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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陈云关于青年工作的思想、实践及其启示
发布时间: 2014-11-06    作者:刘启芳    来源:《陈云与当代中国》第二辑 2014-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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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11月,为了团结一切抗日的青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党中央决定把共青组织改变为民族解放性质的抗日救国的青年团体。这些青年团体在国统区和陕甘宁边区、各敌后根据地分别表现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团、学生救国联合会、青年救国会和青年抗日先锋队。经过广泛的宣传和努力,到1937年底,陕甘宁根据地的青年已经形成了统一战线,青救会员增加到10余万。“为了发展全国青年运动与集中统一党领导下各青年团体的领导”,中央决定成立青年工作委员会,并由陈云兼任书记,负责青年工作的开展。

  对于青年工作,陈云并不陌生。早在1926年,入党不久的陈云就提出,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讨论并参加政治,“这是每个中国人的切身问题,尤其是已经觉悟的青年,应该担负起这种责任。”《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作为实践,陈云与在上海工作的青浦同乡积极促进组建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青浦旅沪学友会,以“联合感情,互相砥砺,团结青年,改造家乡”为宗旨,号召青年学生向黑暗势力作斗争。后来,随着党内职务的不断变化,在江苏省委期间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期间陈云又指导过青工的工作。在莫斯科期间,陈云还曾撰写《论全中国学生的救国运动》一文,发表自己对学生及青年运动的看法。因此,陈云回到延安时,已经对国内的青年运动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发展和壮大党员队伍、提高党员素质、巩固党的组织大前提下,陈云从统一思想、强化组织、注重教育等等方面入手,对青年工作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

  一、指导青年团体不断发展和壮大

  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成立的时候,国民党对争取青年的工作也重视起来,并提出要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设想,试图通过这个组织进一步加强对全国青年的控制。面对这种情况,陈云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建立全国性的领导机构,充实组织和工作内容等等,加强青年工作的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青年团体。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经过广泛调查和深入思考,陈云作了《关于青年问题的结论》的报告,他不仅充分肯定了中央为适应抗战新形势改变青年工作的形式的是正确的,并提出“以后在青年运动中,要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组织青年”的明确方向。

  陈云认为,不加强青年团体,动员青年就难有好的成绩。而如果没有全党的帮助与领导,如果没有军、政、民各方面的帮助,青年工作的加强,青年团体的健全,也难于迅速地做好,甚至难于达到我们的希望。因此,陈云在中央青委成立之初就指出:青委内至少有一个不兼别的工作的专做青年工作的人。上级青委对下级青委应给予经常的指导,下级青委应对上级党委及青委作工作报告。党的委员会不应随便调走青年工作的干部,各地党部应该把青年工作当作自己主要工作之一,实行经常的检查与推动。总之,“1938年根据中央决定而组织起来的各级党的青委,它的任务是在党的领导下去计划青年工作,组织青年团体。”《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65页。到1940年,华北各地都建立了青年救国会,在已有青救会组织的地区中,为了加强党对青救会工作,陈云又指出:“党内青委的同志应该直接参加到青救会中工作。青救工作和青年运动,应该在党的委员会上有定期的报告与检查。各级党的委员会应该给青救党团以工作方针和具体帮助。”《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65页。同时,党应该帮助青年团体去取得政府的帮助,将整个青年团体的经费交给该地区最高青年团体去支配,党和政府检查他们的使用情况。“一切上述的办法都是为了加强党的青年工作的领导,为了给青年同志以更大发展工作的可能。”《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67页。

  但是,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是党内这一系统的领导机构,它与青年团体不同,不能公开的直接的去指导青年工作。为了联系各地我党领导之下的青年团体,陈云建议建立联络的形式,以“综合、交换青年工作经验,还有组织上的联系,使队员不分散。联合办事处可设理事,团体、个人都可参加。”《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页。在陈云的指导下,西青救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简称中华青联办事处)的成立,在组织上正式形成了全国统一的青年运动的领导系统。中央青委、中华青联办事处,西北青救会合署办公,即保证了党对青年运动的直接领导,又使对青年运动的指导工作在与少共国际的联系中,在根据地、国统区等不同的地区、范围、活动中,灵活地选择合适的组织名称,最大限度地发挥了领导、指导青年工作的作用,促进了青年运动广泛、更深入的发展。

  经过努力,到1940年上半年,华北及战区几十万青年参加了军队,上百万的青年已组织了青救会。为了广大的有组织地动员青年参加军队,为了加强青年团体在文化教育运动中的作用,为了使青救会成为有生气的活跃的组织,1940年6月7日,陈云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关于加强战区青年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四项中心工作:“建立青年半武装即武装组织。加强青年文化政治教育,协助党政机关开展国民教育及文化运动。改进青年生活,提高青年服务,以提高青年地位。积极参加瓦解敌伪军的工作。”《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战区青年工作的指示》,1940年6月7日,中国共青团网。陈云认为:“过去自上而下组织了青救会,又自下地培养了村乡的青年干部,现在就必须建立青年的半武装或武装的组织来充实青救会,半武装的青年组织应该成为青救会的骨干。”《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页。各敌后根据地按照陈云的指示,创立了相当广大的青年半武装的形式(青抗先)和青年武装组织(类似少共国际师的——青年纵队,支队,营,连等)这些军事组织在参展工作中,在扩军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同时也使青年经受了武装斗争的锻炼,培养他们参与了在建军建政中建党的实践活动。1941年11月17日,陈云化名史平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纪实小说《青抗消灭鬼子》,生动地叙述了1939年12月晋察冀根据地9位青年抗日先锋队员深夜到定县火车站消灭7个日寇、夺取武装弹药的故事。

  在陈云等的积极指导下,“在陕甘宁边区,没有无组织的青少年。在根据地,青救会员由1938年的30万到1940年猛增到100余万。”魏鹏程:《简述西北青救会在抗战时期青年运动中的作用》,中国共青团网。青年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在晋察冀6个县中,“青年担任县长的占总数的428%”《中共中央青委给少共国际的信》(通讯第8号),1941年8月18日,中国共青团网。。在国民党统治区,通过各种途径促进青年运动的团结统一和爱国民主运动,并积极配合党实现了国统区青年工作的转变。1941年6月4日,中央通过的《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指出:青运工作是有成绩的。党在青年运动中的总任务现在仍然是团结整个青年一代,青年运动的组织形式应与此任务相适合,而青救会就是适合于团结各阶级青年的主要的组织形式。

  二、积极参与对青年的培训与教育

  对于从祖国四面八方汇集到延安的进步青年和在全国各地参加各种青年团体的广大青年,为了使他们尽快适应抗战急需,掌握一定的军事知识和政治知识,并被分配到适宜的工作岗位上去,并更好地开展青年工作,陈云在建立和健全培训机构、探索培训方式、规定培训内容方面进行了积极而有效的实践。

  当时,为了满足培养干部的需要,陈云领导的中央组织部曾经参与创办了很多学校和培训班,其中,陕北公学、安吴堡青训班、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是专门负责教育和培训青年。创办于1937年的陕北公学,制定了“帮助青年获得抗战中实际工作的方法与民族自卫战争的最低限度的理论基础”的教育方针和“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战人才”的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创办于1937年的“安吴青训班”,目的就是“通过青训班向全国撒种子,开展青年运动。”1939年夏,陕北公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四校联合成立华北联合大学,中央青委在该校专门设立青工部,以训练青年干部。1940年初,经陈云提议,党中央决定在安吴青训班的基础上创办了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此后,泽东青干校绥德分校、山东分校也相继成立。这些机构都实行短期培训的方式,“热炒热卖”,及时向各个方面输送学员。陈云不仅参与了这些学校办学方针的讨论、招生和分配,而且亲自为学员授课。在教学内容上,陈云要求各院校必须讲授两门公共课,一门是政治课,主要讲坚定的政治方向,要讲党的总路线、方针、政策,要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讲持久战,讲国际国内形势。对于青年干部,要开设党的建设课,讲党的纲领、党章、党的奋斗目标、党性锻炼和组织原则等。进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一是军事课,讲授军事知识、游击战术,掌握基本的抗战本领。同时,陈云还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毛主席哲学著作。要通过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逐渐培养增强青年干部的党性意识。要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学习他们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改进工作方法。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春到1940年秋,陈云先后八次在抗日军政大学、延安新兵营、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演讲或作报告。教育广大青年学生如何“做一个革命者”、“如何当好干部”、“如何发动群众”以及如何“加强团结”等。由于这些内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着广大青年干部开展工作,带出了好的风气。

  办学两年,陕北公学共培养6000多名学生,吸收3000多名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安吴青训班培训了万余名青年。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分6个班:一个高级班,两个普通班,一个陕北干部班,一个军事班,一个儿童班。主要课程有: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国际问题、中国历史等。学制1年。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各地从事青年工作。后来,由于环境逆转,国民党阻止青年来边区读书,使学生来源断绝了;其次因为党及各方面的干部的需要甚大,调走了一半以上的学生;再是为了最大程度上节省物力精力,使教育制度更加统一。1941年夏,中共中央决定将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中国女子大学和陕北公学合并成立延安大学。同年,中央青委还规定“在各地党校中设立青年干部班,在各地抗大分校中,设立青抗先等青年军事干部班等,专门训练一批作青年半军事工作的干部。”《中共中央青委给少共国际的信》(通讯第8号),1941年8月18日,中国共青团网。

  在创办学校和培训班的同时,陈云还指示青年团体把青年的政治、文化、教育工作作为自己的基本工作。因为“提高青年的文化水平是提高青年政治水平的前提,而且为培养革命后辈着眼,也应该加强对于他们的文化教育。”《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263页。1940年9月,陈云以中央青委的名义发出《关于开展国民教育工作的决定》的重要指示,《决定》强调:“青年的责任在学习,青年组织的责任在教育。青年所需要的教育,除了一般军事的政治的和工作的教育以外,更应着重文化的教育,以求脱离文盲、半文盲、迷信、不卫生的状态,而获得关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人生与自然的各种基本常识。”因此,一切青救会员、儿童团员都应无条件的踊跃参加各中小学、冬学、识字班,并应成为其中积极的和模范的分子。对于那些未经组织许可而不参加此等学习的组织者,“应受到所属组织的处分;凡各级组织在动员、督促及检查下级会员、团员的学习中,不努力无成绩者,应受到上级组织的批评。”《中央青委关于开展国民教育工作的决定》,1940年9月1日,中国共青团网。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各级青救会把培养与输送青年干部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差不多各县都有青年的训练班和短期学校,青年在里面受着军事的和政治的训练。”通过培训,青年干部基本具备了有坚定正确的政治信仰、对社会发展和革命规律有一定的了解,掌握一定的青年工作方法,能独立自主地在艰苦的环境中开展工作等品质。

  在陈云的指示下,各青年组织在领导本组织内部的学习的同时,还尽量推动和帮助本组织以外的青年(如青年妇女、青年职工、青年战士等)和一般成年群众进行识字教育、卫生教育、反迷信教育、尊重妇女保护儿童的教育、民主教育、政府法令的教育和各种有益的娱乐活动。青年组织通过和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和师范中学小学校的合作,吸收青年小学教师加入青救会,帮助解决小学教员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协助领导初高小学内的儿童团和学生会,逐渐成为国民教育的先锋队。

  三、倡导“五四”青年节

  在华北、华中、华东及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各青年团体团结、武装了2000多万青年参与到反抗日寇的斗争中来了。全国青年坚持抗战的一致信念,使要求民主团结成为他们的共同呼声。陈云曾这样评价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发生,给帝国主义一个莫大打击,同时也推进了中国民族运动的潮流。这是在中国民族运动上占着重要位置的一次运动。参加运动的,是全国的学生、工人和商人。他们的口号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陈云认为,五四运动所显示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以及注重学习,尊重科学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其实,社会各界包括中国共产党一直都在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纪念,陈云就曾多次参与中央号召的纪念活动,并于1932年五四前夕,为中共全总党团修改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红五月工作计划》。在抗日战争时期,陈云也指导全国各地青年积极参与国际青年节,每年都会发出相关的指示。

  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为了进一步促进各根据地各党派各阶层青年或军队青年与地方青年的代表的团结,检阅青救会、青年队,表扬青年各种英勇事迹的典型,建立和扩大青年的军事组织;为了在大后方以各种形式组织青年,扩大已有团体和利用精神总动员的积极方面去扩大救国运动,亟须广泛宣传五四运动的救国精神。于是,西青救于1939年3月向全国青年提议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这一提议立即得到了中央青委和陈云的积极响应。接着,中央青委于4月5日、6日连续发出关于根据地纪念“五四”给北方局的指示,关于大后方纪念“五四”青年节工作给南方局、中原局、东南局的指示和关于部队纪念五四青年节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讨论西青救的这一提议,并着手准备纪念“五四”青年节的系列事项。西青救的提议、中央青委的指示得到全国各地青年团体的支持与赞助。很快,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发表为纪念中国青年联合的宣言,中国青年节就这样定了下来。

  为纪念五四运动和宣传中国青年节,陕甘宁边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4月28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刊出“五一、五四纪念特辑”,陈云还应《中国青年》杂志编者之约撰写短文,生动地回忆了当时自己亲历五四运动的情景。

  在五四中国青年节的议定过程中,陈云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通过中国青年节的议定和宣传,更多的青年被团结到党的周围,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一支生力军。在纪念第二届中国青年节之际,陈云再次强调,希望通过广泛宣传五四运动与中国青年节的意义,“从政治上、思想上争取青年,加强对青年的文化政治教育,坚持青年的团结进步、民主、统一,巩固扩大现有青年组织基础,创立独立的强大的青年运动。”“宣扬救国和追求真理的精神,要求民主进步,反对分裂青运与倒退,反对腐化堕落。”“利用一切刊物报纸出版专号,请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前辈报告当时热烈情形,启发青年的革命觉悟。”1940年3月8日,中央青委关于第二届中国青年节致各局各省委电。

  四、重视调查研究和善于总结经验的工作方法

  抗日战争时期,在学习马列主义哲学和毛泽东著作的基础上,结合工作实践,陈云逐渐形成了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在领导青年工作的过程中,他的这一思想和科学态度得到了灵活的应用和充分的体现,并形成了突出的特点。

  陈云同志担任中央青委主任期间,还担负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重任。因此,在青年工作上,他主要抓重大事情,领导青年工作的方针、政策及重大活动,把握发展方向。为此,陈云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的信息材料,并通过思考和总结经验,及时解决青年工作遇到的问题,推广成功的工作范例。

  据当时兼任中央青委干事的刘家栋回忆:“中央青委的主要工作,在解放区,要抓青年抗日先锋队工作(青抗先)。在大后方,主要是抓知识分子工作。陈云同志兼管中央青委工作时,主要是抓中央青委主要工作中的重大事情,他经常找几个中央青委的负责同志来商谈青年工作,有时候也听取主持具体工作的冯文彬同志的单独汇报。对于中央青委召开的一些大会,如五四大会,陈云同志都去参加。还有一些重要的外事活动,陈云同志也要参与研究。他就是这样,运用自己的丰富经验,帮助把关,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失误为中国革命造成损失。”刘家栋:《陈云在延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1页。1938年9月以来,陈云先后听取了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部长、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长李昌关于青年运动问题的汇报,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委书记、全国学联党团书记蒋南翔关于学生运动和全国学联工作的汇报,中共中央青年委员会宣传部部长胡乔木关于抗战以来西南大后方党的工作情况的汇报,等等。

  除了听负责人当面汇报外,陈云开展调查研究还注重“请进来”和“走出去”。“请进来”就是利用全国各地基层干部来中央汇报工作的机会,陈云在了解基层党支部工作状况的同时,也了解了各地青救会的情况,就这样对全国各地的青年工作有了比较全面的掌握。如1939年4、5月间,陈云分别同来自晋绥边区、冀察晋边区9个乡中的7位中共支部书记单独谈话,每人谈3天。“走出去”就是派巡视团、考察团奔赴各地收集资料,总结经验并帮助开展青年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11月,中央青委从安吴青训班选调干部陆续组成西北青年战地工作团,第三、四、六团于1939年3月奔赴晋察冀根据地前,陈云同毛泽东、张闻天等接见团员并讲话。1939年1月组建的华北战地考察团在出发前,陈云同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前往集训地看望全体团员并讲话,阐明考察团的任务、政策、工作方法。陈云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调查研究,既了解了自己希望知道的情况,又倾听了基层群众和干部的声音,为他作出正确的决策提供了良好的参照。

  通过调查研究,陈云在总结抗战初期青年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对敌后根据地、大后方和延安等不同地区,提出了不同的青年工作的方向。敌后根据地青年工作总的方向是发动、组织青年投入抗战。大后方的青年工作要和党的工作任务保持一致,实行“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陕甘宁边区青年工作的方向是发动教育青年参加边区各项建设,为巩固新生政权、支援战争而奋斗。

  同时,为了更好地指导各地青年工作的开展,陈云结合党的大政方针,以中央青委的名义发出许多重要指示,如《关于儿童工作的决定》、《关于开展国民教育的决定》、《关于国民党区域青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等,先后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湖南工作的指示》、《关于秘密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的指示》、《关于延安由中央的党的直辖各校学生的使用原则》、《关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团龄及转党问题的指示》等。此外,他还将山西第二战区某部由青年学生组成的战地工作团的材料改写成《一个战地工作团的工作经验与教训》,以通讯形式在《解放》第63、64期合刊和第65期上连载。编者在按语中指出:这片通讯中许多材料,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他思考、总结如何在组织群众团体时做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者配合起来”的问题,先后撰写两篇关于巩固和加强群众工作的文章和《华北青年工作几个问题》,先后发表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办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第1、2、7期上。他思考、总结如何教育青年的问题,在1941年春,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署名社论《到什么地方学习》总结了延安训练新干部的两种不同的方法。这些指示、条例和文章浓缩了陈云对青年工作的期望和思考,既深刻细致,又具体可行,对于如何处理和三青团的关系、如何争取更多的青年、如何履行好青委的职能、办好青训班并合理分配青年干部提出了高屋建瓴的指示。

  如今,青年工作的中心任务、组织形式和指导思想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各个时期、不同时代青年人的兴趣各异,青年工作的侧重点不同,但是青年人的特质以及贯穿青年工作中的爱国精神、民族精神,高尚的理想信念以及追求进步,不懈学习等等思想则是不变的。陈云在交通不便、信息不畅、敌情严峻的情况下,从事青年工作的科学态度、思想方法及取得的巨大贡献,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1942年4月,陈云在撰写的《关于干部问题》的报告提纲中写道:“要做到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闻胜不骄,遇挫不丧;不求有名于个人,只求有益于党;团结他人,不断进步。也就是八个字:坚持、沉着、切实、前进。”这对于当代青年依然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也是当前青年工作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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