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遇到的重大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陈云作为新中国重要的经济建设领导者，对生产力的合理配置、地区之间的分工与协作、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等诸多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努力思考和探索。他的精辟思想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当时正确解决我国经济建设进程中的区域发展问题发挥了指南作用，而且在今天和今后，对于我国解决区域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合理配置生产力

　　（一）搞工业要有战略眼光，选择地点要注意资源条件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论断阐明了生产力布局的重要原则，即工业生产接近原料、能源产地、消费地区和交通枢纽，是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将马克思的生产力布局原则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对工业空间布局的资源指向问题进行了思考和探索。关于工业布局的资源指向原则，陈云指出：“搞工业要有战略眼光。选择地点要注意资源条件，摆在什么地方，不能不慎重。”《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生产力薄弱且分布不合理的现实，这主要因为旧中国的近代工业大多受外国资本控制，因此生产力主要集中于外来力量易于控制、对外贸易方便的东北和东南沿海地区，而面积广大、资源丰富的内地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则很少有像样的工业。这种生产力布局造成了工业生产与原料产地的严重脱节，工业分布与资源分布不相适应，不利于新中国的大规模开发建设和社会主义的工业化。1950年8月下旬，中财委召开计划会议。时任中财委主任的陈云，直接领导了1951年计划的编制。会议讨论了编制1951年计划和三年奋斗目标的问题，提出经济战线在今后两三年内的主要任务是搞好经济的调整与恢复，同时进行一些必要的建设。《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3页。 会议要求在三年内要组织生产过去依赖国外供应的原材料，将一部分工厂迁移到接近原料、市场的地区，改变工业生产过分集中于沿海地区的不合理现象。同年，中财委在《关于制定1951—1955年度恢复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经济国家计划方针的指示（草案）》中也强调工业靠近原料、燃料、电动力的来源及消费地区，以及消除不合理的对返和迂回的货物运输。在五年期内，禁止在工业发达的中心地，如上海和天津，今后再行建设大规模的企业，以便在可能范围内将新兴的工业建设向内地转移，使之靠近原料、电动力、燃料的来源和产品推销区域。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2页。

　　在“一五”时期生产力布局问题上，也同样考虑了的资源指向原则。陈云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概括地说来就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一百五十六个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六百九十四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90页。 这一任务说明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陈云认为，“按照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农业、运输交通、城市建设、商业、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要有相当的发展。而发展的重点是重工业，也只能是重工业。”“发展重工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环节，因此重工业应该是我们经济建设的重点，我们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92—593页。 发展重工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要求生产、加工企业必须靠近原料产地，而我国的煤炭、金属、非金属等矿产资源，主要分布在内陆地区，这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实施极为不利。为了实施“一五”计划的部署，国家在“一五”时期新建工业的地区布局上费了不少心思。其中“就资源”就是着重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当时钢铁厂、有色金属冶炼厂、化工企业，要摆在矿产资源丰富或能源供应充足的地区；机械加工企业，要摆在原材料生产基地的附近。如在建设鞍山钢铁公司的同时，把一大批机械加工企业摆在了东北地区。长春汽车城、沈阳汽车城、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加工基地，就是按上述要求建起来的。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210页。 当时，选择一个重要项目的厂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有几个甚至十几个方案，经过反复踏勘比较后才能确定下来。对此，陈云亲自过问，并下去看过一些厂址。陈云认为，“企业的布置，应当接近原料、燃料产地和消费地区，使我们能够用尽可能少的投资获得最大限度的经济效果，并且考虑到国防安全的要求。” 陈云：《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红旗》1959年第5期。 在现有大中城市根据可能和需要新建或者扩建一些企业，这是必要的，但多数的企业却应当适当分散地建设在中小城镇或者有矿产资源的地方。企业适当分散在中小城镇和新矿区，可以更好地解决劳动力和物资方面的困难，而且在投入生产以后，“可以使供产销更好地结合起来，生产组织比较合理，运输里程适当缩短，产品成本更加降低。” 陈云：《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红旗》1959年第5期。 陈云对生产力布局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对“一五”时期的工业布局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一五”时期，生产力布局尽可能接近原料、燃料和消费区，并充分体现了集中与分散的原则。项目布点在宏观上比较分散，“156项”重点工程注意分布在各大区，但在中观上，除了采掘工业受资源条件限制外，大多数工业都集中布局在大中城市，这样的工业分布，节省了投资，缩短了建设周期，提高了经济效益。

　　（二）按照“全国一盘棋”的精神，有计划地合理地布置工业生产力

　　“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安排生产力”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一条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布局的基本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并剥夺资本家以后，应当“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并“按照总的计划”，采取一系列措施对旧的社会经济关系进行改造，包括对自然界的改造和生产力的布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294页。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更是明确指出，“只有按照一个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的社会，才能使工业在全国分布最适合它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6页。 列宁在《科学技术工作计划草稿》中也提出：苏维埃最高经济委员会应立即委托科学院成立一系列由专家组成的委员会，“以便尽快制定俄国的工业改造和经济发展计划”《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页。 ，指导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技术改造。

　　陈云把马克思主义区域生产力布局思想与中国国情结合，在区域发展的实践中多次强调了按统一计划安排生产力的重要性。他提出，“搞工业不可能今年搞今年的，明年搞明年的。经济建设要今年就做明年的准备工作，今年投资数量多少，明年投资数量多少，要有个计划，同时还要照顾到将来的投资计划。”《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他还指出，“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合理地布置工业生产力，是基本建设中具有长远性质和全面性质的问题，是一个带有战略意义的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如果不做长期打算、整体部署，只顾眼前方便、零敲碎打，是不可能解决得好的。我们在进行工业布局的时候，必须按照‘全国一盘棋’的精神，使目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使局部利益同全局利益结合起来。”陈云：《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红旗》1959年第5期。 关于如何按统一计划安排生产力，他强调，“要对各行各业的生产进行全国范围的统筹安排。统筹安排就是全面计划。”《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 而统筹安排的范围是很广的。“国营与私营之间，私营与私营之间，工业与手工业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今天与明天之间，都需要统筹安排。”《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285页。 要进行统筹安排，就要看大局，纠正各式各样的本位主义和局部观点。关于本位主义和局部观点的表现，陈云指出，“还有一种本位主义和局部观点，就是只注意本地，不注意别的地区。这在工业中是个内地与沿海的关系问题。”《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历史上沿海城市工业发展早，现在内地也要发展，但是沿海城市的生产能力有余，内地工厂建立起来之后，沿海城市就会发生困难。当然，工厂都摆在沿海城市，原料和消费却在内地，这也不行。因此，“我们应该根据原料、生产、销售和运输的情况，进行综合研究，确定哪些工厂应在沿海，哪些工厂应在内地。”《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陈云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如何按统一计划，统筹安排地区生产力的方法。

　　陈云的这一主张在“一五”时期得到了具体实施。《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指出，“要逐步地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这种不合理的状态，在全国各地区适当地分布工业的生产力，使工业接近原料、燃料的产区和消费地区，并使工业的分布适合于巩固国防的条件，逐步地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水平，这是有计划地发展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任务之一。”《人民日报》1955年7月8日。 报告对五年基本建设的地区分布也作了比较合理的部署，一方面合理地利用东北、上海和其他城市的工业基础，以便迅速地扩大生产规模，供应国民经济的需要；另一方面则积极地进行华北、西北、华中等地新的工业基地的建设，在西南开始部分的工业建设。总体来看，“一五”时期的工业布局是合理的。到1957年，广大内地的投资占全国投资总额的比重从1952年的393%上升到497%，沿海地区的比重则从434%下降为416%。随着一些新建项目的建成投产，内地的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从1952年的292%上升到1957年的321%。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210—211页。

　　（三）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以支持内地工业发展

　　陈云针对我国生产力布局的现实情况，通过一系列调查研究，运用平衡布局理论对我国沿海与内地生产力配置问题进行了探索。“一五”时期，为了扭转生产力布局偏重于沿海的格局，我国增加了对内地的投资，并取得一定成效。但“一五”后期，我国经济建设中的许多问题开始暴露出来，主要表现为过于重视内地建设，而忽略了沿海地区的发展，这导致1954年和1955年内地工业分别增长了224%和99%；而沿海地区只增长了137%和36%，其中上海分别只有74%和45%，天津分别只有116%和21%。《李富春选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7页。 针对这一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重新探索沿海与内地的发展关系。陈云在《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中指出，工业布局问题，是“基本建设工作中贯彻执行多快好省方针的最关重要的问题。”陈云：《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红旗》1959年第5期。 工业布局合理了，就可以逐步地改变我国工业生产力分布不平衡的状态，促进全国各地区经济的普遍发展。陈云还提出了充分利用沿海工业以支持内地工业发展的思想。1954年12月31日，他在国务院召开的关于私营工商业问题的座谈会上指出，解决地区之间工业生产矛盾的办法是，“维持上海、天津，照顾各地。”他指出，“由于不少地方工业盲目发展，使得上海、天津两地私营工业特别困难。上海、天津必须维持，产量不能降下来。”“因为上海、天津是老工业基地，日用工业品大部产于这两个城市。五年计划中新建的工厂在内地，内地的市场可以靠新的来维持。上海、天津没有新建的工厂，旧的搞垮了，就不能维持。”《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8页。 因此，维持上海和天津，对全国来说是有利的。1956年5月3日，陈云在同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时也提出，“就上海来说，从工业技术、文化来看是一个有基础的地方，要加以充分利用。”“上海、天津有某种程度的发展。这样做是恰当的，是为了装配内地，使内地新的工业基地更容易建立。”《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3页。

　　陈云的论断为毛泽东对沿海和内地的关系作出科学判断提供了依据。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指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只是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这要改变一下。”“新的工业大部分应该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有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6页。 根据毛泽东这一发展沿海经济、促进内地建设的思想，中共八大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指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根据资源情况和合理分布生产力的原则，在内地继续建立和积极准备建立新的工业基地，使全国各地区经济逐步走向平衡发展。但是在内地进行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同时，还必须积极地、充分地利用并且适当地发展近海各地原有的工业，这不仅是为着适应国家和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且也是为着支援内地的建设。”《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62页。 八大提出的合理布局生产力的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区域生产力布局战略的一次新的探索和尝试，为正确处理沿海与内地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地区之间开展合理的分工与协作

　　对于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陈云指出，“各协作区和各省、自治区将来建设起来的工业体系，水平不同而且各有特点的，而现代工业又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协作经济，因此，在各个地区之间、各个部门之间、各个企业之间、以至一个企业内部的各个部分之间，都不能没有分工和协作。” 陈云：《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红旗》1959年第5期。 这一论断的提出主要基于“大跃进”期间国家在地方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所产生的弊端。1957年下半年以后，由于受反右斗争中滋长起来的“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中共中央要求各协作区或有条件的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也要形成各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这引发了一场“大办工业、盲目追求高速度”的“大跃进”运动。“大跃进”时期，中央将全国划分为七大协作区，要求各个经济区域按照全国统一规划，“尽快地分别建立大型的工业骨干和经济中心，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44页。这使中共八大设定的“二五”时期的生产力布局方针和部署发生变化，同时还带来了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生产布局呈现“星罗棋布、遍地开花”的状况，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区域经济的良性发展。基于此，陈云在《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中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即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首先应当从全国范围开始，还是从协作区或者省、自治区范围开始？对于该问题，陈云的回答是，“建立工业体系只能首先从全国范围开始，然后才是各个协作区，再后才是许多省、自治区”。理由是：“全国的工业体系就是由建设在各协作区和各省、自治区的工业组成的。在建立全国范围的工业体系的过程中，必然会在各协作区和各省、自治区先后建设不同数量的新的骨干企业，这些骨干企业，是全国工业体系的组成部分，也是各协作区和各省、自治区建立工业体系的重要起点。从全国范围内开始建立工业体系，同各协作区和各省、自治区建立工业体系的需要，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陈云：《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红旗》1959年第5期。 他还指出，“在一个省、自治区以内，企图建立完整无缺、样样都有、万事不求人的独立的工业体系，是不切实际的。”陈云：《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红旗》1959年第5期。 因此，加强各地区之间、各部门之间、各企业之间的协作，是保证共同发展的重要条件。事实证明，陈云的论断是正确的。“大跃进”期间，由于忽视了区域之间的合理分工与协作，致使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严重，丧失了区域分工效益，地区之间也无法实现优势互补，最终导致区域生产力布局的更加不合理，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区域经济的良性发展。

　　三、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广人多、经济文化发展又极不平衡的国家，中央和地方关系能否正确处理、地方积极性能否得到充分发挥，直接影响到各地区经济的发展，并最终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关于如何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协调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自建国以来一直思考和探索的重要问题。建国初期，陈云即对该问题进行了探讨。关于发挥地方办工业的积极性问题，1951年4月6日，陈云在政务院第79次政务会议讲话中指出，“许多企业应归地方管，这样分开管理是有利无弊的。其利有三：一是积累资金，二是培养干部，三是集中领导注意力。”“许多工业企业由地方管是有好处的。现在一些由中央管的企业，也要考虑移交出去。这样会合理一些、好一些。”“中央只在其生产数字、生产计划和技术上予以指导和帮助，其他由地方去发挥积极性。”《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34—235页。 关于财经工作如何发挥地方积极性的问题，陈云在1951年5月4日政务院通过的《关于中央与地方在财政经济工作上管理职权划分的决定》中指出，我国是一个地广人众、交通尚不很发达的国家，而且目前仍处在人民革命大变革的时期，“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各部门，必须集中力量于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计划的掌握和主要工作的领导。因此，现在完全有必要，而且已有可能，在继续保证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统一领导、计划和管理的原则下，把财政经济工作中一部分适宜于由地方政府管理的职权交给地方政府，这是既利于地方政府的因地制宜，又利于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的方针。”《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243页。

　　在陈云论断的基础上，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问题上作了更系统的论述。他指出，“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框得太死。”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3页。 中共八大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思想。建议指出，“应该正确处理地调整中央同地方的关系。各项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都应该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根据国家计划，充分地发挥各地方、各业务部门和各基层单位的积极性，广泛地动员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尽可能快一些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74页。 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商业和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文件，强调扩大地方的管理权限，从以部门“条条”为主的计划体制改变到以地区为主的“条块”结合的体制。这三个文件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关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思想，是对中国区域经济体制的一次有益探索。

　　但随之而来的“大跃进”运动，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强调地方要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导致地方权力下放得过快，而地方政府又不承担国家综合平衡的责任，为了追求本地经济扩张，盲目建厂，重复建设，造成了各地区投资膨胀，影响了区域经济效益的整体优化。据统计，1958—1960年间全国基建投资达996亿元，为“一五”时期的18倍。“二五”期间，全国施工的大中小型项目总数达216万个，新铺的工业点数数以万计。这使经济秩序严重失控，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浪费。1959年3月，陈云《在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中指出，地方工业建设应以各地的资源和有关技术经济条件为依据，着眼全国范围内的合理布局，反对各协作区或各省市不顾条件、不顾效益、竞相建立各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陈云特别强调，“如果不考虑本地区的资源条件和经济特点，勉强去办那些难以办到的事情，而不积极去办那些可以办到的和在全国范围内迫切需要的事情，这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陈云：《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红旗》1959年第5期。 对于如何对中央经济权力下放后容易导致的经济失衡问题进行防范，1957年9月24日，陈云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作了《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应该注意的问题》的发言，他指出，“中央某些职权下放以后，必须加强对各个地方的平衡工作。”“扩大地方的职权是完全必要的，一般来说，当地的事情，地方比中央看得更清楚一些。体制改变以后，更可以因地制宜地办事。但是，必须加强全国的平衡工作。因为经济单位是分散的，没有全局、整体的平衡，就不是有计划的经济。过去中央各部可能忽视地方，但是职权下放以后，地方也可能发生不顾全局的倾向。因此，一方面要有适当的分权，同时又要加强综合。”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558页。 1958年4月11日，在国务院第75次全体会议讨论《国务院关于改进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时，陈云也提出，“改进税收管理体制，给了下面这么多权利，是不是会乱，需要给大家讲清楚”。《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00页。

　　四、陈云区域经济发展思想的现实意义

　　陈云对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诸多问题的思考和探索，不仅指导了当时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实践，而且有助于我们认真思考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并制定应对措施。

　　第一，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陈云区域经济发展思想的精髓在于“统筹兼顾、全面协调”，这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相互统一的。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就是要充分发挥各地区的自身优势，统筹规划，重点突破，促进各地区之间形成优势互补、分工协作、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协调关系。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将能有效解决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的诸多矛盾和问题，更好地推动区域经济的良性发展。

　　第二，区域经济发展要将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有机结合。改革开放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市场机制的作用有利于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促进宏观经济的最优化，但也使地区经济发展的“马太效应”日益明显，区域差距不断拉大。因此，在市场机制运行过程中，依然需要运用计划手段进行宏观调控，这充分说明陈云提出的“按统一计划安排生产力”的思想在今天仍具有指导意义。当前，政府要发挥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作用，一方面，要从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全局出发，打破东、中、西部和东北的界限，统筹安排和部署全国的经济布局。另一方面，要制定科学的宏观区域政策，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发展阶段等因素，明确各区域的战略布局、功能定位等，确定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税收政策、金融政策等的基本导向。

　　第三，推动区域间分工与协作，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格局。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经济文化发展又极不平衡的国家，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在各个地区之间、各个部门之间开展分工和协作是陈云一直倡导的区域经济发展思想。当前，为了推动区域间分工与协作，我们要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通过区域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间产业转移，缓解区域间产业结构冲突，强化区域间产业联系；要合理构建区际竞争关联机制，打破资源、市场利益的条块分割，把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西部大开发、中部地区综合优势的发挥、东部有条件地区的率先发展共同纳入国民经济整体协调发展体系当中，实现“发挥优势、发展特色、普遍增长”的区域经济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