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城乡关系是党和政府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关系。作为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陈云在认识和处理新中国成立初期城乡关系方面留下了不少丰富的思想。过去我们在研究陈云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历史时，主要突出陈云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上的重大贡献及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所做的重大工作，对其城乡关系思想的研究较少。有鉴于此，本文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城乡话语转换的大背景下探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陈云的城乡关系思想。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陈云城乡关系思想的主要内容

　　1949年12月，周恩来在论述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的六种经济关系时，明确将“城乡关系”列在首位。他指出：“在中国，城乡关系是一种重要的关系。”“在谁领导谁的问题上，今天我们确定了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方针。”《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页。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工人与农民，这三种对应关系是中国革命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陈云作为新中国财经工作的领导人，在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城乡关系思想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形成了自己的城乡关系思想。

　　（一）城乡统一

　　七届二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发生转移，同时要求全体党员要树立城乡一体的观念，不能将城市和乡村割裂开来。对负责财经工作的陈云来说，他充分考虑城乡一体的特点，很冷静地看到财经工作经验不足和面临诸多困难等，以具体细致的工作来解决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问题。

　　1949年7月14日，他在中财委第一次全体干部会议上就指出：“我在陕甘宁边区搞过‘小摊摊’，现在搞全国‘大买卖’。”《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69页。随后，他即赴上海准备召开财经会议。在分析当时财经问题时，陈云指出：“目前全国财政经济在困难中，尤其是南线更困难。这是胜利中的困难。”为了克服目前的困难，就需要“从全国范围来考虑财经问题的解决。否则，就要影响到国计民生。”《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在处理金融问题时，必须有全局的观点。一个地方物价上涨，必然会影响其他地方，抱怨是没有用的。……只有让物资自由流通，物价保持平稳才行。”《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在城乡关系上，陈云认为，“进了大城市，要懂得节制约束自己，防止骄傲、松劲情绪和享乐腐化思想。……要有全局观点，反对本位主义、小摊摊主义。”《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41页。“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做好城乡经济联系工作及外贸工作，要逐步进行。”《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69页。“在财政上，一定时期内还有比较大的地方性，但地方如果都各自打算，分散使用力量，就不可能应付目前这个局面。现在把所有后备力量统统集中也不可能，但主要的后备力量，必须有步骤地合理统一使用。”1950年要把生产运动作为全党全年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要充分发挥1949年利用城市工业与科学技术援助农村生产的经验，争取把农业生产提高到战前水平。《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81页。针对物资供应失调特别是粮食和花纱布短缺问题时，他指出：“我们的政策应该是集中统一，越是力量不足，越是集中使用。集中于统一，是有困难的，但这困难，比不统一造成的物价大波动的损失，要小得多。”《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贸易和城市的物资供应要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为保证几个大城市的粮食与棉花供应，国家应不惜工本从四川运些粮食到宁沪。”《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1950年2月，针对从事财经工作的人员，陈云指出：“今天我们的工作，已不是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队的工作，而是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地大物博的全国性的工作。我们胜利了，我们的各项工作是否搞好，不仅关系到四亿七千五百万人的命运，而且对全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有着重要的影响。不看清楚这些，便不能认识我们的责任。”《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

　　1951年2月3日，陈云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会扩大会议上指出，从大清帝国、北洋军阀到蒋介石，一连三代，进口货都是以粮、棉为主。美帝国主义说，没有他们的粮食，我们便不能生存。现在，我们把东北、西南等的余粮运出来，解决了大城市解放后的吃粮问题。今年仅东北就有余粮五百万吨，等于历史上进口最多年份两年的进口量。只要解决交通运输问题，荒年的粮食困难就能解决。《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82页。 在谈到1951年国家财力使用及财经工作要点时，他指出：“过去，经过十二年的战争，城乡关系遭受了很大破坏。抗战时期的后方与沦陷区割断八年，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与蒋管区割断四年。现在要加以恢复，任务是繁重的，要做很多工作，特别是贸易部、合作社及交通部要负更大的责任。”《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19页。陈云在针对货币的发行时，指出：“现在，农村和中小城市说票子少了，上海等大城市又说票子太多了。我们摸不到其中的规律，不知道一元票子送到农村去几时可到上海，可收回多少，外面还留下多少。要是能摸到这个规律，觉就可以睡安稳了。因为票子放得少了，农村就不成；放得多了，大城市又受不了。”《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24页。这些都充分表明，陈云在思考和解决新中国初期的城乡关系时，充分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形成了自己城乡统一的思想。

　　（二）城乡交流

　　陈云在处理新中国成立初期城乡关系时，始终坚持贯彻城乡交流的思想。新中国建立之前，针对人民币在城乡的不同表现，陈云指出：“过江以前，解放战争一般是先解放乡村，包围大中城市，然后解放之。这样在金融贸易上人民币就先在乡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我币占领市场，恢复城乡交流，都是比较容易的（如沈阳、平津）。过江以后，情况就不同了，我们先占城市，后占乡村，而城乡均是银元市场，乡村非但不能帮助城市推行我币，而且增加了我币推行的困难。”《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78页。对此，他提出要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主张。抗美援朝开始后，陈云指出，要使农民负担得起支援战争和发展经济的任务，就要“做一件工作，就是实行就地交流、全国交流、内外交流，让农民销出农副产品”，“扩大农副产品的购销，不仅是农村问题，而且也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半年来的财经工作完全证明，城市的繁荣是农村经济转动的结果。农副产品卖出去了，就增加了农民的购买力，促进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减少或消灭城市的失业现象，城市购买力也跟着提高。”《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8页。面对美帝国主义的封锁，陈云提出要加强城乡物资交流，说这是中国经济的钥匙，农村搞活了，城市也就活了。《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76页。

　　1951年2月，陈云在交通部召开的全国公路会议上作报告说：“今年主要做五件事：第一是城乡交流……城乡交流是有利于农民与城市工商业，也有利于国家的。”“财经部门将这件事摆在第一位是有原因的，这是鉴于去年的经验。去年三四月份全国物价开始稳定，五月初在北京开工商局长会议，大家说东西卖不出去，找不到销路，要求国家收购。……于是，我们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在城市中加工订货，二是在农民购买农产品。这样以来，全国的经济市场立刻活跃起来了。九月间，北京东西长安街的霓虹灯也亮了，武汉、上海的市面也改观了。”《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18—219页。4月4日，陈云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作报告，详细阐述1951年的财经工作要点时指出：“第一，城乡交流。为什么把城乡交流摆在第一位呢？因为我们接收过来的是一个破烂的旧中国，农业经济占主要地位。所谓城乡交流，一是将农产品、土产品收上来，一是将城市工业品销下去。城乡交流有利于农民，有利于城市工商业，也有利于国家。这件事情……是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提出过，但却是关系全国人民经济生活的一件大事，我们如果不管，怎么能算人民的政府呢？”“城乡交流是一件大事，要动员全党的力量去做。”“推销土产，提高工业生产，是两方面能破平稳的交流，这是一件大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第一年，就做了很多工作，生产恢复很快，物价稳定了，城乡交流适当整顿了，铁路修复了。我们的国家是伟大的，可爱的。如果再有两年平稳的交流，文章就好做了。所以我们把城乡交流放在首位。”《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129页。5月，陈云在全国宣传会议上指出：“推销土产品和手工业品的问题是关系到三亿八千万将近四亿人的问题。我们收支平衡了，农民喊‘万岁’不喊‘万岁’，我说也喊‘万岁’，但这个‘万岁’跟他们关系不大。我们要搞经济建设，要搞工业化，他就说了，你‘化’你的去吧！”我们如果把城乡交流“这一条管起来，那他就要喊‘万岁’。做经济工作一定要抓住这一条，不抓住这一条就等于没有做事情，至少等于没有做大事情。”转引自《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49—750页。7月，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一年半来所做的工作时，陈云指出经济方面很重要一点就是促进了城乡交流。《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85页。10月25日，陈云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作关于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报告，指出：“由于工业和农业生产的提高，商业方面也有进一步恢复。……各地人民政府的贸易部门、合作社、私营企业、公私运输业广泛开展了城乡交流，这是商业恢复的重要原因。”《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15—316页。1952年3月，陈云同周恩来就“三反”运动中加强市场流通、推动企业正常生产问题商定，为扭转目前经济停滞、城乡交流停顿的局面，地区以下贸易公司、合作社要一律停止“三反”，恢复业务工作。陈云还提出，采取收购、订货、加工、调拨、放款等办法，加强城乡交流。《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30—131页。

　　（三）城乡税收平衡

　　税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的极其重要的问题，这与城乡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税收任务的重要性，今天已明白地显现出来。”《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物价上涨厉害的情况，陈云指出：“向来是农民的负担最大、最重。对战争，目前我们只是取得基本的胜利。农民的负担不能减轻，还要请他们再负担一下。同时，我们也可以在生产上帮助他们增加产量，搞好水利，找好的种子，减少瘟疫，使他们减少损失。增加粮食生产，这就等于减轻了他们公粮的负担。”“农村和城市，要使其负担比例渐渐合理，借以减轻农民的负担。过去我们在城市的政治力量是劣势，现在是优势，应该要增税。”《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9页。为解决新中国财政赤字问题，陈云指出，增加税收，“这是最好的办法，不但解决了财政需要，而且在与农民的合理负担上需要这样做，同时税收可以经常回笼货币。”“一九五年财政概算中，公粮收入占百分之四十点四，税收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九，两项几乎接近平衡，其他企业利润收入，贸易收入，那是很少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问题，就是过去不被重视的税收收入，今天已提高到第二位，仅次于公粮收入，而且两者相差距离很小，这是应当的。不但这样，我们还要求在一九五一年二者取得平衡，并要税收超过公粮的收入。”《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1页。“税收的及时收入重要性很大，这是由于公粮收入并不是现金，不能直接起回笼货币的作用，而税收是现金收入，每日能收进来，回笼作用很大……”“在平衡负担上，首先应取得城乡负担平衡，然后城市要超过农村。”《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目前一切主张轻税的思想是错误的。”“现在税重一点，国家财政有了办法，将来什么事都能成功，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人民自然会欢喜、拥护；反之，现在税轻一些，将来变不了工业国，万事不成，群众是要骂的。”《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2—43页。1950年1月，陈云同薄一波致电毛泽东：“农民负担占其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已够重了，不能再加，可是也不能减轻。城市负担比较轻，今后应多在城市税收方面打主意。”1950年10月，陈云总结一年来的财经状况时说：“财政收入的主要项目有二：一是征收公粮，二是税收。二者的收入大约相等。”“去年征收公粮是在一种困难情况下进行的。大部地区是新解放区，人地生疏，时间局促……”“税收工作，更加缺少经验。”《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页。但通过努力，基本上达到了财政收支的平衡。1951年10月，陈云在总结两年来财经工作时就充分肯定了取得的成绩，指出：“我们的农业和工业生产大部分已经接近于恢复到我国历史上最高的水平，一部分已超过了这个水平，只有一部分还需要几年努力才能达到这个水平。”《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21页。在谈到1952年财经工作时，陈云指出在朝鲜战争可能结束但准备拖延的条件下来考虑，针对税收工作，“城市各项税收，必成数在六十三万亿元，期成数七十万亿元。”“农业税二百六十亿斤，实行依率计征。”《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8页。1952年6月，陈云在谈到市场情况与公私关系时说：“税收是国家的主要收入，现在占国家全部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五十（财政收入其余的百分之五十，来自国营企业的占百分之三十，公粮占百分之五，其他占百分之五）。加入税收发生了问题，整个国家的财政就要发生动摇。”《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

　　（四）缩小工农业产品剪刀差

　　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是关系城乡经济的发展的重要问题。在上海财经会议上，陈云指出：“粮食价格上涨，影响工业生产的成本，也影响其他商品的价格。”《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要召开“物价会议，讨论价格政策，最重要的是工农业产品的比价”，“工农业产品的比价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同农民的关系问题”。《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18页。对禁止粮食自由贸易导致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过大的情况，陈云认为：“这对农民是有利还是有害呢？完全是有害无利。对大城市有利还是有害呢？几百万靠薪资生活的劳动人民所需要的粮食来不了，当然是有害的。……说到为‘国’，由于粮食高涨，城市工业生产不能维持，结果对国家也不利。对于这一点，党和政府要发布命令，报刊也要写文章，把道理说清楚。”《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5页。1950年5月至6月，陈云为研究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问题，曾派人到北京图书馆查阅抄录抗战前《大公报》、《益世报》登载的当时各大城市工农业产品的价格。《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9月，陈云在中财委向中央所作的《关于掌握下半年物价的方针的报告》中，指出当前秋粮价格下落，将造成工农业剪刀差的扩大，不利于农民和以粮食为计算单位的工薪劳动者。因此，拟大量开展农产品收购，积极组织工业品下乡，开放贸易贷款，并拟批准增加纱布加工数量。《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3页。1951年6月26日，陈云在主持中财委第六十次委务会议时指出，工农业产品存在剪刀差对农民不利，但要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待整个经济有了改变，即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如果勉强缩小剪刀差，反而对农民更不利。现在我们帮助农民的办法主要是收购农民的土产，从积极意义上提高他们的购买力，以相对弥补他们在剪刀差中所受的损失。《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06页。陈云虽已认识到缩小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重要性，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财经工作的大背景下，尤其是面临着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因此缩小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不是一时就可以解决的，必然会遇到现实经济情况的制约。

　　二、陈云城乡关系思想的特点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陈云城乡关系的思想离不开农业为工业奠定基础、实现国家工业化这一最基本的逻辑基础

　　1949年12月8日，陈云在财政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税务会议上讲话，指出：全国供给人数已达七百五十万人，预计明年可达九百万人，其中包括了解放了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和职员；另外，战争还在进行，铁路要建设，经济要恢复，财政赤字已占开支的百分之六十左右。要解决财政困难，单靠多发票子不行，今后要增加城市税收，使之在三年内与农业税取得平衡，甚至超过农业税。要纠正片面的群众观点与仁政观点。要看到，现在税轻，将来建不成工业国，群众要骂；相反，税重一点，财政有了办法，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人民自然会喜欢。《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1950年7月1日，陈云再次指出：“毫无疑问，工业化是我们建国的目标，我们正在为此而奋斗。但……要实现全国规模的恢复与发展中国工业，首先要创造一些基本条件。第一是恢复交通，尤其是铁路交通。这一方面是革命战争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沟通全国城市与农村的需要。阻塞的交通，将永远使全国城乡经济处于瘫痪局面，根本不可能进行工业的恢复和发展。第二是恢复农业。恢复农业的目的，在于迅速解决粮食与工业原料（尤其是棉花）的需要，同时即为城市工业开辟广大的市场。”《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页。实际上，这种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中具有普遍性。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作报告时就已经指出在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同时，“要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页。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在谈到城乡关系时，也认为“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取消或忽视乡村这个广大农业基础”，“城市离不开乡村而且要依靠乡村，工业离不开农业而且要以农业为基础”。《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有学者在考察1949—1978年的城乡关系时，认为：“1949—1978年中国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农业快速发展并为工业化奠定基础和提供保障。中国共产党始终认为只有工业化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贫穷落后，也才能最终解决农民问题。”武力：《1949—2006年城乡关系演变的历史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1期。由此可见，陈云城乡关系思想的逻辑基础也在于农业为工业奠定基础、最终实现国家工业化。

　　（二）陈云城乡关系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在于解决财政经济困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为大规模经济建设做好准备

　　建国初期，面对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尤其是解放战争仍在进行中，正确城乡关系对取得战争的胜利至关重要。1949年8月，陈云在上海财经会议上就指出：“过去大城市不在我们手里，农业税占总收入的四分之三，现在我们有了大城市，情况有了改变。……有了大城市，和没有大城市是不同的。过去说敌占城市我占乡村，在经济上是敌强我弱，道理就在于城市的收入优于乡村。我们应该住家增加税收的比重。”《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陈云在中财委成立后两个月给中央的工作报告中就指出：“新解放的乡村抓紧征粮工作，城市抓紧税收工作。在这方面我们发现颇有文章可做……”《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在经济得到稳定，财经工作实现统一后，陈云又进一步思考如何为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准备工作了。1950年底，陈云指出1951年财经工作的重点是搞好城乡交流，发展农业生产，搞好国营企业经济核算，严肃财经纪律，做好有计划地经济建设的准备工作。《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76页。1951年2月中旬，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问题。毛泽东要求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要使省市级以上干部都明白。”《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4页。4月，陈云谈到经济建设的准备工作时指出：“毛主席讲，三年准备，十年建设。三年准备是指一九五、一九五一、一九五二这三年，十年建设在这三年之后进行。……三年准备所剩不到二十一个月了，时间不长，而我们需要准备的事情多得很。”《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5页。陈云在谈到1952年财经工作时，指出要“拟定建设计划，准备干部，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到来”。《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3页。经过头3年的努力，包括城乡交流在内的各项措施的实行，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基本完成。据统计，到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775%，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45%，农业总产值增长485%。钢、煤、电力、粮食、棉花、棉纱等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均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为今后开展有计划地大规模经济建设打下了基础。《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2页。

　　三、结语

　　陈云作为新中国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城乡关系方面形成了城乡统一、城乡交流、城乡税收平衡、缩小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重要思想。笔者认为在评价陈云城乡关系思想时，要注意两点：

　　首先，陈云在处理新中国城乡关系时面临着复杂的战争和恢复发展经济的形势，这一点是以后任何时期没有遇到过的。新中国初期的城乡话语转换，为陈云形成自己的城乡关系思想提供了时代的背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城乡关系方面的理论思想也深深影响了陈云城乡关系思想的形成。尽管在这个过程中，陈云也承认出现过一些问题，但他“逢人必说城乡交流” 《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32页。，实践证明他的城乡关系思想是正确的。

　　其次，陈云是当时中共领导人中财经工作最直接的负责人，但他对发展城乡关系情有独钟，实际上这是客观形势的需要，也是不得不做的选择。发展城乡关系，最本质的一点就是促进城乡交流，这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陈云也是在处理复杂的经济问题时，逐渐丰富和发展了党和国家关于城乡关系的思想。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城镇化的发展，中国逐渐形成了“城乡二元”体制。在这个过程中，城乡关系变得越来越微妙，相伴而来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多，诸如城乡差别过大、贫富不均等，但国家对农业、农村基础地位的认识一直就没有动摇过，甚至提出要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00页。。由此可见，陈云关于城乡关系的思想具有现实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