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合营是1950年代新中国政府对旧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实施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形式。陈云当时作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极为重视，仅在1955—1956年期间，先后在十多次重要的会议上发表讲话，如《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新形势和新任务》（1955年11月16日），《公私合营中应注意的问题》（1956年1月25日），《公私合营后一些问题的解决办法》（1956年3月30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1956年6月18日），《要使用资方人员》（1956年7月21日），《对上海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几个问题的意见》（1956年5月3日），《全国私营工商业改造汇报会议的总结》（1956年5月29日），《改善公私双方共事关系》（1956年7月9日），《公私合营企业中四个方面的关系问题》（1956年7月），《关于对私营工商业、手工业、私营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问题的指示》（1956年7月28日），《在全国新公私合营企业工资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8月18、19日），《在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56年12月15日），等等。对“公私合营”相关问题做了较为系统的重要阐释。本文结合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基本进程，对陈云有关“公私合营”的思想主张做初步探析。

　　一

　　在新中国成立最初的几年中，新政府通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据1955年6月底统计，在工业方面，全国的私营工厂中已经实行公私合营的工厂有1900多个，其产值相当于资本主义工业总产值的58%；商业方面，在32个大中城市中，国营商业和合作社营商业在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已达52%左右，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经销、代销的比重达20%左右，纯粹私营的商业只占25%左右。《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页。应该说，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改造的成果是显著的，基本上消除了长期持续的工业生产无政府状态，制止了私商投机倒把所造成的市场混乱局面。所以，1955年底陈云曾信心十足地宣布，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于1957年底完成。

　　陈云认为，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在目前是合适的”，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他强调在改造中，要对各行各业的生产进行全国范围的统筹安排，并且各个行业内部都要实行改组。既然是按整个行业来安排生产、实行改组，那么整个行业的公私合营便不可避免。否则，十几万个工厂，一个个地分别进行公私合营，不知要到何年月。陈云认为，公私合营可以有两种方式，即：一种是基本上全行业公私合营，其中的一小部分工厂或商店暂不愿合营，可以暂缓；一种是某个地方只有一个特别大的工厂，没有同行同业，那么单个实行合营便可。他还认为，与单个工厂合营，全行业合营是公私合营的高级形式，不仅合营的速度快，而且质量高。所谓质量高，是指全行业合营打破了厂与厂的界限，不仅可以提高生产力，而且便于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这是一个进步。实行全行业合营，将来转变到全民所有制会更容易。《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288页。

　　正当陈云积极探索公私合营之内容与方法时，1956年1月1日，北京市私营工商业者率先提出了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并获得批准。此后10天，全市的私营工商业宣告全部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跑步进入社会主义。1月15日，北京市2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同日，上海召开公私合营大会，宣布全市205个行业、10万多户私营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其他城市也不甘落后，相继宣布几天内将完成公私合营，到1月底止，全国累计有118个城市和193个县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3月底，除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范围内基本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资本主义工商业几乎在中国消亡了，比陈云预期早了2年，比中央最初的计划提前了12年。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应于1967年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基本完成的时间，比原计划提前12年。这个速度不仅超出我们大家的预料，而且也超出毛主席本人的预料。”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谁料得到？现在又没有孔明，意料不到那么快。”

　　这种变化速度是陈云始料未及的。他在1956年11月所作报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中，还在强调“要在党内党外广泛地宣传我们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方针、政策。”要求中央各个部的部长、局长，要亲自抓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要求在政府各有关部门里设立管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专门机构，并分一部分人专门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要求各地方党委和中央有关各部应该在明年1月底作出一个对本地区本部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计划，“规定先改造哪几个行业，后改造哪几个行业，哪一年改造到多少，哪一年完全改造好。”最后还宣称“中央准备在明年三月，提出一个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初步规划。”《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然而仅两个月之后，北京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已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当北京城轰轰烈烈进行着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天天敲锣打鼓放鞭炮，传递喜报，召开庆祝大会之时，1956年1月上旬，《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告诫人们不要为了加速改造而盲目合并企业。与此同时，陈云也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在1月25日召开的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言，指出虽然全国各大中城市捷报频传，纷纷宣告实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但只是递交的申请获得了政府的批准而已，仅实现了形式上的公私合营，实际的公私合营工作却并没有开展。真正完成公私合营，需要清产核资，安排生产，改组企业，安置人员，组织专业公司等等，任务尚十分艰巨。6月18日，陈云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中，也冷静地表示：一次批准公私合营和合作化，并不是改造已经完成。在这个改造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要求我们逐个地加以解决。为了能够从容地分期分批地解决这些问题，2月8日国务院已作出决定，“所有私营企业和手工业在批准公私合营和合作化以后，一律照旧经营，半年不动。”应该承认，这样一种广泛、迅速而缺乏经验的改变，工作中不可能没有缺点和错误，而且可能会很多。《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0页。

　　自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开展之后，陈云深入公私合营企业，对公私合营实践做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及时发现合营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及时进行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形成了一系列指导公私合营工作的思想与主张。

　　二

　　1956年1月，全国各大中城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掀起并厂合店的高潮之时，陈云相继在各种场合发表讲话，提醒公私合营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并给出合理的建议。

　　陈云认为，公私合营是企业的改组，不是所有的工厂、商店的简单大合并。具体而言，改组工商业并不是每个小厂统统需要改组，也不是所有的商店都要调整。资本主义工业一般说来是分散的，小厂、落后厂占大多数，全国的私营工厂约有13万户，已实行公私合营的1900多个工厂，产值占58%，而其余的12万多户绝大多数是小的、落后的工厂，做出来的东西不合规格，卖不出去。如果要国营让出生产任务给它，就等于把先进工厂的任务让给落后工厂，这在经济上是很不合理的。因此，改组非常必要，不改组就不能安排。以上海三笔（金笔、钢笔、铅笔）公司的改组经验为例，大体采取两种办法：一种是并，小的并到大的里面，大的带小的，几个小的合起来变成为一个人的；一种是淘汰，有的工厂设备很落后就不要了，把工人、实职人员安插到先进的大的工厂里面去。结果厂家减少了几乎一半，但多余的2500个职工都包了下来。这种改组方法，不同于资本主义“大鱼吃小鱼”，大企业吃小企业，对失业工人根本不管；而是以大带小，以先进带落后，即按社会主义的原则来处理。

　　1956年3月30日，陈云在全国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会议上讲话，再次强调企业改组并不是都要并厂并店。有些工厂和商店并得对，但也有很多并得不对，其中数量最大的是手工业。他又举例：北京脚踏车很多，解放初十八万辆，现在有四五十万辆，那时修理脚踏车的也很多，每条马路都有，可以就地修理，很方便。后来认为一家一家干是低级的，合起来才是高级的，统统合并起来，高级化了，结果找半天才能找到修理的地方，老百姓很不方便。又如，城市里的剃头担子，在马路上、在工作场所、在家里给人剃头，对群众很方便。公私合营、合作化以后，有些地方把剃头担子都合到理发铺子去了。本来理发铺子就不多，再把剃头担子并掉，对群众特别是码头工人和郊区农民更不方便。这种合并是不合理的合并，或者叫做盲目的集中，盲目的合并。《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8—299页。陈云强调，不能简单地认为集中就是高级，单干就是低级的，以前合并错了的，要重新分开，退回去。

　　陈云还对与百姓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夫妻店特别重视，认为不能轻率地实行合并。这些店不雇佣店员、学徒，而是全家人帮同打理，主要经营小杂货，油盐酱、生活日用品等，适合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需要，分散在各个居民区。如果合并了，有一些店就要关门，对老百姓很不方便，群众不会赞成。他举例：我家对门的一个小铺子，只能站两个顾客，但是他卖的东西适合那个地方群众的需要，有文房四宝、牙刷牙膏、针头线脑，直至邮票，样样都有。这种小铺子看居民需要什么就卖什么，对群众很方便。他们卖的方法也跟百货公司不同。百货公司的信封，是成扎卖的，他们一个也卖。百货公司的信纸是成本卖的，他们一张也卖。售货时间也不一样，百货公司是八小时工作制，到点关门，他们是晚上十二点敲门也卖东西。如果公私合营了，那么干不干二斤半，做不做二尺五，一律三十块、三十五块发工资，我相信品种就不会那么齐了，半夜十二点钟门也敲不开了。全部改变以后，他们的经营积极性就会大为降低，对消费者造成很大的不便。他建议对这些人要继续采取经销、代销方式。这种小铺子可以向两方面发展，即一部分吸收到国营公司里来，或者变成公私合营的商店；另一部分可以在长时间里要保留单独经营方式。手工业者、摊贩等，更要长期让他们单独经营，比如北京的馄饨担、上海弄堂里的白糖莲心粥等，若要求加入合作社，只需挂个牌子，报名登记一下便可。若生搬硬套地把他们组织起来，每个人要在一个小组，统一进货，统一经营，统一核算，那么馄饨皮子就不薄了，而会变厚；肉不鲜了，而会变臭。《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295页。所以要长期保留这种单独经营的方式，才是对人民对国家有利。

　　通过对公私合营后一段时间的实际考察，陈云提出：工厂和商店不能大合并，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上稍微加以改造，稍微加以合并，即“大部不变，小部调整”。即使小调整，也不一定都合并。有的增加工人，有的减少工人，或这个工厂与那个工厂并，这个商店与那个商店并。有些店生意不好，可以把人抽出来，调到大店去。大部不变并不等于原封不动。毕竟从前是私营工厂、私营商店，现在变为公私合营了；从前各自管理，现在由专业公司统一领导，统一管理了。大部不变，小部调整，不是短时期的，在十年以至十多年中，这种局面要维持下去。《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9页。

　　陈云还提出，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以后，可以在一定时期内维持原有的生产方法与经营方法不变，保留以前好的东西，以确保产品质量。他分析认为，以往在国家统购包销政策下，因为没有了竞争，大路货盛行，商家不愿意再生产数量比较少和质量比较高的东西。而公私合营以后，这种情况很可能进一步发展。例如，北京“东来顺”的涮羊肉很有名，现在不好吃了。原因是合营后改变了它的规矩。原先它只用三十五斤到四十二斤的小尾巴羊，这种羊的肉相当嫩。羊肉价钱原来一斤是一块二角八，合营以后要它和一般铺子一样，统统减到一块零八。为保成本，商家把本来不该拿来做涮羊肉的如山羊、老绵羊、冻羊肉等也都拿来用了，于是羊肉就老了。本来一个人一天切三十斤羊肉，切得很薄，合营后要求提高劳动效率，规定每天切五十斤，结果只好切得厚一些。羊肉老了厚了，自然就不如原来的好吃了。又如北京“全聚德”用的鸭子，要喂一百天左右，饲料主要是绿豆和小米，粮食统购统销以后，给它劳改农场养的老鸭子，烤的鸭子自然也不好吃了。《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6页。

　　鉴于上述情况，陈云认为保持原来产品的质量和品种至关重要，公私合营后只能做得更好，而不是变坏。以前实行统购包销是为了稳定物价，防止投机倒把，但也要看到产品都由政府包下来了，商家就不注意提高产品质量与增加品种。为此，他提出五点应对之策，即（1）对某些特别商品，国家不再统购包销；必须达到一定的质量，国家才接受；（2）指定专门的商品设计人员，做得好的，要给予奖金；（3）优质优价，质量好的价高，否则降价；（4）企业的资方经理或副经理要派专人专门负责产品的品种和质量，发现问题，及时上报；（5）国家要提供好的原料，原料好了，才能造成好产品。

　　与此同时，陈云还提出了组织专业公司的建议，按照行业的不同，把私营工厂和商店分别组织起来，如同把头发丝编成小辫子一样，便于统一管理，统一安排全行业的生产和进行行业内部的改组。专业公司的任务是管理加工订货，管理生产，指导技术改进，负责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专业公司不是“大鱼吃小鱼”，而是领导公私合营工厂和私营工厂的一个机构，是国家的公司，要承担对地方国营工厂、公私合营工厂和私营工厂发放原料、分配任务、收购成品的责任。

　　三

　　资本主义工商业骤然完成全行业公私合营后，面临的问题不仅是企业的改组、保证产品质量、增加产品种类诸事，公私关系也是亟待解决的大事，特别是如何对待资方人员，使其在公私合营后的企业中安心工作，接受改造，是保证公私合营企业顺利发展的重要问题。陈云对此极力筹划，并提出自己的主张。

　　（一）资方人员的安排

　　陈云提出，所有的资方实职人员，需全部安置，要给他们饭吃，特别不应该让有经营能力的资方实职人员坐“冷板凳”，而要尽可能地使用他们。资方人员中绝大部分是懂技术，有业务经验的，比如他们有鉴别商品好坏的能力，并且知道如何使用，一些食品公司请了猪经纪，他们用手量一下猪身长，摸一摸猪肚子，就能知道猪的重量；他们熟悉商品的产地和销路；能迅速适应市场的需要，市场需要什么，很快就能供应上，比如上海头天有人排队买东西，第二天就出现租凳子和卖水的；会运输保管；管理费用能够精打细算等。《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5—336页。他们的技术和业务经验对人民、对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是很有用的，国家需要这些懂技术懂业务的人。至于职务安排的高与低，将根据每个人的技术、经验、能力等情况作适当安排，尽可能安排得合理，当然职务的高低也取决于资方人员的工作态度。

　　吸收资方人员到业务部门工作，必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如资本主义的经营思想，商人的投机本性等。对此，陈云建议要提醒资方人员，他们虽有技术和经验，但是现在环境变了，资本主义企业变成了社会主义企业，不能完全用原来那一套经营管理办法来管理企业了，资方人员必须参加学习，除了学习政治外，还要学习业务，提高自己的本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二）资方人员的工资

　　公私合营后，私方人员虽然有定息，但每个人要靠工资生活是迟早的事情，所以资方人员的工资问题，陈云也极为关注。

　　关于定息，就是把原来分给资本家的利润，改变为按照固定资产价值付给定额利息。实行定息以后，工厂的生产关系发生很大改变，国家对工厂的关系，资本家对工厂的关系，都改变了。定息就是保持私股在一定时期内的定额利润，而企业可以基本上由国家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来经营管理。资本家得到了好处，国家得到了更大的好处。资本家暂时保存了他的资产价值，拥有资产的所有权，但是不能变卖，只能拿到定额利息。工厂企业管理实权则转到了国家手里。资方人员参加一部分管理，但仅是和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参加工作一样，不能像从前那样以资本家的身份来管理工厂了。

　　大资本家对定息政策自然无异议，因为他们每年所得的利息很多；但对于资本上万元的中等资本家来讲，所得利息并不多，所以他们更注意工资的多少，要求安排好的职务，以保持原工资。事实上，实行定息政策之后，已经在资方人员中暴露出问题。其中，一部分资方人员由于原来生意很不好，收入很少，吃饭都很勉强，合营后获得定息，不管经营如何，企业开支都由政府负担，收入比合营前有保证了；另一部分资方人员，合营前后收入大体相同，他们原来企业的利润不多，合营后的工资收入差不多；而第三部分的资方人员是合营后比合营前的收入减少了，这并不是现在的工资低，而是过去的利润比现在的定息高。同时，过去在工厂、商店中可以“长支”，现在按照国营企业的规则办事不能“长支”了。这部分资方人员大多数是经营小厂小店的，由于收入减少了，如果家庭人口又多，生活必定出现困难。陈云建议政府要给他们予以帮助，比如资方家属原来在企业中参加辅助劳动的，现在的企业要尽量录用，或者由专业公司想办法，组织厂外加工或做一些临时工作。《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305页。

　　陈云在1956年3月全国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对于工资问题做了解释：有些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方人员的工资，比国营企业同一级干部的工资高，他们怕要降下来。又要社会主义改造，又要降低工资，两路夹攻，会受双重损失。但实际上，政府的政策是，全国几十万资方从业人员中，可能降低工资的只是极少数，因为这些人的工资很不合理。即使要降低，也会征得本人同意，生活也不会发生问题。在小城市中，有些资方人员与国营企业干部的职务相同，但是工资较低，对此，政府的政策是暂时不提高，因为大部分小工厂、小商店的工人、店员的工资也比国营企业职工低，将来职工的工资提高了，资方人员的工资再跟着提高。

　　（三）公私关系

　　陈云认为，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后，在大量的公私合营企业中，公私双方的代表和谐共事是关联到企业生产经营的大问题，也关系到能否发挥资方人员在生产中的作用和能否有效地把资方人员改造成为劳动者的重要问题。

　　对于这个重大问题的解决，陈云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应该看到中国私营工商业者对企业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是有经验的，对于合理的部分，应该在公私合营企业中继续发挥作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中一切有用的东西，应该看成是民族遗产，把它保留下来，而不是粗暴地否定一切。其次，资方人员和公股代表在公私合营企业内部都还缺少双方共事的经验，各地的党政机关应该领导业务部门经常总结这一方面的经验，逐步制定出公私双方共事的制度和办法。各地应该召集公股代表和私股代表举行会议，收集意见，进行教育，解决他们在处理公私关系中所遇到的困难。中央和省市两级政府工商业务部门的主管人员应该定期地同当地工商联、同业公会等人员举行座谈会，就公私关系中的有关问题交换意见。再次，改进公私合营企业中公私关系，还必须向职工群众进行教育，说明团结资方人员，发挥他们的长处，把他们改造成为劳动者，是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

　　考虑到对资方人员的这种安排，会在工人、干部中引起的反应，陈云指出：资本家中间有各种各样的人，大少爷虽不少，精明强干的也相当多。对于精明强干的资本家，不要排斥他们，也不要害怕搞不过他们。公私合营以后，一切都是按照社会主义企业的章程办事，上有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央各部，下有工人群众，中间夹着的是资本家。工厂管理方面可以实行竞赛，相信社会主义方法是一定可以战胜资本主义方法的，因而应该让资本家好好工作。公私合营企业里面的公股代表，也要加强学习，提高本领，否则不能立足。首先要把生产抓好，只有生产搞得比资本家好，才能树立威信，才能取信于资本家，取信于工人。

　　另外，公私合营以后，资方人员大部分就任原职，工人可能会不满意，陈云建议应向工人讲清楚，资本家愿意公私合营，已与过去有所不同，过去是为利润工作，现在为国家工作。他们中有的人有技术，有业务经验，国家也需要他们，工人要团结资方。与此同时，在企业中，也要提拔一部分工人干部为企业的领导人。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应该恢复和建立工人管理企业的委员会，这种委员会应该有一定的权力，但是应该同公方代表合作。陈云说，过去私营企业中的工会和增产节约委员会，吸收工人群众参加管理，对推动生产和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全行业合营以后，这种作用没有被继续发挥，工人干部也还提拔得不够，这是工作中的一个疏忽。今后应该恢复和建立管理委员会，并赋以相当的权力，以便和公方代表在一起搞好企业的生产管理。《在公私合营企业工会基层干部大会上陈云谈国家的赎买政策》，《人民日报》1956年11月。

　　综上所述，陈云关于公私合营问题的论述和主张，其实就是对新中国成立初期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当全国范围内掀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时，陈云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敏锐地意识到，不分地区、不分行业的“一刀切”式地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未必是完全正确的，他通过调查研究，深入到行业乃至特定企业的内部，了解生产与经营的具体情况，知道私营工商业者的真实处境和内心想法，因而非常重视及时总结经验与教训，纠正在公私合营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和固执简单化、一刀切的思维定式而发生的错误。他所提出的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以后，在一定时期内维持原有的生产方法、经营方式不变；在所有制结构上，主张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保留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等等，都是从实际出发的建设性的观点，对巩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果，指导此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目前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仍然会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陈云同志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坚持走群众路线，积极探索，认真总结，始终把民生问题放在重要位置的作风，尤其是当今的决策者和管理者应当进行认真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