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出版事业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文化建设和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和手段。近现代以来，无论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化建设，新闻出版在开启民智、传播进步思想、促进社会变革、提升国民素质、传承文化传统等许多方面，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因此，从党的创始人到新一代领导集体，无不对文化出版事业极为重视，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来关注和指导这项工作。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革命文化之于革命的重要意义进行了精辟的总结并成为党领导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革命文化，……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7页。，文化事业“没有它，革命战争与革命建设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86页。 ，并要求“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输送的机关”《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9页。。陈云在其革命生涯中，不仅积极拥护和执行这一基本原则，同时对文化出版工作进行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思考和论述，成为其思想和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天为建设文化强国，推动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重温这些思考和论述，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重视和积极运用报刊媒体和出版物的文化传播作用

　　众所周知，陈云是从商务印书馆走上革命道路的。说商务印书馆改变了陈云的命运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陈云的人生也是不为过的。在陈云的商务印书馆时期，书馆浓厚的文化氛围浸润了少年陈云的心灵，陈云则在这里充分领略了文化出版事业的巨大影响和魅力。

　　作为近现代中国最大的民营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被誉为近现代文化的摇篮，与北京大学一起被共誉为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双子星，在传播进步思想、传承文化传统方面的贡献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文化丰碑。商务印书馆所属的东方图书馆，不仅是民国时期全国最大的图书馆，而且拥有“亚洲第一图书馆”的美誉，1932年，在被日寇战火焚毁前，最大藏书量曾达到46万册之巨，陈云在此工作时期，藏书也有10多万册。商务印书馆之所以被誉为文化摇篮，不仅仅因为它是一个印刷出版企业，还因为它是聚集了一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文化精英，以开启民智、昌明教育、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为己任的文化殿堂。近现代历史上众多西学移译的著作（包括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中国文化的重要典籍在这里出版，在近现代教育史上有深远影响的具有现代教育思想的系统性的新式中小学教科书，就是最早由商务印书馆组织编写的；它出版了现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鲁迅、茅盾、巴金、老舍、冰心等人的著作，瞿秋白写于莫斯科的两本散文集《饿乡纪程——新俄国游记》、《赤都心史》，分别于1922年9月和1924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还出版了最具文化传播效应的各类工具书、辞书如《辞源》等。在商务印书馆的鼎盛时期，1937年全国新出版物总数为9438册，商务印书馆一家的新出版物就有4938册，占全国新出版物的一半以上。杨扬：《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页。教科书出版占据着全国市场总量的60%以上。杨扬：《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页。同时，商务印书馆还编辑出版了具有广泛影响的各类杂志，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学生杂志》等。不仅如此，对现代出版技术的引进、提高以及先进管理方式的运用，是商务印书馆对中国现代印刷工业和现代企业经营管理学的贡献。此为题外之意了。

　　对于商务印书馆，陈云有着很深的感情，对商务的文化价值尤其重视，充分肯定商务印书馆对文化建设的贡献。谈起商务，陈云的尊重和深情总是溢于言表。在陈云眼中，“商务是国内颇有名望的首席文化机关，莫说知识分子成堆，就是工人也都是文化工人”。建国初期，商务印书馆进行公私合营改造时，陈云特别强调商务印书馆的招牌不能变：“商务合营后，‘商务印书馆’五个字要保留，即使将来进入国营，商务这块招牌也不能丢，因为商务印书馆在国内外都有崇高的声誉。”《走近陈云——口述历史馆藏资料辑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50页。陈云对这个时期的读书生活也记忆深刻：“在商务时期，对我在文化上的得益很大，全部‘童话’、‘旧小说’、‘少年丛书’都看了，有时也可翻翻杂志。同时我自信也是很用功的一个人，练字，上夜校（商务办的），读英文。”《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除了在商务学习，陈云还利用工余时间经常到进步文化人应修人、楼适夷创办的上海通讯图书馆去读书，较早地、集中地接触到并阅读了《马克思主义浅说》、《辩证唯物论》、《共产主义ABC》等书籍，以及《新青年》、《向导》等刊物。在这一时期，陈云积极参加并领导商务印书馆的职工运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陈云多次参加党内流动训练班，潜心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在这一时期，陈云不但饱览各种内容的出版物，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还在领导商务印书馆职工运动中尝试写文章总结革命斗争经验，指导工人运动，充分运用和发挥出版物传播普及革命思想、总结工人运动斗争经验的积极作用。从1925年11月到1926年7月，陈云连续在发行所职工会办的《职工》刊物上发表题为《职工在现社会的地位》、《总工会是什么》、《罢工后职工应有的觉悟》、《我们为什么要罢工》、《职工与革命》、《自治于民众》等关于工人运动的文章。在收入《陈云文选》的同时期发表的《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与将来》（1926年7月）一文中，他已经能够结合中国工人运动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党内较早地提出农民问题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在9月发表的《和平之路》一文中，分析了北伐战争在民族运动中的重要意义。陈云这些文章引自《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9—46页。

　　陈云14岁时来到商务印书馆，22岁时离开。他在这里度过了人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在这里，他养成了终生学习的习惯，重视共产党员、工农干部学习文化的卓见、重视书刊出版物传播文化知识的重要作用也贯穿于他未来的人生。1942年11月16日，陈云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做关于整党问题的讲话中，对书籍特别是工具书在文化学习中的重要作用有一段风趣却又语重心长的话：“在工作中学习……最靠得住的办法，只要身上揣着几本书，摆在干粮袋里，闲的时候就看一看，以后有了钱，不要做新衣服，而是买几本书，买一本字典，买一部《辞源》，有不认识的字就翻开字典、《辞源》查一查，养成这个习惯，一个字翻上三五次就认识了。《辞源》比什么先生都好，那是许多人编出来的。商务印书馆编《辞源》的时候，就请了几十个人，这些人都是全国有名的学问家。”《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7页。

　　重视和积极运用报刊媒体和出版物的文化传承作用

　　文化传承，既是保护民族文化之根、保持文化发展连续性的需要，是当代人义不容辞的使命，也是在世界文化之林保持中华文化民族性的基础。报刊媒体和出版物在文化传承和保护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陈云对此有极为深刻的认识，并对评弹保护与创新和古籍整理给予积极的支持和富有见地的指导。

　　评弹是流行于陈云家乡的地方曲种，起源于苏州，是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的总称，在江浙沪一带广为流传，是深受人们喜爱的民间说唱艺术。陈云在青浦家乡的居所隔几户人家的地方，就是一个书场。家境贫寒的陈云，童年时代在帮助养父母照看自家小酒铺的生意之余，最大的兴趣爱好就是到书场听书。这不仅给陈云艰辛的童年生活带来了莫大的乐趣和美好的回忆，而且这个兴趣爱好伴随了陈云一生。而作为国家领导人的陈云，又因为这个爱好而推动了一个地方曲艺的发展和创新，为民族文化园地保留了一缕馨香。

　　陈云自从走出家乡章练塘后，就与评弹阔别了30多年，直到进入和平年代。20世纪50年代中期，陈云到上海治病休养，才又与评弹续上了前缘。他听了当时几乎所有评弹名家“响档”（著名艺人）和主要长、中、短篇书目的演唱和录音，并广泛接触评弹界人士，与他们很多人成了朋友。评弹不仅起到调节紧张的神经的作用，使陈云的病情大为好转，也成就了陈云后半生与评弹的佳话——他从喜欢听评弹，到开始潜心研究起评弹来。1959年以后的几十年时间里，陈云关于评弹艺术的通信和谈话记录总共有300多件次，见罗扬：《陈云同志与曲艺艺术》，《光明日报》2005年6月 10日。其中一部分辑录成书，以《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为名，先后由中国曲艺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这些谈话和通信，在如何批判地继承传统、如何使评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反映新的生活并吸引年轻观众，如何坚持思想性与娱乐性的统一、现实性与艺术性的统一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有指导意义的意见，指导和推动了评弹的改革和发展，并曾在新中国的文艺舞台上大放异彩。用评弹曲调谱唱的毛泽东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使评弹这一地域性很强的曲种广为人知。

　　评弹作为一种说唱艺术，与中国传统戏曲、曲艺艺术一样，源远流长，历来是由师徒口传心授来传承的。如评弹传统书目《珍珠塔》传承的一百多年间，演唱了不止上千遍，经过几代艺人的传唱，其中的大小改动也不少。这种传承方式有两个特点：一是传承人的不稳定性，二是传承内容的不稳定性，这两个不稳定性的不良后果就是导致传承的中断。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两个问题都是评弹发展中的大问题，也是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严峻问题。陈云十分关注这些问题。而对评弹这样的文化遗产保护的最佳途径，一是保护传承人，二是以物化形态保存传统书目并适应新的时代，有所创新。

　　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就曾经推动对传统戏曲、曲艺的搜集和保护。在戏曲改革运动中，整理旧剧是一项重要内容。此外，文化部在1956年8月颁发的《关于群众艺术馆的任务和工作的通知》中，具体工作任务的第一项就是“搜集、整理民间艺术遗产”，这个民间艺术遗产，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包括地方曲艺在内遍布于祖国各地的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于20世纪末完成的中国民间文艺十大集成套书的其中之一就是“民间曲艺集成”。在对评弹的保护和发展问题上，陈云特别重视评弹新作的创作和出版，认为艺术创新和积极的宣传推广是保持艺术生命的重要途径。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陈云就提出“要和出版社联系，每年出版几本新开篇选集，以推广、流传”，“要扩大新书演出阵地”。《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3页。1960年2月，陈云在苏州评弹创作和演出座谈会上再次提出评弹作品的出版工作：“现在，唱的新开篇不少，但没有出版，很可惜。老开篇有很多集子，新的一年出两本，不算多，一年能有二十个新开篇保留下来就很好。”《陈云同志关于评弹谈话和通信》，中国曲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对于传统书目，陈云提出所有的传统书目都应该记录和录音保存下来，并曾建议有关部门，将评弹的全部传统书目以及优秀演员的表演全部用音像保存下来。针对思想改造过程中老艺人写思想转变内容的文章多，而谈艺术问题少的状况，在1961年3月1日致上海人民评弹团长吴宗锡的信中还特别提出“找些艺人再写些说书经验，……可以出小册子”，《陈云同志关于评弹谈话和通信》，中国曲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55页。这个建议，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最有效的举措。录音、录像，以及帮助老艺人整理总结艺术经验等，后来都成为非遗保护的重要方法。1982年12月，在陈云的关怀和支持下，不定期研究集刊《评弹艺术》在苏州创办，至今已经出版40多辑，成为展示评弹艺术旧貌和新颜的重要媒介。

　　陈云对于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的重视，也与商务印书馆有些渊源。1923年，在商务印书馆当店员的陈云就专门到杭州西湖之滨的江南著名藏书楼——文澜阁，去看保存在那里的乾隆年间的手抄本《四库全书》。1977年，重访故地的陈云再次参观了这部书，引发了此后对古籍整理与出版问题的持续关注。

　　中国现存古籍10万余种。关于中国现存古籍数量有不同说法，一说10万余种，一说8万余种。《四库全书》中收录有1万余种。“文革”前，在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领导下，先后整理出版了2000多种古籍。“文革”期间，在“破四旧”的狂热浪潮中，许多文物古籍遭到严重毁弃，专家队伍也被破坏。“文革”10年，总共整理出版了73种古籍，这项工作基本停滞了。1981年4月，陈云在杭州同秘书谈话，从传承和光大中华文化的高度，系统地阐述了长期以来对古籍整理与出版问题的七点思考，建议从规划、人才、出版、资金等方面，尽快恢复古籍整理工作。此后，陈云又接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的来信，信中讲述了古典文献专业被撤销的尴尬和焦虑。陈云随后派秘书到北大与有关人员座谈，在此前后，陈云还两次派秘书到分工出版古籍的中华书局了解情况，并综合写成《整理古籍是继承祖国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工作》一文。文中的内容，经过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同意，于同年9月17日以名为《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的文件形式颁布。12月10日，国务院决定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机构设在中华书局。1983年9月，教育部成立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办公机构设在北京大学。中央文件的颁布和有关机构的重新设立，开启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新时期。

　　重视和积极运用报刊媒体和出版物的舆论宣传作用

　　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全新的事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借助各种报刊媒体和出版物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及和宣传工作，及时总结工作经验和指导各项工作，从而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一直都是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内容。陈云一生在不同岗位上担任领导职务，都十分重视新闻出版工作的重要性。

　　陈云离开商务印书馆以后、到中央苏区前，主要担任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在发动和组织农民、工人斗争中，非常看重报刊书籍的宣传和组织作用。1929年11月24日，陈云在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上作《江苏省农民运动的趋势和今后的斗争》的报告。这是陈云进入江苏省委工作的三个月期间，对丹阳、常州、苏州、无锡、扬州、南汇等地土地革命的调研报告。在谈到党领导农村斗争方法时，专门提出农村的宣传工作要“多用壁报、图画、歌曲来宣传”。《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1930年1月10日，陈云在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会上报告农民运动工作时，对这一工作的要求又进了一步：“农委要编辑两个刊物：一个是临时性的，指导农民年关斗争；另一个是经常性的宣传小册子。”《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10月下旬，陈云为中共江南省委起草《江南省委扩大会议关于〈红旗日报〉工作大纲的决议》，提出要建立党报发行网和通讯网。《决议》规定，要在每个工厂、学校、机关、街道建立报纸代派处；在上海建立报纸总发行部；在上海的产业中心，无锡、南通、杭州、芜湖、宁波、苏州、安庆以及上海各区设日报采访员。《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这个《决议》有力推动了党报发行网、通讯网在江苏省的全面建立。1932年3月，陈云被任命为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以后，对全总宣传部的工作和机关刊物《工运指南》的出版发行也给予了较多关注。要求在领导工人运动时，一定要把宣传品发到工人中去，要求宣传部的报纸编辑委员会要有专人负责。《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37、139页。

　　随着解放战争的脚步，东北的大城市陆续解放。陈云把能否迅速恢复新闻、出版作为新解放城市能否迅速实现政权平稳变更、能否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同时，陈云也格外重视在军事上“攻城拔寨”之后发展新闻出版事业，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占领文化宣传阵地的重要性。沈阳解放前夕，陈云就周密地布置好了相关事宜。解放军一进沈阳城，就按照预先的部署，迅速在大街小巷张贴出事先准备好的军管会布告，告示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号令全体市民遵守人民政府法令，维持秩序，各安其业。同时，向全市公教职工、公共企业全体人员发布了六项规定，要求全体人员按照原有职位继续工作。此外，沈阳市卫戍司令部发布第一号公告，提出确保城市秩序、防止破坏活动的七项规定。这些布告、公告，迅速知照全体市民新政府的主张和政策，安定了民心，保持了城市的正常秩序，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城市生产和生活的正常运转。“城市的人有看报纸习惯，不可一日无报。对我宣传品，各阶层都是字字细读。”《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6页。“先准备几期报纸稿件，一进城就立即出报。内容首先只能是刊登一些基本政策文件。”《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6页。沈阳解放第二天，事先编印好的报纸便送到读者手中。通过报纸、布告，使全体市民迅速、全面地知晓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为了使报纸正常出版，陈云也有周密安排：“报社与对外报道委员会应各派一人，在头半个月经常住在军管会财经会议，密切联系，分期出报，排字校对，都用原人，我只派五六个干部，故第三日即出报。”而对报纸内容，陈云则高度重视、严格把关：“转载旧的文件，要有选择。一切布告，必须字斟句酌。要审阅大样，对广告都要过细审查。”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6—377页。

　　即使在得而复失的地区，陈云同样不放松舆论的影响力。抗战结束后，党派陈云到东北，肩负开辟东北大后方的使命。由于形势变化，苏军要求共产党的军队撤出东北的大城市。陈云在《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电报》中，明确要求“开展群众运动、创办报纸”等工作，“为加紧创立广大根据地服务”。《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0—301页。

　　在党领导的新闻出版史上，有一种发行量极大的读物，叫做“通俗读物”。这是有别于传统娱乐性通俗小说之类的读物，主要是指通俗地解释、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党的方针政策的政治性的宣传读本。这方面最著名的要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书了。这种读本的产生与中国革命的现实密切相关。中国革命的主体主要是工农大众，而工农大众大多没有文化或者文化水平不高，因此，党历来强调党的宣传工作形式要多种多样，要有报纸书刊，也要有布告、标语、墙壁报。同时，这些载体上的文字要通俗易懂、图文并茂，有利于宣传讲解。因此，报纸和宣传读物的通俗性一直得到格外重视。出版通俗读物不仅是宣传的需要，也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的文化基本建设。陈云在延安作组织部长期间，十分重视党员干部的政治学习。而面对文化水平不高的工农干部，陈云多次强调要有合适的“通俗的理论教育小册子”，“要多编通俗读物、民谣，广泛传播”。《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47、274页。新中国前7年中，每年出版量最多的出版物，几乎都是以宣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各种通俗读物。

　　新中国成立以后，陈云在领导国家经济工作中，不仅更加重视报纸的舆论宣传作用，经常强调要利用报纸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而且十分重视民情民意对重大决策的反应，多次建议对于重大决策，要在报纸上公布草案，征求意见。1957年7月，陈云在全国粮食会议上讲话，提出“今后，凡是有关农业、林业、水利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都应事先在报纸上公布草案，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讨论，然后再作出决定，以免因为考虑不周而造成工作上的被动。”《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91页。9月24日，陈云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发言，再次提出重大计划方案要利用报纸征求人民意见的问题：“这些问题（指会议讨论的发展化肥、化纤、治涝、扩大灌溉面积的计划方案），经过准备之后，应该在报纸上展开讨论，让党内外各界人士都发表意见。这样做，可以把我们的方案搞得更妥当一点”，“建设三门峡水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像这样的问题，最好是人大通过议案以前，在报纸上公布，征求人民意见。大家讨论”，“在农业上的大问题，……不仅共产党内有意见，社会上很多人也有意见。一切好的意见，我们都应该吸收过来。”《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

　　陈云晚年总是说自己的工作是管穿衣吃饭的，但是他对党的文化建设事业、新闻出版事业的重视和独创性的见解与实践并不亚于经济工作。来自商务印书馆的陈云与文化、与新闻出版有着浓厚的不解之缘。就笔者所见，陈云晚年曾经为20多家新闻出版单位题词。当然，令他最动感情的出版单位仍然是商务印书馆。1982年2月，在为商务印书馆85周年庆题词时，陈云满含深情地题写了“商务印书馆是我在那里当学徒、店员，也进行过阶级斗争的地方。应该说商务印书馆在解放前是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