定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直属国务院，办公机构设在中华书局。1983年9月，教育部成立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办公机构设在北京大学，负责全国古籍整理研究人才的培养和科学研究工作。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入一个新时期。《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2—1754页。

　　三、为人民排忧解难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一贯宗旨，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不断实现和发展人民利益的历史。1941年5月，陈云在《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一文中告诫全党“人们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是否对人民尽了责任，可以考验谁是优秀子孙，谁是不肖子孙。”《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8页。 陈云始终关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重视人民来信，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为人民排忧解难。

　　陈云经常强调，一切工作都应该从群众“最高兴的事情做起”《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1952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云在全国地质工作计划会议上的讲话后，上海市比乐中学郑伯夷、汪于官等7人和各地不少青年分别给陈云、地质部和《人民日报》来信，表示了他们参加地质工作的决心，并对地质部所属中等技术学校的情况和投考办法等方面提出了一些问题。1953年3月28日，《人民日报》就“有关投考地质部所属中等技术学校的一些问题”给以综合答复。1962年5月21日，周建人于致信陈云并刘少奇，反映农村人民生活困难，建议按期兑现给农民的退赔期票。6月4日，陈云复信周建人，指出：农民生活困难，中央已经知道，但不能不控制向农村投放的钞票。现在全国货币流通量比1957年增加了将近一倍，其中城市所占比重由2/3降为1/3，农村则由1/3增到2/3。退赔工作延期三年和取消粮食奖励价格是为了控制向农村投放的钞票，因为，农民手中钞票多了以后，就不愿意再向国家出卖农副产品和小土产，而北方各省能同农民交换的工业品很少，这将使经济形势更加不利。因此，目前要向农民做些解释工作。《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19页。

　　改革开放后，陈云不顾工作繁忙，总是尽可能地抽出时间阅批人民来信，为人民排忧解难。1982年7月1日，陈云看到北京航空学院某教师关于反映知识分子工作负担重，工资收入低、很多人健康水平下降的来信等两份材料后，致信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等，指出：“这是国家的一个大问题，要下大决心，在今明两年内解决，不能再按部就班地搞。”“此事建议责成书记处来抓。”《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00页。 7月22日，他通过秘书向有关部门转达对劳动人事部关于1982年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中央组织部调整工资偏低的知识分子工资的相应方案的意见。1983年1月16日，陈云把将《北京日报》社刊载群众来信反映市民“烧煤难”问题长期解决不了的内部材料批转万里。批语中指出：“请向北京市打个招呼，要他们重视这个问题。我相信，只要领导重视，这类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18页。1983年1月4日，陈云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反映群众来信建议“推行计划生育必须解决无子女老人晚年生活保障问题”的内部材料上批示：“现在对独生子女照顾很多，我看照顾不起。应该照顾的是老人。”“计划生育这件事，必须办，照顾的钱应该用在哪里，要研究。”《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17页。

　　陈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期间曾在中央负责组织工作，熟悉不少干部的历史情况，加之他办事公道，所以不论在“文革”期间，还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都有些人找他作证。早在1966年8、9月间，他就曾通过复信和接见来访的天津工学院的学生，实事求是地证明该副院长、党委副书记袁血卒历史上没有问题。《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页。1977年10月，陈云在收到宗益寿(又名孟平)之子的来信，反映“文革”中其父亲和叔叔的革命烈士称号被取消，请求陈云证明他们革命历史问题。10月28日，陈云为宗益寿及其弟弟宗益茂的革命事迹写证明材料，并称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党员，英勇奋斗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一生。”《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16页。1983年7月12日，陈云就四川仪陇县委来信询问该县席懋昭是否于30年代护送他出川一事，复信称1935年红军长征过大渡河后中央决定派他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当时确有一位在灵关殿任小学校长的地下党员护送他到成都、重庆。如席做过灵关殿的小学校长，即可肯定席就是当年护送过他的那位同志。四川省委组织部经查席确实在1934年、1935年当过灵关村的小学校长，请陈云为席写一份证明材料。陈云写的证明材料中指出：“应肯定席为革命烈士，记下他在完成护送我出川这一党的重要任务中的功绩。”《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31页。事后，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席懋昭为革命烈士，并给予追记大功一次。

　　四、严于律己

　　陈云非常重视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并强调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早在1949年6月19日，陈云给陆恺悌的信中，就告诫“干部子女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子弟自居。” 《人民日报》1984年1月30日。

　　1983年2月13日，陈云同瞿秋白、蔡和森、罗亦农、赵世炎、张太雷、郭亮和刘伯坚等革命烈士子女谈话时，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革命的后代，是党的儿女。你们应该像自己的父辈那样，处处从党的利益出发，为维护党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现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形势都很好，你们要和周围的同志一道，爱护这个好的形势，发展这个好的形势，为把我们国家建设得更加富强，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1页；《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20—321页。

　　领导干部要廉洁自律，率先垂范，克服官僚主义。陈云经常告诫党的领导干部要时刻警惕党内可能出现的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的腐败现象。陈云认为，领导干部要做表率作用，要从高级领导做起。1985年12月在中共中央对端正党风问题做出决定时，他又特别强调指出：领导干部“要在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中做表率。我建议，做表率首先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的各位同志做起”。《陈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页。同时，他还要求高级领导干部不仅自己要带好头，做好表率，同时还要加强对子女、亲属的教育，管好他们，防止他们借用其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1985年9月23日，陈云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希望所有的党的高级领导人员，在教育好子女的问题上，给全党带好头。决不允许他们依仗亲属关系，以权谋私，成为特殊人物”。《陈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96页。

　　陈云一贯谦虚谨慎、始终淡泊名利，不居功，不自恃，始终能够摆正个人和党的位置。1982年9月30日，他通过秘书答复遵义纪念馆拟将占用当年遵义卫戍司令部旧址的单位迁出，开辟为纪念室的来信时，强调指出：我没有在遵义会议会址住过，会后都回到遵义卫戍司令部去住。不要恢复遵义卫戍司令部旧址。只要在遵义会议会址的说明词中写上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我住在什么地方，现在那里在做什么用，就足够了。不必再搞什么纪念室。我历来不赞成搞这种东西，以前有人提出要把我老家的房子搞成纪念馆保留起来，我就没有同意，今后也不能搞。《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07页。陈云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卓越贡献，但从来都把一切功劳归于党和人民。陈云在党的“七大”上讲到，当一个人在工作中取得成绩的时候，个人应该怎样认识取得成绩的原因呢 ?“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 ，第二是党的领导 ，第三才轮到个人。”《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此外，陈云处理的人民来信中，还反映了他严细致的工作作风和善于听真话的优秀品德。1978年1月13日，他就一封反映评弹艺人待遇等问题的来信致信苏州市文化局局长周良，指出“这些问题牵涉到一个地方各个团体的各种特殊情况，只能由当地党政领导机关及文化领导机关作出决定，我不能提什么意见。”《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17页。他善于听真话的可贵品质和朴实作风，也反映在他与江苏省评弹工作者的谈话中。1990年4月22日，他在听取吴宗锡、周良等关于评弹工作的汇报时说：希望你们能定期来看看我，一起来也好，单独来也好，你们听到社会上有什么反应，群众有什么意见，也可以写信告诉我，使我能多听到真话，多了解实际情况。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能交一点敢于反映真实情况的知心朋友，多听到些真话，是很有好处的。

　　陈云经历了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几乎所有重大事件，参与了党中央在不同历史时期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多次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关键时刻、在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人民日报》2005年6月14日。陈云之所以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重视人民来信，善于通过人民来信，听取群众意见，为治党理政提供依据，为人民排忧解难，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