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作为我们党第一代、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长期主持和分管经济工作，为新中国国民经济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陈云经济思想的研究一直是陈云研究的热点和重点领域，不断有高质量的研究成果面世。但是，作为陈云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外经济交往思想却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学习、研究探讨。本文将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回顾陈云对外经济交往思想的基本内容，分析陈云对外经济思想的特点，并探讨做好当今对外经济交往工作的启示。

　　一、陈云对外经济交往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外贸工作服务国内经济建设，拓宽贸易渠道，积极扩大出口

　　在陈云同志主持和分管新中国经济工作期间，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尚处于起步、发展初期。由于特殊的国情及当时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和发展的，当时一缺技术，二缺工业化所需的多种重要物质和原材料，三缺引进技术和重要物质的外汇。当时发展对外贸易的目的，是为国内经济建设寻求急需的外汇、技术和原材料。由于中国国民经济建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工作重心不同，所解决的问题也不尽相同，陈云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提出了一系列对外贸易的方针、政策。

　　1优先出口。新中国“一五”建设时期，外汇的短缺成为矛盾的焦点，而出口是中国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只有加大出口，才能换取支付进口所需要的外汇。因此，1953年10月，中共中央指示外贸部，密切内外销结合，协同有关部门把出口任务和国内供应安排妥当。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合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3）》（对外贸易卷），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版，第1066页。  为此，1954年7月13日，陈云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中，就商品内销和出口的关系问题指出：除粮食、油料等物资特殊规定限量出口外，其他物资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内市场的销售应服从出口的需要。《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页。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出口贸易得到了快速增长。除出口传统的农副土特产品外，还增加了许多新商品，特别是发展了工业品出口，如棉纱、棉布、钢材、五金、玻璃、金笔、缝纫机，以及纺织、水泥、造纸、碾米等成套设备，这些商品有许多过去是要进口的。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保证了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外汇支出。

　　20世纪70年代初，陈云在协助周恩来总理管理外贸工作期间，根据“四三方案”“四三方案”，是中国1970年代初向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荷兰、瑞士、意大利等西方国家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计划。1973年1月，国家计委向国务院建议在3至5年内引进价值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通称“四三方案”，之后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又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总额514亿美元。这是中国继1950年代引进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之后，第二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中国要从西方进口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和技术，外汇缺乏又成了大问题，陈云仍把扩大出口创汇作为重点。鉴于当时中国生产技术比较落后，加工产品一时达不到国际市场的要求，卖不上好价钱，有些产品出口成品的创汇额反而少于出口原料等实际情况，他及时提出尽可能出口成品，但也可以出口一些原材料。他鼓励多出口一些当时出口状况比较好的农产品如红薯干、燕麦和杂豆。为了扩展中国出口商品的市场，陈云主张进口国外原料，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加工成成品出口。他说：我们有劳动力，可以为国家创造外汇收入。他提议进口棉花、钢材分别加工成棉布、小五金产品出口。《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1页。

　　2拓宽贸易渠道，以免受制于人。在指导对外贸易工作时，陈云主张分散出口市场。新中国成立初期，为突破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和制裁，陈云积极支持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开展贸易。70年代初，由于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对外贸易主要转向了资本主义大国。为防止出口市场过于集中被人控制等现象发生，陈云指出：我们的进出口市场不要集中在一两个地方，要分散，以免受人控制。同时，他还对如何开辟新市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他指出：开辟新市场，在价格上，出口可能稍低，进口也可以稍高，这样有利于建立新据点。《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3页。他还强调出口商品的价格要因地制宜，随行就市。

　　（二）发展对外经济交往要考虑中国实际，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引进技术更为重要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尽快摆脱“文革”对中国经济所造成的困难局面，一些部门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发展，产生了急躁冒进的情绪，相继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建议，试图离开中国已有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通过大规模引进，从外国搬进来一个现代化。针对这种情况，陈云指出，发展对外经济交往要从国情出发。我们是在一个10亿人口、8亿农民的国家进行建设，这与香港、新加坡和韩国不同，也与欧美日各国不同，他们都没有8亿农民这个大问题。《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页。与韩国、新加坡在美国的扶持下只发展加工业不同，中国是要建设现代化的工业体系的。因而，他强调我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中，除了要上若干个大项目以外，应该着重放在国内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上。我们国内现有企业的基础是不小的。要在这个基础上引进新技术(软件)，或则填平补齐，或则成龙配套，用这些办法来扩大我们的生产能力。《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7页。就引进工作来讲，陈云特别重视引进技术、专利。他强调：积极引进先进技术，是促进我国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凡是国内迫切需要而又一时解决不了的生产技术，必须在调查研究、统一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简化手续，及时地积极地从国外引进，并且认真做好消化和推广的工作。国家要在外汇和国内配套资金上给予支持。引进先进技术比引进先进设备重要得多，设备我们自己可以造嘛。《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20页。

　　（三）开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要遵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平等互利的原则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平等互利，是新中国开展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陈云在指导中国开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时，很好地贯彻了这一原则。

　　新中国“一五”计划是在苏联政府资金、技术援助下完成的。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了78亿旧卢布(当时折合19亿美元)的贷款，用于156项重点工程的建设，还派遣了数千名技术专家直接参与苏联援建项目的建设。基于当时的现状，接受苏联援助是中国建设工业化所做出的次优选择。但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不能完全依靠外援建立自己的工业化体系。因此，中国一方面充分利用苏联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另一方面，在技术上、资金方面仍以自力更生为主。在编制和实施“一五”计划的过程中，陈云很好地处理了充分利用苏联援助和自力更生的关系。针对国内在要求苏联援助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1952年1月16日写信给党中央，其中提到正确处理自力更生与充分利用外援的关系，他提出，中国今后工业化的方针，必须把自力更生同充分依靠与信任苏联的援助密切结合起来。张闻天的信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央请陈云邀请相关同志研究后给予具体答复。程中原：《并肩战斗 情长谊深——陈云和张闻天交谊述略》，《中共党史资料》2008年第3期，第187页。陈云于1952年2月8日致信毛泽东、周恩来并中共中央，肯定了张闻天对存在问题的看法，并于2月18日召开中财委党组干事会，讨论张闻天的信和有关来电，研究制定了相应措施。就初步设计批准后，关于装备器材的订货或自制问题，规定如下：（甲）凡我不能自制的装备，必须依靠苏联供应；（乙）苏方要我自制者，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能自制，即成品的质量相符，又能如期制成者。但确能如期制成、质量又能符合的器材，不应推脱自制的责任。《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42—343、347页。这些措施的贯彻和落实，为新中国在“二五”计划建设中采取“土洋”结合的方法积累了经验。对于苏联经验的借鉴，陈云也是立足于中国实际，不盲目教条地搬用他们的经验。他在总结“一五”计划实施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后提出:研究合理的比例关系,决不能只依靠书本,生搬硬套,必须从我国的经济现状和过去的经验中去寻找。《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同期，中国在接受外援的同时，也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援助。应越南政府的要求，在越南抗法战争、战后经济恢复和建设中，中国政府向越南政府提供了物质、技术和资金方面的援助。在主持援助工作中，陈云积极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1956年4月1日—6日，陈云对越南进行了为期5天的不公开访问。访问期间，陈云除了与苏联政府代表米高扬一同与胡志明等进行了5次会谈外，还应邀单独同越南财经部门的负责人进行了1次会谈，同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长征、范文同等领导人进行了1次会谈。在与越方单独进行的4次会谈中，陈云回答了越方提出的一些关于财经方面的问题。对于这次访问关注的重点问题——中国所派专家在越南建设中的作用问题，陈云依据主权独立，平等互利的原则，提出越南建设要由越南自己做主，中国专家可以提些可以看得到的意见。《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2—1005页。他还主张对越只派技术专家，不派政策专家，《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78页。以免影响越南的自主决策。

　　（四）借外债要量力而行，必须提高外资利用的效益

　　关于借债规模问题，陈云指出，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两个能力：一是国内配套投资能力。现在外债基本有两种，第一种是买方贷款，只卖给我们机器设备；第二种是自由外汇贷款，数量很少。即便是第一种，每年能使用多少，也不决定于主观愿望，而决定于国内为它配套所需的投资数量。陈云要求在借外债时，把国内资金的配套能力问题——即能有多少财政拨款用于配套解决土建、动力、交通、市政建设等配套的问题计算好。他认为，如果国内没有相应的配套投资力量，硬要借外债进口设备，即使是设备很先进，也只能闲置起来，形成浪费。二是还本付息能力。陈云指出：当你信用好时，外国人会找上门来借给你钱，信用不好时就逼债。对利息率非常高的自由外汇，借多了还不起。因此，外债可以借，借外债要用得好，还得起。《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7页。

　　为更好地利用外资，陈云着重强调两点：首先，引进项目决策要民主化。他要求，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要建立统一的民主决策制度。他尤为重视发挥专家的作用。他说:不同方面的专家，往往有不同的意见，要注意和考虑各方面专家的意见。一切引进项目，都必须有专家参加，必须领导干部和专家共同商量，必须集体商量，不能由一个人说了算。《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0页。这可以保证和实现利用外债的效益。其次，要合理确定外债的使用方向。陈云指出，各种优惠贷款，条件优惠，数量有限，所以要十分谨慎地使用，只能用在最关键性的项目上。自由外汇利息较高，因此只能用于小项目，或迅速见效的项目，就是速借速还的项目。否则，长期占用，就会提高债务成本，形成债务包袱。

　　二、陈云对外经济交往思想的特点

　　（一）目的性

　　集中体现在，陈云始终把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作为其指导对外经济交往工作的出发点。国家利益主要包括国家的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等方面，是一国开展对外交往的根本动因。陈云在主持中国对外经济工作中，高度重视维护和实现国家的主权利益和经济利益。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组织和领导的反“封锁”、“禁运”斗争，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西方反华势力“封锁”、“禁运”对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所造成的损失，同时也极大地支持了外交领域里反“孤立”、“遏制”斗争，为新中国冲破“孤立”、“遏制”、“封锁”，赢得独立自主的国际地位做出了贡献。在参与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合作过程中，他高度重视主权独立和主权平等的原则，在维护中国独立自主利益的同时，也尊重对方的主权利益。陈云在指导中国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时，始终把国家的发展利益放在首位，要求把服务于和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作为开展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工作的出发点。

　　（二）务实性

　　主要表现在，他的对外经济交往决策都是建立在实事求是、广泛调查研究基础之上。首先建立在他对国情的充分了解基础上。作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领导者和奠基者之一，陈云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按中国的实际情况办事，关系着国民经济能否健康平稳运行和正常有序发展，掌握和了解国情是研究经济问题的出发点，从国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陈云思想的主线。他提出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著名论断。他一再强调，我们是在人口多、耕地少，农民比重大、生产力水平低的国情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对外开放必须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因此，在利用外资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方面，他反对盲目引进，主张根据国内消化能力，基础设施以及配套能力而谨慎进行。

　　其次建立在他对不断发展着的形势进行准确的把握和估计基础上。作为党的高级干部，陈云的一贯作风是在做任何决策之前，首先做好充分地调查研究。为了征求苏联政府对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意见建议，1952年8月17日，陈云随周恩来总理出访苏联。访问前，陈云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准备工作。他指导中财委，对中国需要引进哪些机械和原材料进行了摸底调查，在汇总各大区和工业部门上报的经济建设指标基础上，编纂了《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计划轮廓（草案）》及其说明，以此为蓝本，周恩来总理主持起草了《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两个文件勾画出了新中国第一个中长期经济发展计划的初步轮廓，为代表团出访苏联谈判，要求对方为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项目提供援助提供了基本依据。1973—1974年，陈云协助周恩来总理负责对外经济工作。这时中国的对外贸易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对外贸易由原来主要面向苏联和东欧转而主要面向资本主义国家。但因为长期受“左”倾思想的影响，我们对资本主义的了解非常少，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中常常处于被动的地位。陈云及时提出要了解资本主义、研究资本主义。他要求外贸部、人民银行的工作人员要研究资本主义，他自己也身体力行，非常注意研究资本主义。1973年6月7日，在同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谈话时，他请人民银行帮助搜集有关国际金融问题和金融动向等10个方面的材料，供他研究。根据银行方面提供的资料，陈云同志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写出了《目前经济危机与一九二九年危机的比较》、《对目前世界经济危机的看法》等调研报告。同期，为更有效地指导中国的外贸工作，他除了亲自找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中国土特产品进出口总公司等部门的一线业务人员了解情况外，还亲自南下，到广交会上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正是有了对国际国内基本状况的深入了解和研究，陈云才适时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对外经济交往方针，指导了中国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稳健性

　　陈云在领导财经工作时，一直强调经济建设要脚踏实地。他认为，经济工作与其他工作一样，搞急了是要出毛病的。毛毛草草而发生错误和稳稳当当而慢一点相比较，我们宁可采取后者。尤其是处理全国经济问题，更须注意这点。《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2页。因此，在进行重大经济决策或提出战略性建议时，他都反复强调“稳妥”、“稳扎稳打”。如：在建设规模的确定上，陈云主张：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即建设要量力而行。他曾指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有6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页。在制定各种经济计划指标时，陈云主张：争取快，准备慢。凡是有利于争取农业增产的，我们都要尽力去做。但是，也要考虑到，工作都做了，还可能不够快，所以要做慢的准备。这就是说，立足于快，但要有慢的准备，有了这两手准备，才能在经济工作中指挥若定，稳稳当当地解决问题。在指导对外经济交往、引进外资工作中，陈云一如既往地坚持了这种稳健作风。为防止盲目借债、引进项目对国民经济造成危害，他强调，借外债、引进项目要排队，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即通过排队，逐项研究，分别轻重缓急，量力而行；否则，一拥而上，一哄而起，盲目发展，脱离实际可能，就会造成巨大浪费，欲速则不达。

　　三、陈云对外经济交往思想对我们的启示

　　（一）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是我们开展对外经济交往工作的根本出发点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对外经济交往得到迅速发展。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由1978年的335亿美元增长到 2010年的297276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从1979—1983年4年总额的144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1057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由1979年的5100万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688亿美元。相关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81）》，中国统计出版社1981年版，第537、554、559页；http://wwwmofcomgovcn。随着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迅速发展，中国在这一领域里遇到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增多。如：中国与贸易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贸易摩擦、贸易不平衡问题；人民币升值问题；主权债务问题；中国公民在海外生命安全、财产的保护问题等。在应对这些问题时，如何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是当今对外经济交往工作者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陈云在指导中国对外经济工作时，在最大限度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方面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二）准确把握国情和世情是对外经济交往管理者进行科学决策的前提

　　中国目前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GDP只有全球平均水平的1/2，排在90名左右，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我们还面临着一系列问题，核心问题是如何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问题。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管理者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保持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做出贡献。要有效应对这些问题，必须向陈云同志学习，认真扎实地搞调查研究，“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充分了解国情、世情，找准对外经济交往工作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衔接点，广泛搜集各方面相关信息。特别是，在当前世界金融危机风险尚未完全消除的情况下，深入细致地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及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趋势，这对于积极应对危机、化解风险、促进对外经济交往工作又好又快发展尤为重要。

　　（三）对外交经济交往中坚持陈云同志稳健的作风尤为重要

　　与30年前相比，我们对外经济交往最大的不同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加。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外经济交往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吸引外资。当前在西方多数国家资金短缺、深陷债务危机的情况下，中国拥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如何利用好这些外汇，专家和学者们有各种建议和主张，但管理者尤其是决策者必须保持谨慎的态度，审慎决策。再如，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对外直接投资也越来越多。不可否认，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需要，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规模要适度，发展要稳步，要与中国政府的宏观管理水平相适应，要与企业对外投资的认识水平和管理能力相适应。近几年中国在非洲等地区一些国家对外投资出现的问题，值得深思。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陈云对外经济交往的思想和论断，坚持他稳健的工作作风，循序渐进，积极稳妥地做好对外经济交往工作，促进中国经济的全面发展。

　　四、结束语

　　陈云对外经济交往思想是他在50年代、70年代主持相关工作经验的总结。中国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系，奠定了国民经济的基础，并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巨大成就。但这种体制以计划经济为主，忽视市场的作用，也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问题，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受体制的影响和制约，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工作也是在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下进行的。由于当时认识水平所限，对对外经济工作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还不甚清晰，仅仅认为对外经济工作的主要作用是与国外互通有无，通过开展对外经济交往换取国内不能生产的物资，实现物资的转换，是国民经济中调剂余缺的一种手段。短期看，当时中国对外经济工作基本上适应了中国发展利益的需要，但也留下了不少缺憾。因而，陈云的对外经济交往思想难免会打上时代的烙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瑕不掩瑜，陈云的对外经济交往思想仍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财富，其中一些重要的思想和论断对做好当今对外经济交往工作仍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