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作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奠基人之一，在长期主持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紧紧围绕不同历史时期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提出了大量的对外经贸思想。对此，本文试作一个连贯的、纵向的考察。

　　一、开国之际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云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财经工作。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恢复被长期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稳定民生，为大规模经济建设做准备。为此，陈云从各个方面谋划对策，而发展对外经贸关系构成其中重要一环。

　　1建立统一的财经领导机构，集中管理对外贸易，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海关为新民主主义的新海关。

　　开国前夕，陈云从东北解放区到北平，筹组中财委，统一管理全国财经工作。他首先抓的一件事，是集中管理对外贸易。1949年6月4日，他在《关于成立中央财经委员会的说明》中说：“对外贸易，必须统一，假若天津是一种规定，上海是另一种规定，这就不行”。《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9页。 为了迅速统一对外经贸工作，他在随后召开的海关工作座谈会上要求：“海关要列在比较快地统一的日程里。”《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在陈云主持下，中国政府收回了海关管理权，取消了外国资本的经营特权，一方面“把旧海关内对新民主主义有用的东西，如验证、查缉等业务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接受过来”，同时“把海关变成为人民服务的、完全自主的、有利于新民主主义国计民生的海关”。《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2把对外经贸的重点放在民生上，并为大规模建设做准备。

　　开国之际，民生问题尖锐地摆在面前。陈云说：“老百姓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看我们，他们还透过经济看我们，看物价能不能稳定，还饿死人不饿死人。”《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因此，他首先把对外经贸的重点放在吃穿上。1949年5月21日，他致电周恩来，建议从香港进口棉花，说：“香港去找商人买棉花应快着手，已经拖了很久，再拖太迟了。”《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75页。 他还筹措在国内调运粮食和煤炭，以平息新解放的大城市频繁出现的涨价风潮，安定民生。1950年1月，他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说：“我们考虑为保证民用，加速贸易周转，今年进口计划仍以民用品为主”。《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页。 与此同时，他也开始瞩目建设。1949年12月到1950年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还请苏联专家来中国设计汽车厂。陈云立即组织讨论、落实汽车厂的建设，从厂址选定、厂房基建，到电力、钢铁等能源、原材料配套项目，抓得又实又细。在这些项目带动下，1950年的进口，原计划民用品约占总额的2/3至3/4，机器材料仅占1/3至1/4，《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页。 而事实上，工业装备、工业原料及交通器材的进口占第一位，超过原来的设想，为大规模建设做了准备。《中共党史资料》第47辑，第22页。

　　3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封锁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渠道，构建以苏东为主体的对外贸易新格局，同时努力开拓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

　　起初，陈云谋划对外经贸时，着眼于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国际市场。1949年6月11日，他致电周恩来说：“马鞍山存铁砂三十万吨，本身无制铁设备，过去向日本出口，希望仍允许照旧出口”。《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81页。 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极为恐惧和仇视。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白皮书拉开了封锁中国的大幕。12月，美国威胁吊销不配合国民党封锁的美国船主的航行许可证。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即于1950年7月17日宣布对华贸易管制，随后又宣布对华全面禁运。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怕封锁。1949年8月，毛泽东在评论美国政府白皮书时说：“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6页。 同月，陈云在上海财经会议上指出：“我们要准备帝国主义的长期封锁，不仅是目前的军舰、飞机、水雷的封锁，在经济上也要准备他们不买我国出口的货物，不卖给我们需要的东西。”《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

　　在被封锁的情况下，陈云积极支持毛泽东提出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的对外方针。他充满信心地说：“只要我们团结在一起，执行‘一边倒’的方针，就有办法克服困难。”《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同时，他也千方百计打破封锁，积极发展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提出了利用港澳原有贸易通道、利用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利用外商代销等许多拓展贸易的方法。他说：“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我们可以利用，你不做生意，他还要做生意。”《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1951年5月28日，中财委发出《关于美帝操纵联合国大会非法通过对我实行禁运案后对各项工作的指示》，提出利用香港作跳板，在华南多做小宗买卖，积少成多。1952年4月，中国派团出席由49个国家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并与英、法、西德、锡兰、比利时、荷兰、芬兰等7个资本主义国家签订了近2亿美元贸易协议。此后，我国又相继同日本、联邦德国、智利等国贸易团体签订民间贸易协定。

　　开国之初，国民经济是一个破敝不堪的战争废墟，又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陈云努力运用外贸安定民生，准备建设，在发展同苏联的经贸关系时，千方百计扩大同资本主义各国的经贸关系。这对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是十分必要的。

　　二、“一五”时期

　　1951年1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要求，从此，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提上了日程。在当时条件下，争取苏联的援助，学习和借鉴苏联的经验，成为中国有效快速地推动工业化起步的关键所在。对此，陈云在主持全国经济工作的过程中，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

　　1抓住苏联援助的机遇，编制和实施以苏联援建的“156项”为主干的“一五”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兼顾其他。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和中央的安排，陈云在1951年2月开始主持中财委试编“一五”计划的粗略纲要。7月1日，陈云致信毛泽东说：“这次我们写的五年计划的主要点，是在今后五年中要办些什么新的工厂”，其原因“是为了七八月间可以向苏联提出一个五年中供我装备的要求”。《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19页。 8月，陈云随周恩来访问苏联，与斯大林和苏联有关方面进行长达一个多月的会谈，争取到苏联援助中国工业化建设项目的切实承诺。回国后，陈云继续带领中财委对“一五”计划进行编制。1954年初，中央成立“一五”计划编制小组，在陈云的主持下完成了《五年计划纲要（初稿）》。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一五”计划草案，陈云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对“一五”计划的编制过程和基本内容作了详细的说明。他强调：“一五”计划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与此同时，“又要稳定民生、稳定市场”，《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94页。 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就此铺开。

　　2切实落实引进项目，充分利用苏联专家，大量培养自己的技术和管理人才。

　　“一五”时期，中国新建和改建的大企业，绝大多数是由苏联帮助设计的；基本建设的核心设备也都是由苏联供应的。陈云充分利用苏联支持中国工业化这一难得的历史契机，为统筹实施这些项目做了大量工作。他要求，对于从苏联引进的每一个项目，都要慎重决策，落实到位。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苏联派来的3000多名专家和顾问的作用。凡属我国尚未有过的新工厂，或在旧的大工厂中改建重要装备，我国无改建把握者，均要“聘请苏联专家或专家组加以协助指导”。在请苏联专家设计安装时，我们“派人参加设计，并进行学习”，“在各工业部门逐步设立自己的设计机构，聘请苏联设计专家带徒弟”。《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58页。他还提出要派人到苏联学习。当时有人认为这费钱，陈云说：“花了这些留学实习费，可以减少开工初期由于不熟练而产生的各种浪费（机器转不动、产量少、质量低等等）。可以肯定，浪费数目一定大于留学实习费”。《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58页。 事实证明，派人到苏联学习是值得的，许多留苏学习的人后来成了经济建设的骨干，有的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

　　3提出“内销服从外销”等一系列加快奠定工业化初步基础的对外经贸主张。

　　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不是无偿的，而是互利的。为了从苏联、东欧国家引进设备，需要大量的资金特别是外汇。中国经济刚刚从战争破坏中得到恢复，国内需求尚难满足，加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外汇资金极其紧张。拿什么换回中国的工业化所需要的设备呢？1950年6月6日，陈云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发言说：“搞工业要投资，必须拿出一批资金来，不从农业打主意，这批资金转不过来”。《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因此，他提出“内销服从外销”的主张。他在1954年7月13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加强市场管理的指示中强调：“全国人民应该自觉地节省凡属可以节省的消费品，以便供应出口”，“不但是现在，而且是今后十多年内，只能采取节省国内消费、首先供应出口的办法。只有工业基础建立以后，工业装备的进口可以减少的时候，这种情况才能有所改变。”《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页。

　　“一五”计划建设是以苏联援建的“156”项为主干进行的。苏联的援助，为中国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提供了千载难遇的历史机遇。要抓住这个机会，中国就必须努力学习别国的先进经验，并在资源匮乏、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压低消费，集中资源，尽可能多地引进技术设备。陈云这一时期的对外经贸思想，适应了这个需要，有利于迅速奠定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三、“文革”后期

　　从1957年“一五”计划结束到1972年“文革”中期，中国经济建设曲折发展。这段时间，陈云因1957年坚持“反冒进”和“三年困难”时期提议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的政策，受到政治上的冷遇，并下放江西。1972年年末，他回到北京，协助周恩来研究外贸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调整对外经贸政策的新论断、新举措。

　　1提出“同资本主义打交道大势已定”的论断， 研究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新情况，适应新的外贸格局，调整出口战略。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单方面撤走专家、中断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中国对苏联、东欧等国的贸易额急剧下降， 出口比重分别从60％和17％降为99％和79％，进口比重也从60％和17％降为92％和63％。而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逐步成为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主要市场。对西欧国家的进口和出口额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平均都在20％左右，最高年份达30％；对香港的进出口贸易显著增长，比重在进出口贸易总额中上升至20％；对日本、东南亚地区，以及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贸易也持续上升，对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贸易也在进出口总额中分别占到6％和10％以上。《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下），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4、7页。

　　陈云敏锐地抓住中国对外经贸格局上的大变化。他在1973年6月约请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帮助搜集有关国际金融和货币十个方面材料的谈话时又说：“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75%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25%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75%对资本主义国家，25%对苏联、东欧”。《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7页。 由此，陈云指出：“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8页。

　　既然同资本主义打交道大势已定，那就要对资本主义进行研究。陈云请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收集美、日、英、联邦德国、法各国货币发行量等材料，说：“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8页 他抓住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变化，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调整出口结构的设想。他要求尽力保持港澳、日本、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传统市场，积极西欧、加拿大、美国等新市场。西欧生活水平很高，向西欧出口吃的东西，成本总比他们便宜；《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90页。 利用加拿大等地的边贸向美国出口商品；千方百计打开美洲、大洋洲和其他地区的市场。《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6页。

　　2积极利用对外经贸补足国内生产结构之短，进口向民生倾斜。

　　在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陈云便从战略规划的角度提出要抓“吃穿用”，说：“我们必须使人民有吃有穿，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要从有吃有穿出发”。《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 “大跃进”运动打乱了陈云关于“二五”计划的战略设想。“大跃进”失败后，全国粮食骤减，供应十分紧张。陈云通过1960年的调查，发现农业恢复并不容易，所以向中央提出进口粮食的建议。为了争取出口创汇，陈云还提出建立出口商品基地的主张。这一时期，在制定经济计划时，中央也曾打算再次向“吃穿用”倾斜。但是由于战争危险突然加剧，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长期以来重工业和民用消费品比例失调的问题仍未解决。

　　陈云协助周恩来抓外贸时，毛泽东批准国家计委关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的报告，即“43方案”。其中以化肥、化纤等化工轻纺项目为主，是向“吃穿用”的再次倾斜。陈云积极参与“43方案”的实施，对引进项目给予多方面的支持和指导。1973年9月，陈云将国家计委《关于银行利用国外存款承担一部分成套设备进口外汇支付任务的请示报告》批报周恩来，建议到国外检看拆卸装箱，慎重从事。《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18页。 当时，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思潮对引进百般刁难，污蔑武钢一米七轧机引进主机的同时也引进有关附件是“洋奴”。陈云顶住极左思潮的大帽子，说：“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页。 事实表明，“43方案”的大型项目经过几年的施工，投产后取得了很好的效益。

　　3提出“自力更生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并不对立”等一系列突破极左思潮框框的对外经贸主张。

　　“文革”后期，要在对外经贸工作中搞好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易活动殊为不易。“四人帮”把“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绝对化，说这不符合“自力更生”方针。1973年6月，陈云约请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座谈时，大胆突破极左框框，强调“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9页。 由于“文革”对国民经济建设的干扰和棉花歉收，国内棉布供应紧张。而国际市场上棉布价格较高，棉花价格偏低。如果能进口棉花加工成棉布出口，不仅可以缓解国内困难，也可以得到一定利润和外汇收入。但是，“四人帮”打着“自力更生”的旗号批判这是“依靠外国”。陈云在听取外贸部负责人汇报时，针对这一情况指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国内棉花要做到自给有余，完全用自己的棉花加工棉布出口，可能要用很长时间。我们要利用这段时间，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不这样做就是傻瓜。”《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当时，外贸部门在国际市场购买货物时，不敢利用资本主义交易所和期货市场，怕被说成搞修正主义。陈云充分肯定利用资本主义商品交易所和期货市场的办法，指出：“我们不要怕接触交易所，可以利用交易所”。《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78页。

　　陈云“文革”时期提出同资本主义打交道大势已定、要研究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思想，意义重大。这既要在国际经贸复杂多变的局面下，灵活地运用各种手段，制定适应对外经贸新情况的政策措施，又要坚定地顶住极左思潮的干扰。邓小平在1978年曾总结说：“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页。 由此可见，与极左思潮斗争的重要意义。邓小平在1987年又回顾说：“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页。 陈云的这一时期的对外经贸思想属于改革试验的一部分，是新时期对外开放的先导之一。

　　四、新时期之初

　　从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走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陈云在这次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并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随后，他又出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在这一领导岗位上，他为推动我国对外开放的稳妥起步，做出了新的贡献。

　　1对外引进要从国力出发，引进项目要逐个落实，要有专家参加，大力培养技术和管理人才，注重消化创新。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人民热切希望加快建设速度，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实现这个愿望的主要手段是扩大引进外国资金和设备。仅1978年一年之内，中国就提出了22个重点工程项目，与日、德、英、法、美等国签订了相当于前五年合计成交金额两倍的合同。这就发生了进口大型成套设备项目过多、规模过大的问题。

　　陈云充分肯定对外引进的方针，说：“打破闭关自守的政策是正确的”。《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但他首先提出，要进口粮食，把农民稳定下来。他在中央为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工作会议上说：“粮食进口多一些不要紧。农民稳住了，事情就好办了。”《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237页。他还提出，工业引进“要建设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引进必须从我国现有的工业基础出发，要在既有基础上填平补齐，成龙配套，缺什么，补什么；需要什么，引进什么”。《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7页。 他要求引进定案要有专家参加，集体决策。

　　对已经铺开的过大的引进的项目，应当怎么办？陈云提出一个总的原则，就是“对已经铺开的基本建设项目，该踏步的踏步、该下马的下马、该快马加鞭的要快马加鞭”。他受中央委托对宝钢进行调查，从国民经济全局考虑，认为需要建设一个大型现代化的钢厂，“宝钢要干到底”。《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1页。 同时他也强调，建设宝钢，要注重在技术上消化和创新。“日本也是引进先进技术，然后加以消化，再加进一点自己的东西出口”。《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11页。

　　2支持办特区，强调要不断地总结经验，力求把特区办好。

　　创办经济特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举措。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省委的报告，决定在两省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使之具有较多的自主权，并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由于刚刚打开口子，特区走私活动大量出现。

　　因此，陈云在1981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试办经济特区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加。既要看到特区的有利方面，也要充分估计到特区带来的副作用。《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307页。 1982年1月5日，陈云看到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报送的题为《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的《信访简报》。陈云将这份简报批转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并在批语中指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邓小平在陈云批示中加了“雷厉风行，抓住不放”。《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页。 1982年10月30日，陈云将新华社题为《广东沿海走私活动重新抬头，省政府及时采取措施予以打击》的内部材料批转国务院领导，并在批语中指出：“要不断总结经验，因为走私分子会用各种方法进行活动。此件上说的不能‘以罚代刑’，很好，必须既有罚，又有刑”。

　　陈云强调特区要“总结经验”，是不是对创办特区持否定态度呢？不是。1982年11月16日，他在一件批示中说：“我讲过的‘特区要办，但必须不断总结经验’的意见主要是指：各种经济犯罪分子会针对我们工作的不断改善而不断变换手法，因此不能满足于总结一两次经验，必须针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拿出新办法”。《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10页。 在有效遏制各种经济犯罪活动以后，1984年4月，陈云在听取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情况汇报时，明确表示赞成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十四个沿海城市。《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53页。 后来，他还在听取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人吴邦国等人关于上海工作情况汇报表示：“我非常赞成开发、开放浦东。” 《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41页。

　　3提出“对外国资本家在欢迎之中要警惕”、“外贸改革既要调动积极性，又坚持统一对外”等一系列适应新情况的主张。

　　陈云坚决赞成对外开放，说：“对外开放，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用，是完全正确的，要坚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5页。但他同时也强调说：“对外国资本家在欢迎之中要警惕”。为什么呢？他说：“我之所以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丝毫没有不要利用外资的意思，只是敲敲警钟，提醒那些不很清醒的干部”。《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其一，外国资本家是为了超额利润而来的，“世界上没有一个愿意做低于平衡利润率买卖的资本家”；其二，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变，“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0页。其三，“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地会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入。这对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是直接的危害。”《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5页。 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警惕的。

　　为了做到立足本国实际、维护民族利益、坚持自力更生，陈云还提出了许多外经贸的政策原则。例如，借外债要充分考虑还本付息能力。外债借来后要用得好，要用在关键性的项目上。《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67页。 特别是，要纠正国际市场上出现的中国货降价的偏向。随着对外开放和外贸自主权的扩大，国内曾发生了低价竞销的问题。陈云在1980年12月16日中央工作会议上提醒说：“这不是正常的必须的降价，而是各省市、各部门为了取得外汇自己降价。我们必须研究出一个既能出口又不贱卖的方案。总之一句话：‘肥水不落外人田。’”《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09页。 他在1984年8月批阅外贸部《关于外贸体制改革意见的报告》时说：“对外贸易工作既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又要坚持统一对外，这是外贸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一条原则”。《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58—359页。 他还强调，外进外资也好，搞来料加工也好，决不能把我们自己的产品挤掉了，要保护我们自己的民族经济。

　　陈云还提出，中国企业要积极走出去，到国外投资办厂。1983年5月，美国制定了一项援助加勒比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法案，准备向该地区的国家提供35亿美元来帮助它们建立面向出口的非传统工业，对该地区输往美国的“本地产品”给予12年免税进口的最优惠待遇。陈云赞成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在那里投资办厂，说：“对外开放不一定都是人家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也可以到人家那里去”。《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57页。

　　陈云在新时期之初提出的对外经贸思想，既是他长期以来对外经贸思想的成功经验的延伸，也是新时期结合实际的新探索的拓展。他坚持对外开放中资金、项目引进要与国内财力物力相适应，为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服务，并在初步建立工业体系的基础上，把重点放在引进技术、专利和创新上；他支持兴办并力求办好特区；并提出的一系列既积极又稳妥的对外经贸思想，要求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吃亏，还要积极走出去，到国外投资办厂。他的这些思想，有效地推动了对外开放的稳妥起步。

　　综上可见，陈云在开国之际、“一五”时期、“文革”后期、新时期之初提出了大量的对外经贸思想。他的这些思想是不断演进的，是紧紧围绕不同历史时期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展开的。他一贯主张积极发展对外经贸关系。由于不同时期面对的国际环境、国内条件不同，他所关注的对外经贸的对象、方式也不同。他的这些思想，显示了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的伟大智慧，不但在历史做出了重大贡献，也具有长远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