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对于陈云经济思想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其中，学者们在陈云财政、贸易思想的研究方面，目前已获得了丰富的成果，但对陈云金融思想的研究还十分薄弱。正因为如此，学术界对陈云经济思想中财政与金融关系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本文则试图在这一方面作点尝试。笔者认为，在陈云的经济思想中，财政平衡与信贷平衡是综合平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影响。在财政与金融的关系中，财政工作处于财经工作的主导地位，财政平衡是综合平衡的关键，发行货币，投放信贷，要为财政服务，因此，财政是主导，金融是从属。但是，财政与金融的主从关系又不是绝对的，某些时候，财政要为稳定金融让路，财政与信贷必须自我平衡与相互平衡，才能保持经济的健康发展。陈云的财政金融思想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财经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其科学的理论内核对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政金融工作仍有现实意义。

　　一、财政是主导

　　自古以来，财政就是一个政权或一个国家正常运行的财力保障，财政是实现其职能的重要工具。在陈云的财政金融思想中，财政工作一直是核心。

　　（一）财政处于财经工作的主导地位

　　陈云非常重视财政工作。在他的经济思想中，财政工作居于财经工作的主导地位。不管是战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陈云始终把财政工作放在财经工作的首位。

　　财政经济工作，是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多建立在经济落后的地区，筹措财政收入，维持政权的正常运行，保障人民军队的后勤供应，成为财经工作的首要任务。毛泽东曾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问题，就是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费的供给问题，也就是抗日经费的供给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1页。1944年陈云主持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时，即指出了财经工作的重要性，说“财经这个问题一出岔子，就影响其他工作搞不好”《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85页。。1945年陈云又指出：“财政与金融、贸易的关系，基本上是金融、贸易为财政，这是大政方针”。《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页。解放战争时期，他主持东北财经工作，认识到财政工作对解放东北全境及全中国的重要意义，指出“东北一个重要任务是组织好财政经济工作，以适应全国战争的需要”，“过去在财经工作中一些带军事性质的东西已经过时”《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44页。，“需要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3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人民政府急需克服严重的通货膨胀，恢复国民经济。陈云将财政工作确定为财经工件的重中之重，1949年12月在致马寅初的电报中说，中财委已召开和将要召开的几十个专门会议，“其中最重要者为财政会议”。《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1950年3月，陈云在领导具有扭转经济全局意义的统一财经工作时指出，“财政情况的好坏，直接关联到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如果国家收入不作统一使用，如果国家支出不按统一制度并遵守节省原则，如果现有资金不加集中使用，则后果必然是浪费财力，加剧通货膨胀。这样，不但有害于对战争和军政人员的供应，而且有害于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71页。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的六个月中，“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的工作重心是放在财政方面”《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三年困难时期，陈云主张大抓财经工作，他说“目前财政经济的状况怎样，克服困难的办法是什么，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时刻关心的大事，我们应该慎重地考虑这些问题，兢兢业业地做几年工作”。《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6页。

　　（二）财政平衡是综合平衡的关键

　　综合平衡是陈云经济思想的核心。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中期，陈云就已经孕育财政平衡、信贷平衡和物资平衡的思想，形成了综合平衡经济理论。对于陈云提出综合平衡理论的时间，学术界存在歧义。一种观点认为，1954年陈云的《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中已形成综合平衡理论的基本框架；另一种观点认为，1950年3月日陈云起草的《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和3月10日写的《为什么要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等文章，就已经初步提出综合平衡理论。不过，学术界一致认为陈云在1957年1月所作《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著名讲话，财政、信贷、物资综合平衡理论形成的标志。笔者倾向于认同吴易风教授提出的陈云综合平衡理论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到50年代中期这一时段的说法。见迟爱萍：《新时期陈云的思想研究综述》，《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吴易风：《陈云的综合平衡理论及其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年第3期。在他看来，财政平衡、信贷平衡和物资平衡中，财政平衡是关键，物资平衡是基础，信贷平衡的制约也不可忽视，经济平衡的关键是财政平衡。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陈云即指出了财政平衡在“三大平衡”中的关键作用。1949年10月，全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涨价风潮，陈云认为其发生的原因“与物资不足是有关系的，但关系不大。主要原因是财政赤字数目太大，钞票发行太多”。《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陈云指出“稳定金融物价，必先争取财政收支接近平衡”，“平衡了收支，又加上财政经济的统一管理，这样就使得今年（1950年——引者注）三月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金融稳定的局面”。《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173页。抗美援朝开始后，陈云提出财经工作方针是“应该尽力避免物价波动中金融因素，也就是力求在财政概算上，尽量多收，尽量少用，使其没有赤字”。《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1951年国内市场没有因朝鲜战争出现大的波动，陈云总结道：“之所以能够保持稳定，就是因为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14页。1956年，他分析财政预算与现金收支平衡的关系时指出，“如果预算平衡了，现金不平衡也不行。根本问题是从预算来的，预算不平衡，现金也不能平”。《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他总结这一时期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指出“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只要财政收支和信贷是平衡的，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之间，就全部来说也会是平衡的”，“财政有了赤字，物资供应就不平衡……财政收支略有结余是必要的……所谓财政结余，并不只是结余钞票，主要是结余相应的物资。”《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53页。20世纪80年代陈云，更明确地指出“从全局看，在几大平衡中，最基本的是财政平衡。要扭转当前混乱的经济局面，首先要靠财政平衡，特别是中央财政平衡。”《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6页。从陈云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到在他的经济思想中，财政平衡在综合平衡中的关键地位。1950至1955年我国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经济建设比较平稳，1956年、1958年至1961年发生财政赤字，经济建设跌到低谷，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陈云这一理论的正确性。下表是这一时期的财政收支状况。1950—1962年财政收支状况

　　单位：亿元

　　年份总收入总支出结余195065196808-28919511331412249106519521837217599773195322286220122741954262372463216051955272032692927419562874330574-18311957310193042159819583876040940-218019594871255286-657419605722965414-818519613560636702-109619623135530525830资料来源：财政部综合计划司：《中国财政统计（1950—1991）》，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二、金融是财政的从属

　　在陈云的经济思想中，金融要为财政服务，金融是财政的从属。当战争时期或是经济特别困难时期，为解决财政入不敷出的燃眉之急，陈云主张发行货币以弥补财政赤字，发挥金融对财政的支持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陈云主张信贷工作要服从财政安排，发挥分配资金的辅助功能。但是，金融服从财政并不是绝对的，他认为有时财政工作要为稳定金融让路。

　　（一）弥补财政赤字需要金融支持

　　正常情况下，政府的财政收入应该主要来源于国有企业收益、税收和货币发行收益。如果国有企业收益和国家税收不能满足财政支出，发行货币则成为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因为金融收益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因此，在财政出现困难时，金融可以通过增加货币发行的方式提供资金支持。

　　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陈云主张多收少支，力求财政收支平衡，不依赖发行货币解决赤字。比如，在延安时期，陈云主持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时，边区社会相对稳定，陈云的财政工作指导方针是开源节流，多收少付，《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78页。力求减少金融波动。他说“财政可以不靠银行发票子，也不靠任何补助，问题在于力争多收少付”。《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页。但是，为解决一时的财政困难和战时财政赤字，陈云主张用发行货币的办法增加财政收入。

　　陈云认为“努力收税，是解决财政赤字的一种办法，靠发行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也是一种办法。这两种办法不同，结果也不一样。原则是，应该发行的就发，而且要早发。”《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1941年1月，为应对严重的财政危机，陕甘宁边区银行首次发行边币，以货币发行收益解决财政收入。从1941年到1942年，边区银行整个资金运用甚至连同整个发行在内，均完全服从于财政支付。1941年6月底，边区银行货币发行额为1500万元，而有形的财政借款便达925万元，占617%，1942年6月底货币发行总额为4500万元，同期有形财政借款达2200万元，占489%。此外，还有大量的无形财政借款，主要是边区银行在保证商品供给方面所承受的损失。大量的财政性借款弥补了财政赤字，保证了财政供给。《陈云和他的事业》（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58—259页。但后来因为发行过多，引发了边币贬值。陈云认真思考了边币发行的经验教训，充分肯定了发行边币弥补财政赤字的做法。他说“如果到了没有饭吃的时候，边币、法币都没有，看着要饿死人的情况下，主动地发行一点，可不可以呢？在这样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吃饭发行一点是允许的。比如一九四一年时，如果不发一点就要死人，那时候是一定要发的。”《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15—416页。

　　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军政费用支出增大，财政收支缺口无法依靠税收弥补，陈云主张以金融支持财政，发行钞票弥补赤字。

　　解放战争中，各解放区财政尚未统一，各地建立的地方银行以发行货币的手段为筹集经费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五六百万主力部队与大行政区直属部队的费用必须按月由中央（通过大行政区）拨付，而这笔开支到1949年年底时还仍然主要靠货币发行。《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页。解放战争后期，为解决财政问题，陈云认为“货币发行方针应当首先保证解放战争的需要，其次才是稳定物价。三大战役胜利后，战争将向全国展开，军费开支浩大，物价应按每月上涨百分之二十计算，甚至有可能达到百分之三十。”《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页。陈云认为，要弥补战时财政赤字，“发行钞票是不可免的，发行多少，看工作努力的程度决定。能够做到多收少用，钞票就可以少发；钞票发多了是有毛病的，但在一定限度内是允许的，甚至是必要的。”《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142页。1949年11月，陈云指出，“我们的……赤字数目是三亿五千五百万元，它占总支出的百分之六十五点四……这个入不敷出的数目靠什么来解决？靠发钞票。”《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到1949年11月底，人民币已发行18900亿元，12月和1950年1、2月3个月将支出31400余亿元，而同期收入估计仅有6400余亿元，赤字25000亿元。陈云认为，“这一赤字，在此三月中需要而且可能全部用发行弥补之”，“从概算所列明年（即1950年——引者注）度赤字近七十亿斤小米来看，这些赤字须按月用发行新钞弥补”。《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40页。以发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只是可以暂用而不可久用的办法。因为，以发行货币方式筹集战争经费，面临的金融风险也是巨大的。陈云指出，“应该承认，我们在战时财政情况下，通货发行已经接近了危险的界线”，直到1950年上半年统一全国财经后才得以挽回。《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142页。

　　在安排1950年财政收支时，陈云仔细分析了每一项收入与支出，认为存在50亿斤粮食的赤字。为解决这五十亿斤粮食的缺口，他决定“一部分是向银行借外汇，……另外一部分是发钞票，估计要发四万亿元，合三十五亿斤粮食。现在已经发了六万亿，还要发四万亿，即增加三分之二”，但“接近危险界线。”《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页。

　　但是，1950年3月统一财经后，国家财政工作日渐走上正轨，陈云立即反对依靠发行货币弥补财政赤字的做法，主张发行货币应坚持经济发行的原则。

　　（二）财政收支有时要服从于稳定金融

　　在陈云的经济思想中，财政居于财经工作的主导地位并不是绝对的，他认为金融服从于财政工作“是大政方针”，“但有时财政要服从金融贸易”。《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页。即财政工作有时要为稳定金融让路。

　　陈云这一财政金融相互影响的辩证思想，最早产生于1944年他主持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时期。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军饷，并实施严密的经济封锁，边区出现严重的财政困难。为了克服财政危机，1941年1月28日，边区政府授权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边币，并禁止法币在边区内流通。陈云充分肯定发行边币的政策，但他主张边币发行必须有物资基础，要有准备金，边币发行的准备是“法币第一，物资第二，金子、银子第三”。《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05页。1944年10月到11月，因黄金走私，边区流出去的法币达4亿元，折合边币34亿元。法币准备减少，严重影响边到边币币值的稳定。陈云调查后发现，这4亿元法币是通过边区机关、部队流出去的。为了稳定边区金融，他决定“首先从财政抓起，停发经费，然后抓盐业公司，停止屯盐”，他知道停发经费就得准备挨骂，但仍坚持为稳定金融，财政要“服从金融贸易”，“天下大乱，不如天下小乱，这样金融才得以稳定”。《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页。

　　1950年统一财经前，通货膨胀十分严重，稳定金融成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在这种情况下，财政状况受到金融的制约。面对1950年预算中必须增加71亿斤小米，陈云认为“如完全靠银行透支，过量发行票子，必将造成严重后果”，他决定在财政方面增收节支，力争税收增收50亿斤；清理仓库增收15亿斤；在942万人脱产人员数中核减二三十万以至五十万人，减少开支10亿以至20亿斤；减少办公杂支等费用5亿斤。《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54页。1950年三四月份物价稳定之后，陈云继续关注金融形势，对可能出现的金融风潮未雨绸缪，制定了应对的最后方案：“把军政经费迟发半月二十天，同时限制一切机关、国营企业及合作社在银行存款的提取数量，把大部存款作短期冻结”《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

　　抗美援朝开始后，陈云在制定财经工作方针时，强调“我们应该尽力避免物价波动中的金融因素，也就是力求在财政概算上，尽量多收，尽量少用，使其没有赤字。……没有钱可以不办，可以缓办”。《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页。陈云认为，“在财政收支不平衡时，虽然可以向外借款，但数量少而且困难。发行公债，根据上半年经验，也搞不了多少，而且工商业家意见很大。因此，只有靠发行钞票。在战争中大量发钞票是很危险的事，其后果在物价上立刻可见”，稳妥的安排就是力争财政平衡，“对支出用‘削萝卜’的办法，对收入用‘挤牛奶’的办法”。《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页。

　　很明显，陈云在上述特殊经济时期制定的财政金融措施，核心内涵就是财政工作要为稳定金融让路。

　　三、财政与信贷必须相互平衡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和信贷是国家集中与分配资金的两个重要渠道。但财政预算资金与银行信贷资金性质不同，前者不用偿还，可长期使用，而后者却需要偿还并要支付利息，只能短期周转，不可长期占用。如何处理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并无先例，在实践中走过弯路。而在探索财政与信贷相互平衡的财政金融理论方面，陈云的思想走在当时学术研究的前列。笔者检索了国内有关论述社会主义财政金融相互平衡关系的文献，发现当时学术界发表的文章多晚于陈云在1956年、1957年的有关论述。陈云注重财政平衡，认为财政平衡是关键，财政平衡是信贷平衡的前提。财政与信贷不仅仅需要自我平衡，而且要相互平衡。

　　陈云对财政、金融关系的认识，最早形成于他主持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时期。当时，为稳定边区的财政金融，他强调财政关系与信贷关系存在差别，要求尊重银行的企业性质，财政部门向银行借款要严格按借贷关系办理，禁止各分区擅自挪用银行、物资局、税务局、仓库的现款和物资，借款要有利息。《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71页。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实行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分口管理原则的先河。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陈云主管财经工作。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是新生事物，理论与实践都在探索之中。50年代中期，陈云总结了国民经济时期和“一五”时期前四年的经验，提出了财政与信贷相互平衡的理论。参见李成瑞：《财政、信贷平衡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经济研究》1981年第3期；张岩森：《试析陈云的平衡经济理论》，《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5期。对陈云财政与信贷相互平衡理论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的经验教训，一是1953年财政资金的“一女二嫁”，二是1956年农业贷款的冒进。

　　1952年我国胜利完成国民经济恢复，经济出现良好的发展势头。1953年在编制国家预算时，把上年财政结余的30亿元全部列入当年的预算收入，并按这一预算收入总额安排财政支出，基本建设拨款比上年增加24亿元，增长507%。在预算执行中，一月份就出现了赤字，三月份继续出现赤字，到七月份赤字累计达209亿元。财政出现赤字后，就动用上年结余，向银行提款。《当代中国的金融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7页；《当代中国财政》，当代中国出版社、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页。但是，原先财政存款存在银行后，银行已将其作为信贷资金来源贷给了工商企业。于是，财政向银行提取存款造成了“一女二嫁”。 为支持财政动用上年结余，银行出现了信贷资金紧张，只能压缩商业部门的贷款，收回了20亿元商业部门的贷款。国营商业部门为归还银行贷款，纷纷压缩库存，减少收购，造成市场波动，“公退私进”。中共中央发现问题后，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于1953年8月28日发出《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通知》。由于措施得力，扭转了财政收支失衡的局面，年底预算收入超收，支出节减，不仅没动用上年结余，收支相抵还结余274亿元。不过，因“一女二嫁”带来的财政与信贷关系失衡所引发的教训还是十分深刻的。

　　1956年经济建设又出现了“冒进”。当年基本建设投资安排比上年增长71%。由于基本建设增长速度超过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国家预算需要动用上年财政节余10亿元。银行在安排1956年信贷计划时却没有考虑这一因素，反而在制定的信贷资金来源计划中将财政存款定为增加35亿元。因为资金来源计划增长较多，在安排信贷支出时也作了较大的增加。特别是为推动农业合作化，原计划增加农业贷款112亿元，在执行中又进一步增加到202亿元。刘国光、张卓元、董志凯、武力：《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7、98页。由于作为信贷资金主要来源的财政存款大幅减少，信贷资金投放又大幅增加，信贷资金缺口扩大，最后只能通过增加货币发行来弥补，出现了货币发行过多的问题。1956年市场货币流通量比上年增长了42%。国家预算执行结果是，基本建设投资增长了62%，财政赤字183亿元，物资储备和商品库存减少20亿元，市场紧张。《当代中国的金融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9页。

　　这两次失误的根本原因，是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的财力。而在财政金融方面的原因，则是对当年财政收支平衡的意义认识不足，忽视了财政收支平衡对信贷收支平衡的制约。从财政角度看，安排财政支出需要动用上年结余，就是当年财政收支不能平衡。从银行角度来看，财政结余已经贷给工商业用于生产经营。财政动用上年结余，银行财政存款必然减少，必然影响信贷收支平衡。

　　这两次财经工作的失误，引发了陈云对财政与金融关系的深入思考。在陈云的综合平衡理论中，物资平衡是基础，现金平衡是保持市场物价稳定的关键。1956年4月10日，陈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1956年度基本建设和物资平衡问题时，提出了保持现金平衡的问题。他说“以后订计划应该首先进行物资平衡，再进行财力平衡。……今后，首要的不是财政平衡，而是年度的现金平衡。这个平衡要搞得切实有把握。当然，我不是说财政平衡就不重要了，而是说财政上容易平衡。”《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1956年6月12日，陈云在国务院第三十次全体会议讨论《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草案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草案》时，指出现金平衡要受财政平衡的制约。他说“关键问题是现金。如果预算平衡了，现金不平衡也不行。根本问题是从预算来的，预算不平衡，现金也不能平衡。”《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1956年12月18日，陈云主持国务院第四十一次全体会议讨论国务院《关于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调整和预计执行情况的报告》时，提出了财政预算与现金平衡的思想。他说“财政预算和现金收支都必须是平衡的，不平衡就会出毛病。财政不能有赤字，应该略为有点结余。过去六年的情况是，财政有余，市场稳定。今年是财政、现金不足，供应紧张。……财政预算是平衡的，大体上物资供应也是平衡的。……财政预算平衡，物资大体会平衡，财政有赤字，而物资平衡这种情况恐怕是不会有的。可否从中肯定一条教训，就是财政预算和现金收支应该平衡，不能有赤字。”《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页。

　　1957年1月18日，陈云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时，提出了著名的财政、信贷和物资综合平衡的“三大平衡”理论。对于财政与信贷的关系，他指出“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只要财政收支和信贷是平衡的，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之间，就全部来说也会是平衡的。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五年财政支平衡和物资供需平衡的状况，从正面证明了这一点。一九五六年，由于财政上有了赤字，物资供应就不平衡，又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财政结余并不是一点也不能使用，在保证的周转量和储备量的情况下，是可以使用的。一九五六年因为动用得太多，便发生了问题。”《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53页。

　　陈云提出的财政信贷相互平衡理论，对财经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1957年6月29日，财政部部长李先念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的《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就体现了陈云的财政金融思想。李先念指出“国家预算收支的平衡，必须同银行信贷收支的平衡结合起来，统一安排。如果只考虑国家预算的收支平衡，不考虑银行增加信贷基金的需要，那么，尽管预算收支平衡了，但从整个国家资金的收支来看，仍然会是不平衡的。”《当代中国财政》（上），当代中国出版社、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页。此后，陈云关于财政与信贷必须相互平衡的理论成为计划经济时期财经工作重要的指导思想。

　　陈云的财政金融思想，对我国20世纪50—60年代财政金融理论研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些学者提出，财政预算与银行信贷互相联系，互相补充，互相制约。各类财政性存款、财政增拨的信贷基金是银行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企业的流动资金主要来自于银行信贷。如果财政预算是收入大于支出，财政存款增加，银行信贷资金就会充实；如果财政预算是支出大于收入，财政存款就会减少，而信贷资金就会感到不足，从而影响信贷收支的平衡。一旦信贷收支不平衡，又会反过来影响财政收支平衡。因此，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必须自我平衡与互相平衡。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政府启动了一系列财政金融措施，以拉动经济增长。但是，信贷投放过多问题目前已引起各方的关注。对于经济建设，还是应该时刻记住陈云的教诲：“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基建投资年年有赤字是不行的，因为年年用发票子来搞基建，到了一定时候，就会爆炸”；“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