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30年改革开放，我国的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社会发展突飞猛进。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社会建设的战略部署。尽管社会建设作为中央提出的新概念时间不长，但回首新中国60多年的历程，社会建设的实践一直在进行，融合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项建设事业中。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建设的任务、措施和目标又有所差异。建国初期，陈云作为国家经济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做了很多有关社会建设的工作，把他的这些思想和实践重新加以提炼和分析，对于深度认识和评价国史、顺利推进当前社会建设任务和拓展陈云研究都具有一定意义。

　　一、建国初期社会建设的任务和目标

　　新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多年的战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使中国社会支离破碎、动荡不安，人民生活流离失所、极度贫困，各种社会毒瘤和丑恶现象滋生蔓延。因此，建国后党带领人民群众，利用3年时间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方面医治战争的创伤，彻底铲除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一方面建章立制，传播新思想、树立新风尚，把一个满目疮痍的旧社会改造成了欣欣向荣的新社会。

　　1剿匪反霸，维护社会稳定。旧中国土匪猖獗、恶霸横行，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国民党溃退时，在大陆留下了几百万的残余武装、散兵游勇和特务分子，他们隐匿各处成为新的匪患。以福建省为例，解放军进入福建时，全省有国民党遗留的政治土匪、土豪恶霸的土匪武装、长期盘踞的惯匪，共计240多股、7万之众。林辉：《新中国建立初期福建剿匪斗争研究》，《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他们烧杀抢掠、欺压人民、企图颠覆新生的政权。人民解放军先后有41个军140多个师，大约150万人的兵力参加了剿灭土匪的斗争。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地方公安机关和人民群众积极配合主力部队，追逃散匪、开展联防。到1952年底，剿匪任务基本完成。流氓、地痞、恶霸是骑在人民头上的另一大祸害，他们欺男霸女、无恶不作，老百姓对之深恶痛绝。旧中国，北京有“东霸天”、“南霸天”、“西霸天”、“北霸天”，上海有以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为代表的帮会头子，有数十万帮会成员。1950年，党中央、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连续下达镇压反革命的指示，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重点打击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反革命。历时3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给反动残余势力“以毁灭性的打击”罗瑞卿：《三年来镇压反革命工作的伟大成就》，《人民日报》1952年9月29日。，恶霸分子被绳之以法，全国各地社会治安状况大大好转，社会秩序井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安定局面，人民群众享受到了难得的太平日子。

　　2恢复生产、稳定物价，改善人民生活。新中国建立前夕，经济凋敝，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工人大批失业，人民生活愈加困苦。1948年天津工厂70%倒闭；青岛民营工厂700家，全部歇业；四川参加生产联合会的1200家企业，歇业的达80%以上。张仁善：《1949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64页。1949年，全国城镇失业人口达4742万人，失业率高达236％。《中国统计年鉴（1991）》，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版，第116页。此外，广大农村出现了4000万灾民，他们四处逃荒，很多人涌向城市，生活十分窘迫。城镇中大批知识分子也在社会动荡中难谋一职，很多学生毕业即失业。在国家经济风雨飘摇之时，投机资本借机兴风作浪，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使人民生活雪上加霜。从1949年4月至1950年2月，全国出现4次大规模物价上涨风潮。在中财委的领导下，通过严厉制裁破坏金融的首要分子，调集、掌握主要物资，集中进行抛售，以及加强市场管理等有力措施，将自1937起就肆虐不止的通货膨胀问题彻底解决。到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生产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在党和各级政府的帮助下，全国有220多万失业工人和知识分子重新就业。《人民日报》1952年11月13日。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有了明显改善。

　　3荡涤污泥浊水，培育健康的社会环境。建国伊始，党和人民政府就对烟、赌、毒等残害人民群众的丑恶现象进行了斗争，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1949年底北京率先封闭妓院、取缔娼妓制度。北京市公安局在民政局、妇联、卫生局等有关单位的协助下，一夜之间将全市尚存的224家妓院全部封闭，将424名妓院老板、领家集中审查处理，1268名妓女被安置在生产教养院。《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封闭妓院的工作经验总结》（1950年1月），《党的文献》1996年第4期。继北京的行动后，上海、天津、沈阳等全国各大中小城市均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措施，在3年多时间里，先后查封妓院8400多所，彻底清除了在中国存在了三千多年、被西方社会视为无法医治的社会痼疾。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有32万余名妓女，《当代中国的民政》（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81页。在生产教养院里获得新生。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严禁烟毒的通令》，宣布“从禁令颁布之日起，全国各地不许再有贩运制造及售卖烟土毒品情事，犯者不论何人，除没收其烟土毒品外，还须从严治罪。”《政务院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禁令》（1950年2月24日），《人民日报》1950年2月25日。同时各级人民政府设立了禁毒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禁绝种植、制造、贩运、吸食的禁烟禁毒运动。到1953年底，全国吸食鸦片者已陆续戒绝，鸦片烟毒被彻底消灭，实现了林则徐无法实现的夙愿。在封闭妓院、禁绝毒品的同时，公安机关相继发布禁止赌博的通告，开展了全面、反复查禁聚众赌博的运动。一个个赌窟被捣毁，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赌徒重新做人。这一系列改革运动，改变了社会面貌，振奋了民族精神。

　　4移风易俗，树立平等、互助、为人民服务的社会新风。当人民政权在全国建立、经济结构深刻变革之后，社会文化和道德风尚随之发生了巨大改变。1950年5月1日，《婚姻法》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基本法颁布实施。使几千年来饱受包办婚姻折磨，三从四德束缚的妇女获得了解放，也拉开了建立新型婚姻家庭关系的序幕。伴随土地所有制改造运动的扩大与深入，全国范围内的宗族制度崩溃瓦解。新社会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无论是男是女，人与人之间一律平等。上自国家领袖下至普通干部，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在乡村，经过土改、互助组、合作社，农民从获得梦寐以求的土地到集体劳动、共同生产，翻身的喜悦洋溢心头。他们中间互帮互助之风日盛，自私狭隘之气渐淡，对共产党的感激，对新中国的热爱达到了顶点。在城市，经过企业民主改革、公私合营，工人阶级成为企业名副其实的主人。他们冲破过去因封建帮会和地域观念所造成的隔阂，增进了团结与合作。争创劳动模范，为国家创造更多财富的想法成为每一位职工的精神支柱。广大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运动，进一步明确了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和方向，思想觉悟有了极大提高。中国共产党和革命队伍中的先进文化与进步思想迅速在全社会推广，诚实待人、勤奋工作的新风尚和人人平等、相互尊重的新型人际关系逐步形成。

　　新中国建立初期，除了上述四项最为突出的社会建设成就之外，教育、医疗、体育等社会事业稳步推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灾害救助等社会制度先后确立，尽管它们水平不高、不够完善，成效显现还比较缓慢，但因其首创和奠基之功，而在新中国社会建设史上涂抹了重重一笔。此时，社会建设是融合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之中的。陈云作为执掌国家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者，他不但关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大问题，而且时刻惦记着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他的经济思想中包含了很多社会建设的主张，他的经济工作实践中汇聚了很多社会建设的经验和成就。

　　二、陈云领导社会建设的主要作为

　　控制局势、安抚民心。1948年冬沈阳解放，陈云受命担任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肩负起接管沈阳的重任，他与东北干部和群众一起，创造了“沈阳经验”，成为后来党接管大城市的模板。在接管沈阳的宝贵经验中，稳定社会、安抚民心是卓有成效的做法和主张，也是解放军进城后面临的最关键的社会问题。为此，军管会在从哈尔滨南下前就确定了“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办法，以确保移交工作平稳进行，有效地避免可能出现的矛盾和混乱。为了稳定局势，陈云对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情十分重视，在他的亲自指挥下，沈阳解放第二天，市内就恢复了电力供应，通水、通电；第三天，《沈阳时报》发行，新华广播开始播放，及时宣传党的接管政策和新闻，同时还有适合群众口味的娱乐、广告等内容，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第五天，普遍下发生活维持费，保证工人、职员、技师的工资；一周后，凡能开市的买卖，均已开市，生活物资丰富，价格平稳，59所学校全部复课。在沈阳工作期间，陈云多次深入厂矿和工人中间，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生活困难，传递党的关怀。沈阳解放后顺利、高效的接收工作和安定的社会秩序，赢得了人民群众对党的钦佩和拥护。接管沈阳的经验在此后接收华东等地城市中被广泛使用，保证了解放军顺利进城，并实施对城市的有力管理，促进社会建设的快速发展。

　　平抑物价、缓解矛盾。控制物价、保障人民生活，是社会建设中的大问题，而在建国前夕它更是党能不能掌握住国家政权的主要考验。陈云到中财委一上任，面对的最尖锐的问题就是多年来国民党遗留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因此，研究物价问题也成为中财委建立初期会议的主题。1949年6月陈云坐镇北京，与上海金融投机资本展开了“银元之战”，打掉了投机分子的大本营——上海证券大楼，使人民币在上海站稳了脚跟，随着金融市场秩序的整顿，物价趋于平稳。然而之后不久，投机资本卷土重来，以米价带头，纱布跟进，造成上海等江南大城市物价全面上涨。陈云亲临上海指挥，利用掌握重要物资，控制市场的经济手段，取得了“米棉之战”的胜利。此后陈云对通货膨胀问题依然穷追不舍，在几次较量之后，恶性通货膨胀造成的物价飞涨问题终于被制服。毛泽东对此高度评价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朱佳木、迟爱萍、赵士刚：《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页。正是因为平抑物价，才保证了人民生活的安稳，带来整个社会的稳定。

　　调运粮食、救济灾民。1949年中国社会发生巨变之时，各种自然灾荒频频发生，尤以水灾为重，波及地区十分广泛。“全国合计，受灾不同的农田一亿二千七百九十五万亩，灾民共约四千万人。”《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全国无吃缺吃的有七八百万人。1950年初，粮食供应不足和春荒现象愈发严峻。为了解决灾民的吃饭问题，陈云积极想办法，统筹全国的粮食储备，适时向灾区发放救济粮。在政务院讨论救灾问题时，陈云发言指出：“必须把大批粮食掌握在国家手中，才能机动使用，否则会陷于被动。”《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页。为了能顺利、及时调运粮食，他还提出修筑铁路的办法。3月5日，他与薄一波致电中央局、分局和各省市委，对人们普遍关心的春夏是否会发生严重饥荒以及怎样渡过的问题，比较1931年水灾的状况，进行了具体分析和积极的回答，给全国人民吃了定心丸，平复了人们恐慌、悲观的心理。在中财委的统一协调下，中央人民政府以救济粮、水利工赈粮、农贷粮、合作投资粮等八种形式，从东北等地向灾区调运粮食，到1950年9月，共拨出救济粮224200万斤，帮助灾民渡过了难关。

　　解决就业、保障生活。陈云年少时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对城市人民的失业之苦非常了解，把解决就业看成是民生问题的第一要务。他指出：“对于工人来说，在业无论如何苦，总比失业好。”《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页。在主持接管沈阳的工作中，他采取包下来的政策，一律留用旧人员，避免新增失业的发生。陈云对反失业治理，不仅看成是经济问题，更看成是党关怀群众、政府为民办事的政治问题。中央肯定了“沈阳经验”中“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的做法，并在平津战役后应用于全国大城市的管理中。为了尽快恢复经济，陈云坚决执行中央制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内外交流、城乡互助”，即“四面八方”的方针，利用私营工商业的发展，保障工人的就业问题。同时，他针对上海失业问题严重的情况，提出以工代赈、生产自救、专业训练、遣返回乡等办法，尽可能地安排失业人员，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对于失业职工的生活困难，他积极倡导举办失业救济，通过拨付救济粮、救济金，暂时缓解人民的生活危机。在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后，失业问题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三、历史的借鉴与发展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保障人民生活、维护社会稳定、巩固新生的政权，是党开展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陈云对社会建设的种种努力，针对的正是这样的时代重托。因此，他才把稳定局势、平抑物价、救济灾民、解决就业等一系列措施，应用于解决社会的突出矛盾之中，并取得了显著的历史成就。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建设作为新时代的新任务，有了更加清晰、明确的定位和表述。尽管60年的时间跨度，今非昔比，但社会建设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在建国初期被有效实践，对当前社会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第一，社会建设的目标是构建人民群众共享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和谐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社会理想，然而自近代“千年仅见的变局”开始，和谐似乎成了遥不可及的目标。新中国建立时，社会危机四伏，人民生活难以为继。医治战争的创伤，重建和平、安宁的社会环境，塑造平等、友爱的新型人际关系，使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是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当时对和谐社会的理解，也是他们兢兢业业奋斗的目标。陈云在1949年参加沈阳工人代表会议时说：“革命的目的是为劳动者人人有吃有穿，而且要吃的较好，穿的较好。”《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284页。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和社会治理，在党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和谐局面。尽管在共和国历史上曾经有过曲折和失误，但对和谐、美好生活的追求，我们始终没有放弃。党的十六大后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紧接着又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体系，这两大任务，前者是目标，后者是手段，而核心是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权益。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讲话指出：“加强社会建设，要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在改善民生上，尤其要注重优先发展教育，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人民日报》2007年6月26日。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条件越来越成熟，要求和标准越来越高，人民群众在其中获得的实惠也将越来越多。

　　第二，社会建设的要害要抓住主要社会矛盾，解决突出的社会问题。

　　社会建设覆盖面宽、层次多、任务重，在不同历史时期任务和主题又有所差异，因此要突出时代特点，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社会问题。建国初期社会建设的主要矛盾，是社会动荡、民生不稳。陈云从沈阳到北京，从接管城市到指挥经济工作，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他把稳定看成是关系国家政权的政治问题。他处处提倡建设，尽量把政权更迭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点，紧紧抓住物价、就业、赈灾等主要社会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化解社会矛盾。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发生巨变，逐步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社会主要矛盾早已摆脱战乱、温饱的困扰，但同时出现了很多新矛盾、新问题，贫富差距、腐败滋生、诚信缺失等问题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近年来，各地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为社会建设敲醒了警钟。党的十七大报告分六个方面阐述了社会建设的主要任务，同时也提出了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途径。在困难和矛盾面前，要积极应对，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这样才能保护好人民，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第三，社会建设的主体是国家和政府，但同时要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事务。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包括社会组织、社会事业等实体建设，也包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各项制度建设。社会建设能否搞好，关系到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强盛，因此一定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指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页。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社会性质，决定了社会建设要由国家和政府承担主要责任，同时要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和决策。惟其如此，社会建设才能拥有强大的后盾，才能顺民心、合民意。以医疗保障制度为例，建国初期，我国先后确立了由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和农村合作医疗组成的医疗保障制度，用占世界2%的医疗卫生投入解决了22%人口的基本医疗问题。它的成功源自国家对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视和支持，也与以“赤脚医生”为代表的人民群众的参与和奉献密不可分。进入新世纪，“三险一助”的新型医疗保障制度才刚刚建立，它需要政府在经费投入、制度管理等工作中发挥主导作用，更需要广大群众的参与和维护。实践证明，只有在政府主导和群众参与下，社会建设才能走向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