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在陈云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为推进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陈云同志深入调查研究，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积极借鉴国外有益经验，成功主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和执行，为我们党推进工业化积累了宝贵经验。” 本文就以实现工业化为背景考察陈云对发展中国钢铁工业的贡献，在探讨陈云在各个历史阶段对钢铁工业发展的思想和实践中，总结出对今天仍然有启发意义的精神财富。

　　一、钢铁工业是重中之重，发展要有大局意识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作为政务院副总理、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兼任第一任重工业部部长，负责冶金、化学、机电、建材及国防等工业的生产和建设，非常重视恢复与发展中国工业。1951年7月1日，陈云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我国人民百年来奋斗的目标，是要把帝国主义侮辱的中国，变为独立、富强的中国。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仅仅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斗争的一部分。这个目标的全部实现，必须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国家必须经过一个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86页。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百废待兴，因此中国工业生产的恢复，只能创造条件，重点恢复，钢铁工业首当其冲。1950年10月，陈云提出：“工业化是我们建国的目标，我们正为此而奋斗。但是，百年来的半殖民地经济，使中国在国民经济中仅占百分之十左右的一点近代工业，处于异常脆弱，而且十分混乱的局面。要实现全国规模的恢复与发展中国工业，首先要创造一些基本条件。一是水利、二是铁路。还有其他工业部门的基本建设，比如发电厂和轧钢轨的机器，也需要大力发展。如果没有轧钢轨机器工业，铁路是不可能发展。”《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页。

　　钢铁业工业作为基础原材料行业，是发展水利、铁路交通、重工业的基础前提，受到了陈云的高度重视。早在1950年1月13日，陈云在政务院第十五次政务会议上讨论钢铁问题时就讲到：“对钢铁工业的投资是一百五十六万吨小米，数目很大。这是不得已的，因为钢铁工业是一切工业之母，不能不着重来搞，例如小丰满发电要补充钢柱，工业上需要薄的洋铁皮，要造无缝钢管。现在太原只能造十八公斤重的钢轨，而我们则需要三十二公斤重的，最好是四十二公斤重的钢轨。基于上述种种原因，只能把大量的投资放在钢铁工业方面。”《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决定工业发展以恢复和提高现有设备的利用率为主、新建为辅，钢铁工业恢复建设以东北为重心，于是鞍钢的恢复与重建提上日程。1950年3月，中财委在《全国财政经济现状》的报告指出：“煤炭、钢、铁、电力等基本工业都在东北，按原有设备计，我国炼铁能力年为300万吨，东北占71%，炼钢能力为147万吨，东北占91%，轧钢能力为70万吨，东北占50%，工业建设的重点应放在东北。”1950年4月14日，陈云和薄一波在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交的《关于全国钢铁、有色金属、电机、化工、机器会议和重工业部第一季度工作的综合报告》中指出：“五个会议摸清了全国重工业部门的基本情况，确定了今年‘重点恢复、局部修补’的工作计划，解决了部分干部想百废俱兴的思想问题。钢铁会议确定，目前建设中心为东北，其次为华北。今年工作的重点是增加轧钢和冶炼设备，从关内商调技术干部。其他会议也都确定恢复和建设的重点在东北，并注意解决一部分人对此思想不通的问题。”《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页。

　　恢复钢铁工业，技术人员必不可少。1949年12月25日，召开了首次全国钢铁会议，陈云指出：“技术人员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可缺少的力量，是我们的‘国宝’。现在国家财政困难，下决心在东北建设钢铁工业，这是国家大事，各地区要克服本位打算，动员专家去东北。”《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6页。 1950年1月22日、2月1日，陈云在《财经旬报二则》提到：“深感技术人员之数量不够与分布不当。鞍山、本溪钢铁产量占全国百分之八十，但技师只占全国百分之二十五；关内钢铁产量占百分之二十，但技师占全国百分之七十五。为此，必须下令调整，打破本位主义。从今后恢复工业的远景看来，技术人员必大感不足。”《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1952年上旬，他视察鞍山钢铁公司，并指示：“鞍钢的恢复和发展，是全国基本建设的重点，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将重点转向基本建设，就会犯路线上的错误。”1952年3月上旬，第三次到鞍钢视察，明确指出鞍钢要把基本建设放在第一位。1952年4月，陈云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起草的给华东、中南、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等并报周恩来、毛泽东的电报中指出：“鞍钢改建的初步设计规定完成期限为七年（1952—1958年底），是否按期完成或推迟，关联到我国的财力和建设的进度。如果推迟一两年完成，则不但迟得二百五十万或五百万吨钢材，因而损失了十亿或二十亿卢布，而且由于钢材不可能大量入口（解放以后每年只能入口三四十万吨），必然推迟了一切新工业的建设。因此，集中全国力量首先完成鞍钢的改建，是我国工业化首要的步骤。为此，除由东北自行配备者外，决定由全国各地和工业部门抽调技术人员到鞍钢去，限于五月份调齐。”《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98页。

　　1953年我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陈云在积极主张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特别强调要有大局意识，要注意综合平衡。

　　1954年2月—11月，陈云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召开的研究五年计划纲要编制问题会议上讲话，“我们既要搞工业建设，又要照顾到人民生活日用供应，也就是人民生活的改善。我们要下决心搞重工业，搞工业建设，搞不好一百四十一个项目，一切都是失败，但是也要看到人民生活日用品的供应。总之，既要搞工业建设，又要稳定民生、稳定市场。如果将两个并重是错误的，但是这两个之间又不能相差太远。要真正解决农业与工业的矛盾，第一个五年计划还不行，第二个五年计划行不行？我没有计算，但是恐怕也赶不上。”《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94页。

　　按比例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和基本政策，但是经济发展不平衡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因此能否正确认识不平衡的存在和处理好目标平衡与实际不平衡的关系，至关重要。1954年5月10日，陈云出席全国各大区财委副主任会议，他在报告中指出：“我国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工业化不同，资本主义工业化是长期的过程，我们是突击；资本主义可以掠夺殖民地，我们要靠自己；资本主义开始是搞轻工业，我们一开始就搞重工业；资本主义在盲目中依靠自然调节，能够相当地按比例发展，而我们说要按比例发展是长时间算的，在短时间内，只是力求建设与消费、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不要脱节太远，实质上并不是按比例的发展。吃穿的供不应求，实质上是工农业矛盾的反映。”《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10页。

　　1954年5月20日，陈云在全国各大区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会议结束时讲话，指出：“我们现在主要力量是搞重工业，一百四十一项中只有四项为轻工业。昨天讨论工业原料问题，应该得出这样一个概念，我们现在最缺乏工业品原料。我们工业落后，工业品原料不足，只有重工业建设起来以后，将来回过头来搞农业，才能增加轻工业原料，才能增加轻工业品，回笼货币。”《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29页。 1954年6月16日，陈云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讲话：“我们才搞工业化，短时期不可能有工业品出口，矿产品出口有一些，主要是农产出口，如果农产品不出口，就换不回机器来。谁反对农产品出口，主张吃掉，实质上就是反对工业建设。这个情况要多久才可能改变呢？恐怕要十五年的时间，过了三个五年计划，我们自己制造的机器、自己制造的工业品多了，这种情况也许能改变。想少于十五年，是很困难的。”《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46页。1955 年3 月，他在“一五”计划草案的说明中指出：“我国经济建设中为什么要用重工业作重点呢? 因为改变我国农业、铁路交通以及其他方面落后状态的关键，不是别的，正是发展重工业。”《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92 页。

　　“大跃进”期间，针对“以钢为纲”，陈云强调发展钢铁工业要综合考虑。1958年6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等七个协作区，要求各协作区按照全国统一规划，分别建立大型的工业骨干和经济中心，形成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1958年7月4日，陈云在西北协作区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要综合一下全国的数字，像钢铁，只要钢铁变动了，其他各方面都要变动，各部都要综合计算一下，同时在财政方面也要计算一下可能的程度。总的方针应该放在经过积极努力可以争取到的尺度上。应该说，不论是五千万吨钢，或是六千万吨、八千万吨钢，都是我国的建设历史上没有过的，都是积极的。能不能说五千万吨是保守的呢？不能，那还是积极的。”《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25页。 1961年9月1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大区书记汇报会上讲到：“工业指示提出抓煤和钢材，以煤和钢材领先，这是对的，生产资料总是要走在前面。但是，领先不是孤立地保钢、保煤，而是要在平衡的基础上使经济活起来。综合平衡与抓重点有无矛盾？没有矛盾。有计划按比例的本身也是有重点的。”《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68、370页。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和人民迫切希望把“文革”十年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因此在经济建设中普遍存在着急于求成的倾向，没有看到国民经济已经严重失调，需要调整。钢铁工业亦是如此。在这个背景下，陈云为钢铁工业的三年调整提出了指导性意见。1979年3月14日，陈云同李先念联名致信中共中央，对当前和今后的财经工作提出六点意见，其中指出：“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调整过来。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而且更重质量。要着重调整我国所需要的各种钢材之间的比例关系。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包括农业、轻工业、其他重工业、交通运输业、文教、卫生、城市住宅建设、环境保护等）发展的比例关系。由于钢的基建周期长，不仅要制订五至七年的计划，而且要制订直到2000年的计划。”《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1979年3月21日—23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讲话要坚持按比例原则调整国民经济指出：“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过去说，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指标下来是修正主义，这个说法不对。踏步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单纯突出钢，这一点，我们犯过错误，证明不能持久。钢太突出，就挤了别的工业，挤了别的事业。”《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254页。1979年5月14日，国务院下达经过调整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钢产量由3400万吨调整为3200万吨。

　　二、钢铁工业的发展必须与国力相适应

　　1953年中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钢铁工业作为最重要基础原材料行业，同时也作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产业，自然受到高度重视，甚至在以后一段时间里实行了“以钢为纲”、“钢铁元帅升帐”、开展了全民“大炼钢铁”。因此，陈云在关于钢铁工业的发展问题上，更体现出他长期坚持的“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的指导思想。1954年12月29日，陈云出席国务院常务会议，作关于调整问题的报告，指出：“现在工业生产中最突出的问题是若干行业设备和工人有余，而任务和原料不足。”《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28页。1956年1月13日，国计委发给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一九五六年国家统一分配物资平衡情况简报》称，1956年物资供需不平衡情况更加严重，大部分是紧张或不足的。《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83页。1956年4月10日，陈云出席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关于1956年基本建设和物资平衡问题时指出：“生产与基建的关系，首先决定于原材料而不是财力的多少。钱是用来买材料的，如果买不到材料，钱又有什么用？以后定计划应该首先进行物资平衡，然后再进行财力平衡。另外，大规模的建设，必须要有储备，特别是木料、钢材、水泥等的储备，否则，建设中碰到问题就无法解决。”《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01页。

　　陈云注重发展工业原材料行业，且对其认识是客观和辨证的。1956年2月28日，陈云出席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通过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陈云指出：“现在大家由争资金进到了争物资、争钢材，表面计划订得还是比较紧的。钢材紧张，其中也有人为的因素。有些地方本位主义严重，越是紧张的东西越多要。每个工人都会存些材料备用，车间也有个小仓库，工厂的仓库就更不用说了。钢材要得多了会造成积压，妨碍其他重要建设。在市场工作中有过这样一条经验，凡是什么东西紧张，总有一股风作怪。”《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93页。1956年7月3日—5日，出席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讨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二方案的初步试算草案。陈云表示不赞成把钢产量作为衡量工业化水平的唯一尺度，主张把钢产量指标降下来。《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14页。

　　1956年12月30日，陈云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减少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问题时讲道：“钢材的生产首先应该多搞点品种，以减少外汇的支出。我们宁可数量少一点，但要品种搞多一些，这对我们生产有利。”《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页。 1957年1月，陈云在参加毛泽东召集的小范围会议上，在解决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发展先后和投资多少的问题时，他提出要使两者彼此配合，互相促进。1957年1月18日，陈云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讲话。陈云提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他还指出：“1956年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供应都紧张。基本建设和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如钢材、木材、竹子、煤炭等，人民生活需要的许多消费品，都出现了严重的供不应求的现象，以致有些地方在搞以物易物。钢铁是基本建设和工业生产的重要物资，去年用空了七十万吨的库存（其中双轮双铧犁和锅驼机就多用了二十万吨）。由于缺少原料，手工业者到处抬价抢购废钢铁。任何一种物资必须保有一定的社会周转量，如果少于这一数量，便会发生供应紧张，甚至会出现黑市买卖和囤积投机的现象。”《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页。“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 “钢铁工业应该有大厂，但更多的应该是中、小工厂。这样，发展快，品种多，可以满足各方面的需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57页。

　　“大跃进”期间，在“超英赶美”和急于求成思想的影响下，全党头脑发热，违背了科学规律，制定的钢产量指标不断飙升。在1958年的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央提出钢产量一年翻番，达到1070万吨的不切实际的目标。陈云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定后，建议不要公布这一指标，以免陷入被动，然而并没有采纳。毛泽东后来谈及此事，赞扬陈云：“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手里。”

　　对钢产量指标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两者有着内在的联系。陈云正是从实际出发，对国情的准确把握，才能够冷静、客观地思考钢产量指标。一个突出事例就是，1959年4月2日，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中央书记处责成陈云同志领导的中央财经小组研究落实1959年的钢铁指标。陈云接受任务后，从5月3日到9日连续主持中央财经小组会议，研究钢铁指标问题，并把冶金部有关负责同志找去详细汇报。其中一次是汇报总的情况，另外五次是分班按矿山、焦化、耐火材料、炼钢、轧钢5个专题进行的。《巨大的关怀》，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1959年5月11日，陈云关于落实钢铁指标问题讲到：“从钢铁工业内部的各个环节和今年前四个月钢铁生产的情况以及钢材的品种等方面分析，指出1959年钢材指标定为900万吨。并指出需要着重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要强调改进质量。第二，既要保证重点又要照顾一般。必须依据有计划按比例的原则办事。第三，既要照顾明年又要照顾长远。”《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138页。1959年5月23日，陈云关于落实钢材分配指标问题的说明上指出：“今年的钢铁生产指标，应考虑三方面的环节。钢铁系统各部门之间是否适应；与其他相关工业和交通运输部门是否适应；与农业、市场、人民生活方面是否适应。”《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60页。 最终确定1959年生产1300万吨钢、900万吨钢材的目标。实际生产的结果表明，1300万吨钢并不是一个保守的指标，年终勉强完成1387万吨钢、897万吨钢材。1961年陈云同志在病中曾对前去看望他的冶金部领导同志恳切地说：“大家都想把钢铁搞上去，是好心，谁不想多搞点钢铁？但究竟能搞多少，要充分考虑现实可能性，否则好心也会办蠢事，办坏事。”《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页。

　　同样，在“文革”结束后，全国都要“大干快上”，钢铁工业更是摩拳擦掌，准备通过大规模技术引进来提高产能时，陈云指出：“冶金部提出的引进设想，我都看了。他们是好心，想要多搞，可以理解。共产党员谁不想多搞一点钢？过去似乎我是专门主张少搞钢的，而且似乎愈少愈好。哪有这样的事！我是共产党员，也希望多搞一点钢。问题是搞得搞不到。现在情况是：冶金部一是把问题看简单了，二是看孤立了。借外国人那么多钱，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旧社会，我在上海呆过，钱庄、银行贷款，要经过好多调查，确有偿还能力，才借给你。外国商人说借钱给你，有真有假，这件事也不要看得太简单。借外国人的钱，把钢铁的发展都包下来，把冶金机械制造也包下来，所有借款都要由人民银行担保，究竟需要多少钱，没有很好计算。那么大的引进，国内要多少投资，也没有计算。你一家把投资占了，别人怎么办？冶金部提出不拖别人的后腿，实际上不可能。搞那么大的建设规模，那么高的速度，别的工业配合不上。” “冶金部要把重点放在钢铁的质量、品种上，真正把质量、品种搞上去，就是很大的成绩。这样做，二十年时间，其他的工业、交通运输都可以跟上来，科学技术力量也可以跟得上，城市建设也可以跟得上。防止污染，必须先搞，后搞要多花钱。生活水平多数达到中等，少数可以先富起来。大体上差别不大，但是还有差别。”《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254页。

　　三、毛泽东说：“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1月30日），转引自《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6页。

　　陈云曾经说过“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1页。“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关于陈云这方面思想和方法的论述已经很多了，这里只想就陈云关于钢铁工业的两次大调查及其影响，看陈云对钢铁工业发展的贡献。

　　陈云对我国钢铁工业的第一次大调查是在国民经济发生困难的1961年。经过三年“大跃进”，国民经济遭遇到严重困难，1961年被迫转入国民经济调整，根据毛泽东年初的号召，陈云也开始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他先是于上半年进行了农村调查。下半年又选择煤炭和冶金行业进行了工业调查。这些调查对于他了解真实情况、制定正确的经济调整政策和办法起到了关键作用。

　　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着重研究工业调整问题。陈云在会上指出抓工业调整要做好调查研究。不弄清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是无法动手解决的。他提出：“要从两个方面做调查研究工作。一个是像现在派工作组下去那样进行独立调查研究，这是急需要的。另一个是以部为单位，先开小型座谈会，比如召集五六个单位或工厂的人员，请有关各部也参加，听汇报发言。一个单位参加会的人不要多，要包括几个方面，比如老工人、技术干部、行政干部，左中右都有，目的是能够弄出个头绪来，提出问题，然后按问题进行研究。有些人对情况并不了解，甚至也可能会有虚报的，所以要以小会为主。参加的人要找得适当，宣布‘三不’，即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让人畅所欲言从各方面把问题兜出来，然后再开中会、大会。”陈云解释说“为什么要用这两种方法调查呢？因为问题有从外部来的，有从内部来的。外部因素有指标高、协作关系、综合平衡，等等。总之，办法有两种，一种是内部开会，一种是到外面去调查。”《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68—369页。对陈云提出的上述调查办法，参会的毛泽东插话“这个办法好。”《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69页。会后，陈云身体力行，开展了对煤炭和冶金两个行业的调查。

　　11月24日至12月17日，陈云分十二次主持召开冶金业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冶金部和全国主要钢铁企业的负责人。陈云在座谈会开始时就说：“这个座谈会主要是了解情况，研究问题，不作什么决定。在研究问题中，可以左思右想，提各种看法，不扣帽子。座谈方法是先报告，后讨论，讨论内容以综合问题为主。重点了解三个问题，即：钢、铁、特殊钢的生产及技术已达到什么水平；还存在什么问题，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怎么解决；短期和中期的发展前景如何。”转引自《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陈云的求真求实的细致调查，对于钢铁行业顺利实现调整和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参会的冶金部部长王鹤寿、国家计委副主任薛暮桥、学者苏星都在回忆中给予充分肯定。参见《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陈云对我国钢铁工业的第二次大调查是在1979年。这一年是新中国第二次大规模的调整国民经济。其中必然要上海宝山钢铁厂建设项目自然首当其冲。宝钢项目1977年初由上海市和冶金部共同提出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进口高品位铁矿石、在上海沿海地区新建一座现代化大型炼铁厂”建议，1977年底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1978年12月23日正式动工兴建，该项目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关注。1979作为当时的建国以来规模最大、投资最多的工程，宝钢建设遭遇了是否“下马 ”的争论。为此，75岁高龄的陈云于5月31日至6月6日，亲赴上海进行调查。

　　陈云历来主张全面系统地了解情况，多方面听取不同意见。陈云到达上海后，就开始周密的调查，详细了解宝钢上马的前因后果。6月16日，陈云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就宝钢建设问题谈了自己经过调查和深思熟虑的想法。他说：“在最近一个半月中间，我对宝钢如何建设的问题，有过三次反复的考虑。……这三次反复，对我来说是很有益处的。”《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9—260页。随后陈云就宝钢建设问题谈了八条具体意见。特别是第八条意见最能反映陈云同志的工作方法，对今天我们的经济建设工作仍然有很大启发，是典型的“干中学”思想。这里照录如下：“冶金部要组织全体干部对宝钢问题展开一次讨论，采纳有益的意见。对不同的意见，也要认真听取，目的是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我主张全国主要的冶金专家都要参加讨论；而且不止一次，都要参与、过问、接触、关心这件事，没有什么保密的。我在上海找上钢一、三、五厂和冶金局同志座谈，他们表示对宝钢的建设不了解。这种状况应该改变。为什么要请专家来讨论？因为宝钢的技术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水平，但是我们要依靠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专家、熟练的技术工人来建设。建成以后，要依靠他们来工作，必须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外国专家是要走的，长期聘请的只是极少数。请外国专家来考察，提意见，这一点要做。但是，究竟如何建设，建成以后怎样管理，还得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和技术工人。”《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1—262页。 如今，宝钢已经成为世界一流的现代化钢铁企业，陈云在关键时刻的深入调查和果断决策，对宝钢的建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