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在党和国家一些重要历史关头，陈云同志都以他独到的政治见解和智慧，以他坚定的党性和崇高的风范，以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洞悉和对国际事务的准确把握，作出过杰出贡献。改革开放以来，营造一个稳定、和平的周边环境成为中国面临的首要课题。而这其中，对苏外交无疑又居于优先位置。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陈云同志多次就借鉴苏联经验、总结苏联革命建设时期经济建设领域的成败得失，以及改善中苏关系等提出过一些重要思想。今天，系统回顾他的这些思想，有益于学习和宣传陈云同志的生平和思想，有益于丰富中苏关系发展的历史脉络，有益于准确把握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基本走向。

　　一、从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出发，总结苏联革命、

　　建设时期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苏为鉴陈云同志是党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的重要成员，也是在经济建设领域党内外公认的行家里手。毛泽东曾评价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看问题有眼光、尖锐，能抓住要点”《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21页。，主要就是称赞陈云同志卓越的经济才干。新中国成立前，陈云同志就长期在经济领域从事实际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全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到来，陈云同志更是有了广阔的用武之地。随着冷战的爆发，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只能在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合作、相互支持下进行。在中苏经济领域的合作过程中，陈云同志长期处在同苏联方面直接打交道的第一线。这种工作经历，使他对苏联经济建设领域的成败得失，对苏联经济、政治体制的利弊，有着更为直接、切身的认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作为在党内外享有崇高威望的领导人，作为经济领域的“行家里手”，陈云同志无疑又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在如何对待苏联经验的问题上，陈云同志认为：苏联经济发展固然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好路子，但也存在着很大的弊端；中国的改革开放只能结合中国的实际，而不能套用苏联的办法。

　　以此为立足点，在一些重大的经济问题决策上，陈云同志总是在立足中国实际的基础上，从苏联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出发，以苏为鉴，慎重作出决断。

　　20世纪70年代末，安徽等地的一些农村开始试行各种形式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在全国一些城市中，有的国营企业也开始进行各种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尝试。农村和城市这两个大的动向，引起了陈云同志的关注。在他看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在国营企业中扩大企业自主权都绕不开如何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而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多年来就是按照苏联的经验在做。1979年3月陈云写出《计划与市场问题》研究提纲，初步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写道：“1917年后苏联实行计划经济，1949年后中国实行计划经济，都是按照马克思所说的有计划按比例办事的。当时苏联和中国这样做是完全对的，但是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加以发展，这就导致现在计划经济中出现的缺点。”对于这种做法的弊端，他指出：“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谓市场调节，就是按价值规律调节，在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可以用‘无政府’、‘盲目’生产的办法来加以调节。”《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245页。从苏联的教训出发，他认为中国需要改革。他说：“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以，我们需要改革。”《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7页。“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改革中，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比重。”《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39页。他的这一思想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对当时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党的十三大之后，陈云同志退出中央领导岗位第一线。但是，他以自己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一如既往地重视这个问题。

　　1987年7月3日，陈云同薄一波谈话。他说：“讲‘过去我们学的是苏联那一套’”，“这话也不完全对”，“我们是学了苏联之后，并没有完全按照他们的办法去做”。在他看来，这是中国党和政府对待苏联经验始终坚持的基本态度。他举例说：“那时苏联驻华大使叫库兹涅佐夫，我问他，你们对资本家怎么办？他说，扫地出门。我对他说，我们对资本家是给定息的办法。他回答说，列宁主义里没有讲这个问题。”陈云还特意请薄一波把他这个意见转达给当时的中央负责人。《陈云传》（下），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83页。在陈云同志看来，中国走上学习苏联的道路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但是，不能一概地说中国学的就是苏联那一套，因为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完全按照他们的办法去做，而是始终在结合中国的实际。

　　如上所述，从改革开放的全局出发，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和基本国情入手，强调借鉴苏联经济建设领域的成败得失，以苏为鉴，是改革开放以后陈云同志对苏外交思想的一个十分鲜明的内容。

　　二、从全球战略格局出发，提出苏联方面要看得远一些，

　　强调中苏两国完全应该友好相处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是国际局势剧烈动荡的一段时期。在这种动荡的背后，是国际社会各种力量不断角力、博弈的过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范围争夺霸权；西欧和日本则在经济、科技等领域迅速崛起，独立性随之开始增强；随着1979年中美建交，中国同西方及日本等国的关系有了大幅度改善。这些国家的资金、技术以及人才开始通过对外贸易、引进外资、技术和智力等形式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经济开始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在这种背景下，美、苏、中“大三角”的概念被提出，并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对于改革开放视野下的中国来说，中苏与中美关系都是至关重要的对外关系。在中美建交以后，对苏关系自然又成为中国外交的重心所在。但是，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却由于存在着苏联陈兵中国北部边界，阿富汗问题及柬埔寨问题等三大障碍而久久难以打开局面。

　　对此，陈云同志高度重视。他从当时中苏两国的实际和国际大环境入手，认为：中苏两国都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并且又是邻国，因此中苏两国完全应该友好相处。这样，既有利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1984年12月陈云同志会见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时的谈话中。

　　1983年的一天，中央有关部门打电话请示陈云，说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要在次年访华，通过外交途径提出，希望在华期间能见见陈云同志。阿尔希波夫曾在五十年代担任苏联在华专家总顾问，并同陈云同志在工作上有过密切的交往。陈云同志知悉后，立即表示同意，并指示秘书为他草拟一个会见讲话稿，还交代了讲话的要点。为了给改善中苏关系创造条件，陈云同志十分重视这次会见，在之后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反复修改这篇会见讲话稿。在会见前，他又将讲话稿正式报送中央政治局常委传阅，征求常委们的意见。朱佳木：《追忆陈云同志与阿尔希波夫交往的一段往事》，《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

　　为了能更好地向阿尔希波夫阐明形势，12月14日，陈云同志专门听取从苏联访问回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阎明复关于苏联近况的介绍。12月20日、23日，他又就会谈一事先后同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陈楚和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进行商谈。由此可见，陈云同志对改善中苏关系的高度重视。

　　1984年12月24日，陈云同志正式会见阿尔希波夫，强调中苏两国都实行计划经济，并且又是邻国，完全应当也可以友好相处，提出苏联方面要看得远一些，中苏关系正常化，不仅有利于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人民的利益。他说：“中苏两国完全应该也完全可以友好相处。中苏关系正常化有利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在为什么不能正常化？我们认为主要存在三个障碍：越南侵占柬埔寨，你们在中苏边境、蒙古驻军，以及出兵阿富汗。这三件事都发生在中国周围，确实构成了对中国安全的威胁。中苏两国要做到关系正常化，必须排除上面所说的三个障碍。如果三个障碍不能一下子都排除，也可以先排除一两个。这是原则问题，我们不能不坚持。不过，这不等于说中苏两大邻国在其他一些问题上就不能改善和发展关系，希望苏联方面看得远一些。”针对苏联在中苏谈判中的态度，他还特别强调：“我相信，你们也想实现关系正常化，但如果不在排除三个障碍上有所前进，事情就不大好办。”《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341页。

　　从全球战略格局的角度出发，提出苏联方面要看得远一些，强调中苏两国完全应该友好相处，是陈云对苏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他的这一思想，是对邓小平对苏外交思想的具体阐释和丰富完善，对之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长远影响。

　　三、从改善中苏关系的大局出发，提出不能忘记苏联政府和

　　人民给予中国的援助，强调要加强中苏贸易、科技和

　　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如前所述，要确保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就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要确保稳定的外部环境，就要改善中苏关系。可是，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改善中苏关系又该从何入手呢？对此，陈云同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总结起来，有两点。

　　第一,陈云同志提出不能忘记苏联政府和人民给予中国的援助。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政府和人民无论从军事、政治，还是从经济、科教等方面，都给予过中国大量援助。在苏联的帮助下，新生的人民政权在短短几年就建立初步完备的工业体系。据统计，1950—1954年，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三批“苏联供应成套设备建设项目中苏协议书”，共计156项。尽管后来这些合同有部分没有兑现，但已建成的项目使中国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1950—1955年，苏联向中国贷款总额为566亿旧卢布（折合人民币537亿元）。这些长期低息贷款对国民经济的恢以及经济建设的快速起步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50—1951年，中国政府共聘请了42个苏联设计组。至50年代末，苏联和东欧各国到中国工作的技术专家达8000多人。同时，他们还为中国培养的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达7000多人；至1959年，中国从苏联和东欧各国获得了4000多项技术资料，这些先进的技术资料对提高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许毅、隆武华：《论中国共产党“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

　　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新中国经济建设领域的“能手”，陈云同志长期在经济建设的第一线。不论是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还是“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不论是成套设备引进，还是技术和管理人才的培养，对于期间苏联政府和人民给予中国的帮助，陈云同志都是亲历者和当事人。应该说，直到晚年陈云同志仍对苏联当年的援助怀有深厚的感情。尽管后来，中苏两党、两国由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方面的分歧而分道扬镳，但是在进入新时期以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陈云同志从改善中苏关系的大局出发，提出不能忘记苏联政府和人民给予中国的援助。

　　1984年9月15日，陈云同志就《辽沈决战》一书有关编辑问题谈到了苏联给予中国革命的援助。他说：“如果没有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我们的力量不可能发展那么快。苏联一方面受中苏协定约束，要把大城市和铁路干线移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明里暗里帮助我们。那时，东北北有苏联，东有朝鲜，西有蒙古，我们就像坐在沙发里，缺什么可以向苏联要，南满的伤兵、弹药可以通过朝鲜转运。因此，要写苏联、朝鲜对我们的帮助，回避是不合乎历史的。” 《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62页。

　　1984年12月24日，在同阿尔希波夫那次重要谈话中，陈云同志再次表达了这一思想。他说：“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苏联政府和人民给予我们的援助，中国政府和人民都没有忘记，也是不会忘记的。”《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页。

　　党的十三大之后，在同中央领导谈话时，他又就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作了阐述。他说：“新中国成立前，我们打了22年仗。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0月开始的抗美援朝，我们又打了三年仗。那时，我国在国外不能存外汇，人家不给户头，只能委托匈牙利以他们的名义去存。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学美国、英国、法国行吗？只能结合中国实际向苏联学习，而且，苏联那时对我们的援助也是真心实意的。对这些问题，都应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陈云传》（下），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85页。

　　第二，他提出要加强中苏贸易、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

　　由于陈云同志长期从事经济建设领域的实际工作，同苏联各界的联系比较比较广泛，对苏联的基本国情、生产和生活情况了解得比较深入。在他看来，中苏是毗邻国家，贸易具有地理上的优势；中国科技落后，苏联轻工业则发展滞后，双方贸易互补性很强。因此，中苏双方应该加强贸易、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和合作；进而通过这些领域的拓展，营造出“对双方都有利”的局面。

　　1983年10月20日，陈云同志听取对外经贸部关于外贸情况的汇报。当汇报到今后有些向西方出口于我不利的商品要转向苏联、东欧地区时，陈云同志指出：过去和苏联开展贸易对我们有利，他们连浆糊都要。并说：你们的胆子能不能再大一点。他还意味深长地说，我是“老北京”，讲的是“北京话”。总管全局的人不讲“北京话”不行。《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40—341页。

　　1984年12月会见阿尔希波夫时，陈云同志提出加强中苏双方贸易、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是他谈话的重点内容。依据当时中苏关系的现状，他说：“（三大障碍不排除）不等于说，中苏两大邻国在其他一些问题上就不能改善和发展关系。这几年我们双方贸易有了很大发展。今年又将比去年增长36%，科技、文化方面也有了一些交流。今后在这些领域的关系还可以继续发展，还有很多文章可作，这对双方都有利。”《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341页。对于苏方提出希望加快发展两国贸易并制定长期贸易协定的意见，陈云表示赞成，并指出：“你们重点建设项目要东移，要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需要我们的日用消费品和农副产品，而我们为了对一批老的重点项目进行改造，并上一批新的重点项目，为今后发展打好基础，也需要你们的机械设备、电子仪器和木材、水泥、玻璃等大宗原材料。你们的东部和我们之间运输距离短，甚至短于你们国内东西部之间的距离，很可以节省一笔运费。所以，我们之间进一步扩大贸易和经济合作的规模，的确是潜力很大，的确是彼此互利的。”《陈云传》（下），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3页。为了尽快推进中苏关系的改善，陈云还婉转地说道：“这里，我想指出的一点是，中苏两国贸易和经济合作规模的扩大，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人人都感到高兴的。有人手里拿着先进的东西，自己不肯卖给我们，又不让别人卖给我们。因此，在转让尖端技术这类问题上，希望苏联方面要看得远一些。”

　　总之，陈云同志从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出发，以苏为鉴，总结苏联革命、建设时期的历史经验，强调不能忘记苏联政府和人民给予中国的援助，中苏两国完全应该友好相处，提出苏联方面要看得远一些，要加强中苏贸易、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梳理这些思想，我们既可以发现陈云同志对于国际事务特别是中苏关系的重视和敏锐，又可以感受到他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深谋远虑。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历史时期，学习和研究改革开放以来陈云同志的对苏外交思想，对于深刻认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战略意义，对于深刻理解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意义，都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