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他的领导理念（或执政理念）是什么？我们认为，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他在1956年中共八大后说的：“我们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他都是这一领导理念的光辉实践者。他主张既要实现政党或国家的整体利益，又要照顾人民群众的个体利益；既要搞好国家的建设，又要关注人民的生活。不管是领导革命斗争，还是领导经济建设，陈云力求将解决人民群众的迫切需求与实现国家的整体利益结合起来，实现群众的个体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之间的平衡，而其最终的出发点和归宿，又是要落实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上。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919年12月，在张行恭、张子宏兄弟的帮助下，陈云到商务印书局发行所文具仪器柜当学徒，经过多年的历练，他由当年的学徒成长为发行所罢工临时委员会委员长，这年八九月间，陈云在董亦湘、恽雨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完成了他思想上质的飞跃。在领导商务印书馆的工人罢工斗争中，包括陈云在内的罢工领导集体似乎在实践着这样的斗争思路：通过争取工人的经济利益而实现工会的合法化和政治地位，经由工会的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民族革命的历史使命。这样的思路，既照顾了工人阶级的经济需求，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又最终实现了共产党人的革命目标，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1从工人切身利益出发订立劳动合同，纠正中央苏区“左”倾经济政策。

　　领导商务印书馆工人罢工的斗争思路后来一直为陈云所坚持。当他在瑞金中央苏区领导工运工作时，这一思路体现得更为明显。

　　1933年1月，陈云到达瑞金，随后在新组成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局中担任党团书记，与刘少奇一起领导苏区工运工作。当时，苏区工运工作中已经存在严重的“左”倾错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照搬一些苏联的劳动法和只适合于现代大城市的条文，忽视苏区所处的农村环境和战争条件，片面追求工人福利，提出过高的工资待遇要求。这样的结果是中小企业不堪重负，相当数量的私人企业倒闭，失业工人增加，苏区经济萎缩，苏区经济正朝着恶性循环发展。《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页。

　　针对此种情况，陈云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所在，提出解决措施：“要重新审查各业集体合同的具体条文，审慎地了解各业的每个商店、作坊的经济能力，依照实际情形，规定适合于每个企业的经济要求。”他指出不能一味地强调工人的利益，也要照顾企业的承受能力，要在工人与企业之间寻找平衡。所以他要求“党和工会必须在工人群众中进行详细的解释：工人阶级一方面要争取改善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必须把发展苏区的经济，巩固工农联盟，巩固苏维埃政权，看成自己解放的根本任务”；另外，“要审慎地去考察资本家怠工与否，分别各种情形执行不同的策略。领导工人坚决地反对在经济上故意停止营业、破坏苏维埃经济的资本家，监督店铺、作坊的生产和经营。对于确实因为没有来货，无货可售，或生意清淡，店铺、作坊将要倒闭的资本家，工会应该领导工人要求他们继续营业；同时应该领导工人在自愿的条件之下，减少一部分工资，以企业不致倒闭为度。”《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2页。这样，工人利益与企业之间就达成了一个平衡，既不致过于抬高工人待遇要求，又让企业得以继续生产经营。

　　这样的处理，从短期看似乎是降低了工人阶级的待遇，实际上是照顾了工人的长远利益，只有保存了企业，工人才能不致失业，才能有稳定的经济收入。这个平衡最大的益处，是让苏区经济沿着良性道路发展，企业继续生存，工人有工可做，苏区经济得以复苏、繁荣，从而为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发展、壮大提供坚实的经济保障。

　　2从盐农切身利益出发改变运盐方式，赢得陕甘宁边区对外贸易的主动权。

　　1944年春天，陈云被任命为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开始领导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自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当局开始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边区经济一度陷于困境。虽然后来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困难，但是，由于贸易进口大于出口、生产资金的大量投放等原因，造成1943年下半年边区开始出现金融波动、物价猛涨等一系列财政问题。陈云此时接手领导边区经济工作，可以说是临危受命。

　　上任伊始，陈云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扭转贸易逆差，使边区在出入口贸易中免于吃亏。据统计，1943年边区进口六十四亿七千二百六十四万元，出口五十三亿六千四百七十二万元，入超达十一亿零七百九十二万元。《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4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0、86页。这个数字是不可忽视的，以当年边区举步维艰的经济局面，要承受如此大的贸易损失，无异于雪上加霜。要扭转这种局面，只能开源节流。陈云一方面鼓励边区继续生产，争取棉花的完全自给；另一方面，他大力提倡节约，减少布匹的供应量。此为节流，还需想方设法开源。盐是边区最大宗的出口物资，占边区产品出口总值的三分之二，对平衡进出口和稳定物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把盐以有利的价格卖出去是开源的关键。

　　通过调查研究，陈云找到了问题所在：1943年由盐池运出食盐5000万斤，除内销公私用盐700万斤外，盐业公司只收到3500万斤，还有700万斤走私出口了，不在边区政府的掌控之中。这个数字是十分可观的，它相当于盐业公司收进数的20%。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走私缺口呢？原因是：口岸盐业公司收购价格低，盐农成本高，运盐赔钱；公家沿途开的某些骡马店，强迫运盐脚户投宿，并提高住宿费用或收取法币；一些盐业公司采取不公平的手法与盐农交易，对脚户的盐低价进高价出，有意低估盐的质量，大秤进小秤出，没驼盐要挖两碗，引起运盐群众对食盐统销政策及盐业公司不满，等等。其实，我们不难看出，问题是症结是食盐出口利润分配不平衡，盐业公司独占或者占据了食盐出口的大部分利润，盐农无利可图，于是食盐走私便屡禁不止。最终的结果是两败俱伤，盐业公司损失了对数量可观的一批食盐的统销，没能提升出口总额；盐农走私实力单薄，难以以有利的价格出售食盐，利润受损。这样恶性循环下去，食盐出口必然走向更加糟糕的局面。要争取食盐的有利出口价格，边区内部就必须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要让盐农与盐业公司团结起来，必须调整两者之间的利润分配关系。陈云对症下药，他指示有关部门积极改善盐业机关与广大运盐农民的关系，整顿草料店，减低运盐费用，改善运盐途中条件；提高口岸收购价，保证运盐户有钱可赚。这一系列的措施有效地堵住了食盐走私出口，盐农自愿地把食盐卖给盐业公司统一外销。盐业公司再与国统区进行贸易较量，最终争取到有利的出口价格。

　　陈云通过平衡盐业公司和盐农在食盐出口贸易中的利润，使食盐出口走向良性发展。盐业公司虽然让部分利润给盐农，但最后达到了双赢的效果，最终实现了将食盐以有利价格出口的目标，边区政府和盐农在食盐贸易中同时获利。1944年，边区出超十九亿元边币，1945年连续出超，扭转了进出口贸易入超的被动局面。《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264—267页。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1从“大多数之民”的利益出发，开放粮运、平抑物价，开创国民经济恢复的良好环境。

　　1949年5月，陈云从东北来到北平，挑起领导全国财经工作的重任。当时，全中国大部分地方已经解放，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与各区的经济亟须走上恢复之路，如何谋求全国各地克服各种困难的良方对策，同时交换一下1950年的财经情况，这是当时各大区财政经济部门共同关心的议题。在中央的委托下，陈云负责筹备并亲自主持了此次会议。

　　选择在上海召开此次会议，是由于上海独特的经济地位决定的。上海是中国当时第一大城市，是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最为集中的地方，她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也是远东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这里，也是帝国主义残余势力最强、投机商人最活跃的地方。就在当年4月间，惯于买空卖空的投机家们大量购买大米，囤积居奇，哄抬价格，最后由大米而波及其他商品，物价高涨，以同年3月份平均物价为基期，物价上涨18倍，大有形成新一轮通货膨胀之势。

　　如此物价猛涨，最终受苦的是老百姓，不仅大城市的百姓深受其害，广大农民也跟着遭殃。当时，一些地方为了满足本地的需要，禁止粮食自由买卖。陈云在上海财经会议上了解情况后说：“据华东的同志说，常州的粮食不让运来上海，赣东北对杭州也是封锁的。有很多人还是共产党员，认为这是‘为国为民’。”陈云批评道：“凡禁止粮食自由贸易的地方，农民的粮食就不能卖到高的价钱，而城市因粮食贵，工业产品成本提高，引起工业品价格上涨，使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扩大。这对农民是有利还是有害呢？完全是有害无利。对大城市有利还是有害呢？几百万靠薪资生活的劳动人民所需要的粮食来不了，当然是有害的。可见，这种封锁，无论对农民，对城市的劳动人民，还是对国家经济建设，都是有害的，而仅仅对禁粮出卖区域之内的中小城市的居民有利，他们可以吃到便宜的粮食。这一部分人比之于广大的农民和城市的职工，显然是很少的。我们究竟是为大多数之民呢，还是为少数之民？当然首先要为大多数之民。”《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页。 为了对付投机资本，陈云也提出了一系列办法。首先，他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中央统一管理，“主要内容是统一财政收支，重点在财政收入，即公粮、税收及仓库物资的全部，公营企业的利润和折旧金的一部分，统归国库，没有中央财政部的命令，不能动支，中央再根据按预算拨给地区粮款”，《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3、70页。这样做可以“避免由于各地区对出口货物购销办法不一致，而给投机商人造成可利用的空隙”《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然后，进行大手笔的物资调拨，将粮食从主要出产地调拨到上海、天津等几个大城市。为了解决上海的粮食供应问题，他征集川粮4亿斤援助上海，致电饶漱石、曾山务请抽调力量去四川运粮，同时抓紧华中、东北运粮济沪，除此之外，还准备向国外购大米4亿斤。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陈云故居暨青浦革命历史纪念馆编著：《陈云在上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页。最后，当一切准备工作就绪，按预定计划在全国各主要城市一齐抛售。经过前前后后几个回合的斗争，资产阶级和投资分子元气大伤、彻底服输，再也不敢在市场上兴风作浪。

　　在这场“米棉之战”中，农民虽然暂时承受了压力，公粮任务比较重，但是从长远来看还是利大于弊的：物价得以平稳，持续十几年的通货膨胀得以遏制，老百姓从此不再深受其苦；就国家而言，终于驾驭了市场，彻底掌控了经济发展的趋势，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迈出了坚实的一步。1952年年初，当经济形势稍有好转，陈云立刻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将棉粮比价和棉田的公粮负担作合理规定，依据查田定产、依率计征、统一累进、决不附加的原则，切实解决征粮过重的问题。《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63—365页。

　　2把建设放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成功制定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

　　国民经济经过三年的恢复，取得了显著的成效。1953年在陈云的主持下，新中国经济开始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一五计划进展顺利，“无论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工业的总产值和基本建设完成的投资额也有很大的增长”，“基本建设四年累计已经完成五年计划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但是陈云也敏锐地看到一些不足，突出表现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供应都紧张。基本建设和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如钢材、木材、竹子、煤炭等，人民生活需要的许多消费品，都出现了严重的供不应求的现象。”所以，在制定计划的过程中他多次提出“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要“适当压缩基本建设的投资额”，“应该先保证必需的生产和必需的消费，然后再进行必需的建设。”

　　1954年，陈云第五次修改《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时，就着重阐述了五年计划必须按比例发展的问题，第一次明确提出“四大比例、三大平衡”的思想，即农业与工业、轻工业与重工业、重工业各部门之间、工业发展与铁路运输之间要按比例发展，财政收支、购买力与商品供应、主要物资供需之间必须平衡，此外，技术力量的供需之间也要平衡。随后，他更是指出“从一九五三年全国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以来，我国市场上发生了许多新的情况，其中主要的一点是许多商品供不应求，第一是吃的，第二是穿的，第三是用的。”对此，“必须引起充分的注意。市场的稳定是进行经济建设的必要前提”《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6页。。而吃、穿、用等生活商品供不应求，追根溯源，是因为一五计划以来国家建设投资比例不合理，重重工业而轻轻工业，重军用而轻民用。所以，需要调整建设规模和比例，增加对农业和民用工业的投入。所以，1956年中共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作出了正确的决议，认识到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与陈云对当时经济建设情况的准确把握是分不开的。

　　中共八大之后，陈云更加关心人民生活问题。虽然一五计划的各项任务都提前实现了，全国上下干劲十足，形势大好，但陈云很清醒，他说“人是要吃饭的，不能天天靠吃马列主义过活”《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34页。，必须即刻着手解决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这对矛盾，建设要搞，但粮食、肉、植物油等吃的东西也必须得到保证。“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平衡大体上是个比较紧张的平衡”，要多吃、多穿、多用是不可能的。所以“为了照顾民生和建设，应该是在照顾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民生条件下来搞建设。在物资的分配上，首先应该照顾到必需的民生的生产，保证必需的民生（当然不是大吃大喝），有余再搞建设。这就是既要建设又要人民，这样的建设才是可靠的。”《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135页。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

　　从人民的切身利益出发，扭转长期以来片面快速发展的“左”的指导思想，降低积累率，对比例失调的国民经济进行第二次大调整。

　　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决定要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但是如何建设，以怎样的速度进行经济建设，这些问题急需找到答案，以便确定方向。这时，中央想到请陈云这位老将出马。1979年3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国务院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订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的大事的决策机关，由陈云担任委员会主任。陈云一直关注着经济大局的发展方向，他认为当前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非常严重，需要用两三年时间对经济进行调整以达到综合平衡的稳当状态。他说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要有两三年调整时间，最好三年”，“现在比例失调情况相当严重，基本建设项目大的一千七百多个，小的几万个。要快下决心，搞不了的，丢掉一批就是了”《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253页。，并且指出钢铁是硬道理，粮食更是硬道理，要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出经过反复讨论、论证，中共中央最后同意陈云的观点，最后决定从1979年开始“集中三年时间对我国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5页。。

　　对于此次国民经济的调整，陈云一直在考虑调整速度和长期规划。1980年，他率先同邓小平谈到国民经济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问题，陈云提出要合理设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不能一味追求高积累率、建设速度，应该适当提高消费的比例，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他明确提出：长期规划中要考虑如何使占人口80%以上农民的生活有所改善。

　　这次调整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出发，实行“该上的上，该下的下，该快马加鞭的快马加鞭”的方针，而不像第一次大调整那样“伤筋动骨”。上海宝钢就是一例。宝钢是一个特大型重点建设项目，关系到国民经济和综合平衡的全局。1977年初，为了改变上海地区钢铁工业长期缺铁的局面，宝钢于1978年12月23日正式动土兴建，到国家调整方针出台时，宝钢工程已经全面展开。这时，宝钢是继续上马还是就此下马？这个巨大的难题摆到了以陈云为首的财政经济委员会面前。如果按照原计划建设，调整方针就会落空，还需要追加用汇32亿美元，这是当时国内的财力物力无法承担的；但如果就此停工，前期的投入都将付水东流，截至1979年3月底，宝钢及其配套项目已使用外汇近6000万美元，国内投资近42亿元，停工损失太大，而且缺铁的局面无法改变，对以后的经济复苏和工业建设都会是一个巨大的阻碍。《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6—1567页。经过反复比较，陈云等人做出宝钢继续上马的决定，但对工程进行调整：首先，将整个工程分为一、二期，先上一期，推迟二期，一期工程投产后又可以为二期工程积累资金；其次，宝钢的设备问题，陈云经过了反复考虑，最后决定：主体设备引进，也买技术专利，为了增加国内自制设备的能力，将3套轧机改为同外商合作制造；二号高炉与三、四号焦炉等增加国内比重；并把1981年建成一号高炉系统至1983年底全部建成的计划，予以调整。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陈云故居暨青浦革命历史纪念馆编著：《陈云在上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73—274页。经过这样的调整，宝钢建设继续进行，但因为放慢了脚步，就与国民经济的调整整顿方针实现了步调一致。经过七年多的建设，1985年9月宝钢终于胜利建成投产；国民经济经过调整整顿之后，经济各部门逐步实现综合平衡，我国经济建设迈开了现代化的新步伐。陈云对宝钢的决策，兼顾了宝钢小集体和国民经济大集体的利益，两者相互协调，互为照顾，最终两者得以共同发展。

　　四、结语

　　从领导商务印书馆的工人罢工，到决策宝钢工程，陈云在工作中总是力求既实现国家或政党的整体利益，又解决人民群众最迫切关注的问题，照顾他们的个体利益。他牢牢记住共产党人是为人民群众谋求幸福的，他也在多种场合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我们不是普通的商人，是从事商业工作的革命家，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所以不管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和平建设年代，不管是从事工运工作，还是主持经济建设，他都坚持在保证政党或国家整体利益的同时，努力让老百姓生活得更好，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尽量维持国家整体利益和人民群众个体利益的平衡，这是陈云朴实的民生经济思想，也是他的治国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