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同志历来重视党的建设。从延安时期到改革开放，他在党建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大的建树。其中，在党风建设方面，他不仅以敏锐的洞察力和非凡的创造力提出了一系列著名的论断，例如：“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等，而且身体力行，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做出表率，深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学习和回顾陈云同志关于执政党党风建设的光辉思想和伟大实践，对于我们今天的各项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党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980年11月，陈云在中央纪委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座谈会期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这一著名论断。

　　为什么要把党风问题提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这样讲是不是言重了？通过认真的学习和回顾，我们体会到，这是陈云同志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在我们党面临新形势、新考验的历史关头做出的精辟论断，是对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带有前瞻性的警示。它一语中的，决非危言耸听。

　　首先，党风问题的核心是党群关系。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植根于人民之中的党，广大群众是党赖以存在的基础。回顾我们的党走过的战斗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共产党都是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依靠这种密切的联系，我们的党才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才能够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群众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相反，如果不重视党风建设，不下大气力抓党风，必然使党脱离人民群众，甚至丧失民心，失去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样一来，党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当然也就谈不上带领全国人民完成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的历史重任。从这个意义上讲，党风问题直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

　　其次，如果党风遭到破坏而得不到纠正，必然造成一些党员干部的腐败。而腐败的后果，则会导致我们的党自行瓦解。

　　早在建国初期，陈云就预见到， 在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很可能会出现腐化现象。他认为在战争时期，在瑞金、延安时，并不容易腐化，而现在却很容易，因为“党在全国执政前和执政后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党在全国执政以前，在敌人统治下的地下党，那时作一个党员就有杀头的危险，根本谈不上什么物质享受；……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从中央到基层政权，从企业事业单位到生产队的领导权，都掌握在党员手里了，党员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1页。因此，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不可盲目乐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点转到了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出现了蓬勃发展的生机与活力。但与此同时，党内的一些不正之风也在蔓延。一些党员干部经不住金钱的诱惑，出现了违法乱纪的行为，严重者甚至营私舞弊，大肆进行经济犯罪活动，严重地损害了党的形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是这样一个新的考验，即：一方面经济要搞活，物质要丰富，生活要富裕；另一方面，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自觉抵制各种不正之风，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是党风廉政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广东是当时中央特批享受特殊政策，率先进行改革开放的省。这个时候，“有少数的党员干部，包括领导干部在思想上产生了一些错误的理解和认识，认为发展经济，只要是钱到手，搞多一点钱，这样子就可以了。”时任广东省纪委干部丘海的回忆，《陈云与党风廉政建设》第三集《从严治党》 ，央视国际。于是，他们大搞以权谋私，甚至参与走私贩私，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群众的揭发信不断地寄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反映这些人的犯罪行为。1982年初，陈云看到中央纪委一份反映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的《信访简报》后勃然大怒，他把秘书朱佳木叫进了办公室。“那次他脸憋得通红，情绪很激动，说话的时候拍了桌子。他对一些同志有这个顾虑那个顾虑很不满意。他说怕这怕那就是不怕亡党亡国，他说要是这样搞下去，过不了几年我们就要亡党。他指着这个简报说，告诉鹤寿要严办，杀几个可以挽救一大批。后来他又想了想说，索性我来批几句，他就在简报上批了几句话，他说我主张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时任陈云秘书朱佳木的回忆，《陈云与党风廉政建设》第三集《从严治党》，央视国际。

　　这是中纪委第一书记，也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铮铮铁语。共产党决不能对腐败现象熟视无睹。对犯罪分子的宽容与放纵，直接威胁到党的生存，威胁到党和人民的事业。在这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邓小平坚定地支持陈云，也在简报上批了八个字：“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几天后，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贯彻邓小平、陈云的批示，决定严厉打击经济犯罪，首先认真处理经济上的重大犯罪案件。这一天，中央还发出了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不久后，中央纪委专门成立了贯彻中央紧急通知办公室，并增设了几个新的机构。一场在全国范围内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由此拉开了帷幕。

　　通过学习和回顾，可以清楚地看出，陈云同志关于“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论断，深刻地揭示了抓党风问题的本质意义，阐明了纠正党内不正之风，加强党风建设的重要性。这既是对党内坚持原则，纠正不正之风的同志的巨大鼓舞，同时，也给那些轻视党风建设的人敲响了警钟，让他们从错误、糊涂的观念中猛醒。这一论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理论，对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加强自身建设、维护纯洁性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加强党风建设的一系列措施

　　陈云不仅把党风问题提高到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这样一个高度，从理论上进行深刻论证，向全党各级干部敲起警钟，而且还提出了一系列端正党风、加强党风建设的措施。陈云认为，要端正党风，首先要做到“两个文明”一起抓。他深刻指出：“在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时候，如果不同时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就可能偏离正确的方向”《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页。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核心，是世界观问题。它是决定党风的内在因素。一个政党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党风。陈云精辟论述了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在端正党风中的决定性作用，教育全党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要重视世界观的培养和改造，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党在新的形势和新的考验面前，立于不败之地。

　　其二，要端正党风，还必须提高党员的素质。这同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党员素质和党风建设是紧密相联的。党员素质高，道德品质高尚，党风就能搞好；相反，党员素质低，没有高尚品德，好的党风也就无从谈起。因此，陈云强调，端正党风的关键是提高党员素质。每个共产党员不仅要自觉地运用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武装自己，还要在工作中努力地学习理论和文化，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提高自己的素质。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党的纯洁性，才能使广大党员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作风的渗入。

　　其三，要端正党风，陈云提到了“三个重视”。第一，必须得到各级党组织的重视，决不可掉以轻心。陈云主张从中央到地方都要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在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抓好党风建设。他在1985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抓党风的好转，仍然是全党的一件大事。这些年来，中央抓了党风问题。但是，要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任务还非常重。”《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1页。第二，必须得到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重视。有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如果仅仅是一个人的所为，那是个人的问题，但如果是某个单位，某个地区的歪风邪气大量存在，而又长期未得到纠正，那就不是个人的问题了。“对于危害社会主义建设，败坏党风、社会风气的歪风邪气熟视无睹，听之任之，除了追究那些为非作歹的个人外，还要追究那个单位、那个地区的党委的责任，包括纪委的责任”否则，“就丧失了党的立场。”《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6页。第三，老党员、老干部也要重视这个问题，包括退居二线或者离休，退休的老同志在内。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在以身作则，关心党风党纪，发挥监督作用上，没有退居二线和离休、退休的问题。只要是党员，活着就永远处在第一线。”《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页。

　　其四，要端正党风，党的各级组织必须纪律严明，从严治党。对于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必须严办，否则就是失职。同时，还要做到坚持原则，分清是非。只有通过各级党组织的努力，无论在党内还是党外，都形成一个是非分明的风气，党的团结才有基础，党才有战斗力，社会风气也才能够从根本上得到好转。

　　陈云提出的上述措施和论述，对于端正党风，加强党的建设，对于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巩固执政地位，经受时代的考验，都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

　　以实际行动为全党做出表率

　　陈云多次强调，在端正党风，加强党风建设的过程中，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老党员、老干部更要身体力行，做出榜样，带头端正党风。陈云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几十年如一日，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全党做出了表率。

　　建国后，陈云一直在党和政府担任要职。他对待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在生活上却是低标准的，非常简朴。陈云的日常穿戴很朴素，办公用品也很少换新。我们从青浦革命历史纪念馆的馆刊中，了解到陈云的一些“小事”，通过这些“小事”，可以看到一个伟人克己奉公、一心为民的崇高品格

　　纪念馆内珍藏了一张单据。这是1991年在淮河发生重大洪水灾害时，陈云捐款的收据。陈云一生淡泊名利，他的工资收入除了日常生活开支外，主要用来接济他人，无私捐款和交纳党费。1982年，他把《陈云文稿选编》的5000多元稿费交了党费。第二年，又将这本书的2000多元稿费捐赠给中国儿童福利院。陈云的办公用品非常简朴。他的办公桌是旧的，外出使用的公文包非常普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他用的是一个手提式的公文包，被邓小平称为“能买菜的袋子”。在陈云的眼中，手提包的质地、外形都是小事，关键是它要能解决“人民的大事，国民经济的大事”。在穿着上也同样如此。陈云一直主张衣服能穿就行了。他的很多衣服都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做的，一穿就是几十年。建国初期，由于经常要参加重要的国事、外事活动，陈云添置了两套中山服。这两套衣服成了“外交服”，遇有外事活动才穿，回到家里就收起来，平常是舍不得穿的。时间长了以后，有的地方磨破了，陈云的爱人就拿出针线来帮他修补。这两套中山服被陈云替换着一直穿到80年代。就这样，几十年来，陈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言传身教，为全体党员干部做出了榜样，使广大人民群众深受感动。《陈云故居暨青浦革命历史纪念馆馆刊》2007年第2期，第94页。

　　1960年，我国在经济上遇到了暂时困难。这一年的秋天，北京来了寒流，一些单位已经供暖，陈云考虑到国家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于是，就指示他住的地方一定要到国家规定的11月15日才许可烧暖气。由于天气冷，陈云感冒发烧了。他披着大衣、围着被子，仍坚持办公、批阅文件。周恩来总理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大家都要向陈云同志学习，学习他为了国家、为了群众，这么会过日子。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方面，陈云同样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他一贯公私分明、不收礼，不吃请，并且说到做到，一点也不含糊。有一次，他到外地视察工作，准备返回北京的时候，当地领导送给他两只老母鸡和一些蔬菜。陈云知道以后说：“不能开这个先例，有一次，就会有第二次，以后就阻止不住了。心意我领了，但东西我不能收。”随即让人把东西带回去了。1986年，陈云在一份材料上作出批示，建议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做起，一律乘坐按规定配备的汽车，不得任意调换。不久，有关部门即专门下发了文件。陈云还特别要求，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教育好子女的问题上，要给全党带好头，决不允许他们谋权谋利，成为特殊人物。他对自己的家人就“约法三章”：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不准翻看、接触只供他阅读的文件、材料；不准搭乘他使用的小汽车等。对于陈云提出的“约法三章”，他的家属从来都认真执行，一丝不苟。

　　陈云在严于律己的同时，十分关注如何把党的作风建设同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他提出，一定要改善群众的生活，解除他们身上不合理的负担。只有处理好党群关系，才可能得到人民的支持。 1960年下半年，陈云曾乘火车到安徽视察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他刚到合肥驻地，就向省领导宣布了“三不”的要求，即不要迎来送往，兴师动众，要轻车简从；外出活动不打招呼，不能脱离群众；就餐不搞特殊，不许人陪，不超过两菜一汤。他说，我来安徽主要是察看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因此绝对不能搞特殊化，不能脱离群众。陈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有一次，当地的厨师看他一路辛苦，就按标准为他准备了四菜一汤，结果陈云只用了两菜一汤，其他两菜原样退回去了。 陈云一贯把人民群众的吃、穿、用视为大事，经常告诫大家，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在经济困难时期，陈云不仅研究尽快恢复农业生产的大事，还研究如何解决人民群众生活困难的应急措施。当时，由于缺少肉类和蛋品，城市居民营养不足，许多人患了浮肿病。陈云千方百计为居民每人每月供应3斤大豆、半斤肉、半斤鱼，使城市居民渡过难关。

　　重视党风建设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措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面临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新形势，陈云及时准确地就党风廉政建设做出了一系列论述，对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今天，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这个时刻，重新学习和回顾陈云同志关于加强党风建设的论述和实践，不仅使我们深入教育，而且对于当前的工作实践，同样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以上是我学习陈云同志关于加强党风建设思想的几点体会。我感到，如果我们党的每一个党员，特别是在各级领导岗位上的党员干部，都能够认真学习和贯彻陈云同志的有关论述，加强自身改造，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堵住党内腐败现象的滋生，保持党的纯洁性。反之，如果不抓党风建设，不认真学习，放弃思想改造，就会不断地出现腐败现象，进而败坏党的风气，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恶劣的影响。我们纪念陈云同志，就要学习他以党的事业为重，生活上两袖清风的高贵品格；牢记他密切联系群众，加强党的建设的谆谆教诲，自觉抵制社会上各种不良思潮的影响，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为国史研究事业作出我们的努力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