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8月14日，陈云在出席中共十一大上海代表团小组讨论时，就党的建设发表了一条意味深长的意见：中央、省、市（包括军队）的主要领导同志，要对抬轿子、吹喇叭的人，保持警惕。《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1页。早在民主革命时期的1938年9月，时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在《论干部政策》一文中，就如何爱护干部讲过类似的一番话：“对于干部，不要‘抬轿子’，要实事求是。”《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页。两次讲话虽角度不同，但内容一致。就现已公布的有关陈云的档案文献，这一思想在陈云的历次讲话和著述中，以不同的语言多处论及。可见，对这一问题，陈云的认识是一以贯之的。“抬轿子、吹喇叭”是对党内那些溜须拍马，奉承吹捧现象的一种形象比喻。陈云对党内这种庸俗现象深恶痛绝，因为它影响正确决策，破坏党内民主，败坏党的风气。在“文革”刚刚结束的1977年，陈云尖锐地提出这一意见则有着更加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这一思想对于今天实现科学决策，发展党内民主，转变党的作风，有重大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一、实现正确决策的需要

　　领导干部，特别是负主要责任的领导同志最重要的责任，归结起来，就是做决策、用干部两件事，其中，做决策又是重中之重。决策正确，可以促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决策失误，就会阻碍甚至破坏事业的发展。只有正确决策才能保证决策正确。领导干部如何才能做到正确决策呢？陈云提出了著名的方法，即“交换、比较、反复”。

　　作决策首先要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弄清事实。“重要的是要把实际看完全，把情况弄清楚，其次是决定政策，解决问题。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只要弄清了情况，不难决定政策。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这样决定的政策，才有基础。”《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为了弄清情况，领导干部要充分发扬民主，发挥集体的力量，群策群力。因为领导干部作为个体，看问题总是有局限性的，“集体讨论、大家交换意见，是达到全面认识的重要方法”《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领导干部在形成一个意见之后，不要急于决策，先放一放，和大家充分的讨论和交换。在交换意见的过程中，陈云提倡多提反面的意见，“肯用脑筋想问题、发议论的同志，是很好的同志”。他不赞成那些不提意见，只是一味赞成的同志，“不想问题，不发议论，天天搞五福布的，就要差一点”《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五福布是当时天津第二棉纺织厂生产的一种印有五个蝙蝠商标的白布，陈云用来比喻只说好不讲坏，只赞成不批评的现象，是“抬轿子、吹喇叭”的同义语。陈云特别提醒领导干部，“在交换意见时，对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决不要生气”，因为“他们的意见，对的或者错的，都有益处”《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页。。对于不同意见，领导干部要“认真听取，展开讨论，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1页。。吸收正确意见可以取长补短，使自己原先的意见得到充实，驳倒错误意见，可以从反面证明自己意见的正确，“也是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的过程”《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1页。。

　　领导干部在作决策时，还要进行比较，“所有正确的结论，都是经过比较的”《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2页。。所谓的“比较”，就是对一切可能进行对比研究，趋利避害，从中找出最合适、最准确的结论或决策。在进行比较时，大家可以心平气和地发表不同意见，也可以开展辩论，“相互辩论，也是一种比较，可以看出哪种意见是对的，哪种意见是不对的，然后取得一致看法”《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2页。，“允许有不同意见的辩论，这样可以少犯错误”。《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0页。一个人讲了算，一言堂，一边倒，往往会犯错误。比较的实质也是要领导干部勇于和善于听取不同意见。

　　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需要一个甚至几个反复的过程，因此，领导干部在作决策时需要根据客观情况进行反复研究。所谓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往往先放一放，比如放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再反复考虑一下，听一听不同的意见”。如果没有不同的意见，作为领导干部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让大家提意见，“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2页。。并且在决策实施的过程中，继续根据客观情况对原有的决策进行修正。

　　“交换、比较、反复”的过程就是领导干部倾听不同意见，使自己决策更接近客观实际，更正确的过程。相反，如果领导干部听不得不同意见，喜欢“坐轿子，听喇叭”，就使得有意见的同志不能发表意见。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久而久之，必然会听不到不同声音，出现一言堂的局面。“如果鸦雀无声，一点意见也没有，事情就不妙”了《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页。。陈云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认为过去党犯的很多错误，“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问题有片面性，把片面的实际当成了全面的实际。”而这些，又是不善于倾听不同意见造成的。所以，他告诫领导干部，能听到不同声音是好事，绝不是坏事，要“经常注意同别人交换意见，尤其是多倾听反面的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1页。

　　二、发展党内民主的关键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作为亲历者的陈云在努力思考这场运动发生的原因，并积极探索避免这一错误再次发生的方法。1982年6月24日，陈云在审阅中共十二大报告讨论稿时深刻指出：“关于民主制度、民主生活很不够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问题实际上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民主生活为什么不够，党内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为什么没有了，陈云也作了深入的思考。

　　联系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程是陈云思考这一问题的重要特点，用他1979年1月4日《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的话说，“这十一二年来，我常想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页。正是在这篇讲话中，陈云从宏观国际共运的历史视角，特别是苏联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总结了党内民主建设问题。他认为，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到1923年列宁逝世前，党内生活是非常正常的，并且举了两个生动的事例予以说明：

　　一是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列宁坚持签订，但起初在中央委员会讨论表决时，列宁是少数，托洛茨基是坚决反对的。列宁的意见是正确的，但还是少数服从多数。只是当局势起了变化，德国已经打进来了，并且攻占了一些地区和城市，这时列宁说，如果再不签订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委员会中有两票转到列宁方面，列宁才形成多数，决定签订和约。二是讨论工会在苏维埃国家起什么作用的问题，列宁在讲话中讲到“我们的国家实际上不是工人国家，而是工农国家”时，布哈林在后面喊：“什么国家？工农国家？”《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

　　陈云通过列宁执政时期的两个事例说明，党的民主建设的好坏关键取决于党的领袖民主作风的优劣。正是列宁严格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尊重中央委员会的权威，敢于和善于倾听党内的不同意见，苏联党才在列宁时期有着浓厚的民主氛围。而也恰恰因为列宁的继任者斯大林缺少这种民主作风，个人迷信盛行，才导致苏联 “后来党内生活不正常”《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页。。在这篇讲话中，陈云同时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特别提到延安整风和十年“文革”。他认为，毛泽东领导的整风运动，大家可以面对面地指名道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才创造了浓厚的民主氛围，实现了全党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对于“文化大革命”，陈云认为，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他的错误主要是“违背民主集中制”，《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页。党内民主生活受到破坏，出现“党内极不正常的状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页。。

　　陈云通过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民主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历史，旨在说明领导干部对于实现党内民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领导开明，民主风气就浓厚；领导独断，民主就受到制约。而领导民主作风的好坏，除自己的主观因素外，外界环境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陈云实事求是地分析了1957年以后党内民主受到破坏的原因，他认为，除了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外，“应该说，解放以后，也有帮倒忙的人”。《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页。这其中有极少数怀着个人主义的野心目的，诸如林彪之流，极力鼓吹 “顶峰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对党的领袖“抬轿子、吹喇叭”，使得党内个人崇拜盛行，“民主集中制搞得很不好”《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37页。；另外，帮倒忙的，“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页。。出于对领袖的拥护和爱戴，某些地方领导人公开宣扬“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到盲从的程度。”《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3页。当毛泽东同中央常委其他同志有意见分歧时，就认为“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听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页。陈云强调指出：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好同志，但有盲目性，缺少经验。” “大家都没有经验，帮倒忙最重要的原因是不谨慎。”《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页。这些人在客观上起到了“抬轿子、吹喇叭”的作用，让党的领袖误认为自己的意见正确，有群众基础，从而一意孤行，破坏了党的民主生活。

　　因此，为了发展党内民主，领导干部要警惕抬轿子吹喇叭的人。一方面要警觉那些别有用心的抬吹之人；另一方面，对出于好意，带有盲目性的吹捧，领导干部也要有自知之明，保持清醒，注意倾听不同意见，发扬民主作风，防止独断专行。

　　三、恢复优良党风的重点

　　在新的历史时期，陈云出了一个著名论断：“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党风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概念，在陈云看来，党风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实事求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群众路线、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等优良传统和作风。不幸的是，十年“文革”严重破坏了党的这些传统和作风。党风遭到破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党内存在某种程度“抬轿子、吹喇叭”的现象是一个重要原因。

　　早在1962年，陈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大跃进”以来党内的不正常生活就深刻指出：“‘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说话有时免不了说错，一点错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有些‘聪明人’，见面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看到了缺点、错误也不提。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败的。”《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1982年6月24日，面对更加严重的党风问题，陈云强调：“目前在我们的党风中，以至在整个社会风气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是非不分。有些同志在是非面前不敢坚持原则，和稀泥，做老好人，而坚持原则的人受孤立。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有，但现在比那时要严重得多。”《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对于这种把党内生活庸俗化的现象，陈云认为：“其实光说好话的人都是拍马屁的，拍马屁决不是件好事。”《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页。“吹牛拍马，耍两面派，是同党的干部的称号不相容的。”《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页。“互相捧场，拍马奉迎，是最可耻的，结果害党害己。”《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7页。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党，是一个照实际办事的党。“能够说老实话，听老实话。这对于同志们自己，对于党……都是有好处的，都是必要的。”《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0—281页。为了恢复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陈云主张，全党必须提倡真正同志式的“是则是，非则非”的态度，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在实践中必然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在党内，“无论何人，哪怕他再高明，哪怕他很有本领，但还是有犯错误的可能。”我们思考问题，研究情况，决定政策，如果是主观主义的，和实际情况不相符，那就会犯错误。由于受自身的局限，往往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们自己的意见不一定是客观的，而别人对自己的缺点、错误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些，处理问题可能要更客观些。”《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1页。这就要容许别人批评。“我们批评同志，不是批评别的，是批评他的错误。这样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页。 正面地坦率地辨明是非，这是全党应该采取的原则态度，不是得罪人。否则，就会助长混乱，不能解决问题。同时，认识错误的同志也要真诚地作自我批评。陈云特别强调：如果共产党不能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见面都是哈哈哈，共产党就不成其为共产党了。“只要有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我们共产党就将无敌于天下。”《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

　　党内有批评的权利和自由，上级可以批评下级，下级同样也可以批评上级。陈云更看重下级对上级的批评，“光靠少数领导干部发现我们工作中的问题、缺点和错误，那是很不够的。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发动广大群众和干部对我们的工作提意见。只有根据大家的意见，切实改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才能把人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真正把工作做好。”《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188页。因此，“对于干部不要‘抬轿子’，只说他的好处。”《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页。下级“对上级要善意地提出批评和建议”《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1页。。现实生活中，下级往往碍于领导的面子不敢进行批评，领导为了面子也不希望别人批评。对此，陈云着重指出，领导干部要本着对人民和革命负责的态度，讲真理，不讲面子，是什么就是什么，应该怎样就怎样。如果强调讲面子，在讨论问题时，就会不客观，看问题就有个人的角度，有利于自己的，有利于自己面子的，就赞成；对于自己的面子不好看的，便不赞成。如果一切从面子的角度出发，“讨论问题、看问题搀杂个人得失在里面，立场不正，就不会看得很清楚，不会讲真理。结果一定害人害己。”《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6页。

　　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既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是保障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落到实处的重要方法和途径。党执政后，由于取得的一系列的胜利，加上一些不谨慎同志的推波助澜，中央和地方的不少领导干部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造成党和国家事业的重大损失。因为不够虚心，领导干部往往听不到真实情况和不同意见，“相同的意见谁也敢讲，容易听得到；不同的意见，常常由于领导人不虚心，人家不敢讲，不容易听到。”《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页。有鉴于此，陈云严肃指出:“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办事应该兢兢业业，但是过去有不少同志不谨慎哪！”《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页。他以警示的口吻告诫领导干部：在胜利的环境下更要谦虚谨慎，不能骄傲，“人家对你鼓掌的时候，那可要很小心。一个人在人家鼓掌时，他可以有两种态度，一是小心谨慎，一是昏头昏脑。昏头昏脑就很可能是跌筋斗的候补者。”《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4页。

　　陈云的这一告诫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出于尊敬和爱戴，对领导的赞扬和掌声，甚至恭维，时有发生，特别是在取得成绩的时候。完全杜绝这一现象不可能，也不现实，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领导干部自身要提高警惕，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认真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做，有助于防止不正之风的横行。”《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1—1462页。反之，领导干部如果丧失这种警惕，长此以往，必然养成爱听好话的习惯，失去听真话的能力，逐渐脱离群众，远离实际，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在示范作用下，上行下效，也必然会造成空话、套话、假话、大话满天飞的局面，严重败坏党和社会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