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进程中，经历了从仿效苏联传统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到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再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陈云作为长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主要决策者之一，对探索和推动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工业化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

　　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如何进行工业化建设，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遇到的新课题。由于缺乏经验和当时的认知水平，“一五”计划总体上选择了苏联工业化道路模式，但也并不是简单地仿效。陈云作为编制“一五”计划的主要决策者之一，一开始就把基本出发点放在注意结合中国国情，不盲目搬用苏联的做法上。他在酝酿制订“一五”计划时指出：“苏联专家搞的表太复杂，不能完全照办，必须和我们的现状结合起来。中国是农业国，不可能把每家有几个鸡、几头猪都统计起来。”《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页。这种指导思想始终贯穿在“一五”计划制订的过程中。1955年7月编制完成的“一五”计划明确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是“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并参照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的。从“一五”计划执行结果看，基本上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1984年10月陈云在总结历史经验时还说：“即使那时，我们的经济工作也是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办事的，没有完全套用苏联的做法。”《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7页。

　　“一五”计划后期中国共产党开始对苏联工业化道路模式进行探索性的反思，毛泽东明确提出以苏为戒，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的命题。时任中央经济五人工作小组组长的陈云，在经济工作中对苏联工业化模式的反思更深刻了，初步形成了工业化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规律性认识。

　　第一，必须结合中国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反对迷信“本本”。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从长期革命中得出的宝贵认识。陈云认为工业化建设同样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本本，必须深入了解和把握中国建设实际。一是中国经济落后。“在我们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短期内要基本上完成国家的工业化，任务是艰巨的。”《陈云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页。二是中国是一个地少人多的农业大国，不是地多人少的苏联、美国型的国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提，要把它搞清楚。”《陈云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页。基于这种国情的认识，1957年1月陈云在各省（直辖）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指出，现在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情况已经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大不相同，学习马克思主义“书本”是必要的，但“决不能只依靠书本，生搬硬套，必须从我国的经济现状和过去的经验中去寻找。”《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第二，必须探索中国经济建设的规律和经验，对外国经验要批判借鉴，反对全盘照搬。陈云在总结“一五”建设经验教训时指出，那时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学习苏联是对的，但“对苏联的那套要批判地吸收，过去全盘接受的要重新考虑。批判吸收不等于反对社会主义。”《陈云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同时也要学习和吸取我们自己的好东西，善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经验。他认为，“二五”时期不同于“一五”时期，现在主要是靠我们自己搞，可能会犯错误，应该“在前进中随时总结经验，这是提高自己的重要方法。”《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页。他还认为，经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积累起来的，“摸索革命的规律，我们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建设的经验，也必须有两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才可积累下来。”《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页。

　　陈云对工业化建设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思想的探索，是他在长期经济工作中始终能够保持头脑清醒的重要原因，也是其工业化道路思想产生的重要基础。

　　二、改革开放前对中国工业化道路基本内涵的认识

　　（一）从农轻重的内在关系阐述了正确处理三者发展关系的重要性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241页。陈云把三者的发展关系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不仅从量的方面认识重轻农的投资比例关系，而且从质的方面论述了重点发展重工业和充分注意发展农业、轻工业的内在辩证关系。1955年3月他在“一五”计划草案的说明时指出：我国经济建设中“为什么要用重工业作重点呢？因为改变我国农业、铁路交通以及其他方面落后状态的关键，不是别的，正是发展重工业。”《陈云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92页。同样，现在许多轻工业除缺少来自农产品的原料外，还缺少来自重工业的原料，如化学品、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等。为了发展轻工业，也必须发展重工业。另一方面，陈云认为，我国工业化是在农业生产力水平很低的状况下启动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农业对经济建设规模的约束力是很大的”，工业不能不管农业而为所欲为。基于这种认识，他根据《论十大关系》关于调整重轻农投资比例的方针，指出：重工业的投资当然仍占多数，“但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重要增加，为轻工业和农业生产服务的重工业的投资也要增加。这样，工业建设的速度一时看来似乎是慢了，但实际上不会慢，可能加快。”《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这就深刻地分析了农轻重三大经济部门相互矛盾又相互统一的辩证关系，从质的方面认定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三者协调发展的重要性。

　　（二）从统筹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阐述了促进工业化在综合平衡中协调发展的路径

　　统筹兼顾是新中国初期新民主主义建设和“一五”计划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1957年1月毛泽东指出：“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页。陈云的贡献在于把统筹兼顾与综合平衡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出统筹国民经济在综合平衡中协调发展的思想。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就指出：“搞经济工作，一定要多方考虑，统筹兼顾。”《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面展开之后，陈云又反复强调搞经济工作一定要统筹兼顾；“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页。； “做经济工作要有战略眼光，要算大账。同时，也要算小账。”《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8页。显然，陈云所讲的统筹兼顾，是要统筹规划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关系，实现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综合平衡，体现了全局观念和战略意识。可以说，统筹国民经济在综合平衡中协调发展是陈云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他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的主题思想。即在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推动工业化建设，首先必须对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通盘筹划，正确处理工业化建设中的各种重大关系和矛盾，最大限度地合理配置各种资源，使工业化能够在整个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方面的综合平衡中持续协调地发展。

　　陈云认为，工业化发展的各种关系问题，“毛主席讲我们有两个矛盾没有解决，这是对的。一是国力与建设的矛盾，一是经济建设内部、工业内部的矛盾。这些是决定全局的问题，如果搞不好，怎么忙也解决不了问题。”《陈云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页。围绕这两大矛盾，陈云着重从国力和按比例发展两个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论述了统筹工业化在综合平衡中协调发展的具体路径。

　　第一，根据国力安排工业建设规模，保持工业化在全国经济稳定中发展。

　　1955年3月陈云关于“一五”计划的报告中就指出：我国工业的“建设规模能否扩大，不单要根据需要，还必须根据是否可能。这就是说，必须根据国家是否有足够的财力和技术力量，能否供应设备。”《陈云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02页。1957年1月他总结1956年冒进的教训，明确提出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观点。并告诫：“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页。这就是说，我国基本国情决定了工业化建设必须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持续稳步地发展。“大跃进”运动盲目赶超的教训，证明了这一工业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

　　第二，统筹工业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内部各部门各方面的协调发展。

　　陈云认为，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这是工业化大生产必须遵守的法则。1954年6月他写给中央的“一五”计划汇报提纲中，详细地分析了农业和工业、轻工业和重工业、重工业各部门、工业和运输业、技术力量的需要和供给等的比例关系，指出：“计划中要有带头的东西。就近期来说，就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工业发展了，其他部门就一定得跟上”，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页。三年“大跃进”之后，国民经济严重失衡。1961年9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大区书记汇报会上建议工业指示把“综合平衡”单写一条。他说明说，“不搞综合平衡，比如‘一马当先’，‘四保’，即保钢、保煤、保粮、保棉，只能在特定条件下搞一下，不能经常搞。综合平衡与单打一不一样，如果单打一就会打断经济上相互间的联系。工业是很复杂的，是相互依赖的，单打一就打乱了。”《陈云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69—370页。

　　第三，统筹工业内部各部门各产业的协调发展。

　　工业化建设不仅需要与外部各部门各产业的协调，还要工业内部结构的平衡。1956年12月陈云指出：“工业、交通等内部的基本建设应该有适当的比例。首先是工业内部应该有适当的比例。现在，各说各的少，弄不清楚。应该按照中国的情况，研究出正确的比例关系。”《陈云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页。 “一五”计划重点建设非常重视钢铁工业的发展，但还是比较注意“工业化体系”建设的。然而，“大跃进”时期片面追求“以钢为纲”，引起了工业内部结构的畸形化。陈云多次总结这一教训，1962年3月说，按比例和综合平衡是客观规律，“按照国内和国外的经验，生产一百万吨钢，就要相应地有近五万吨的有色金属；在有色金属中，铜、铝、铅、锌又有一定的比例，缺一样都不行，数量少了也不行。”《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页。后来他又说：单纯突出钢，这一点我们犯过错误，证明不能持久。“钢太突出，就挤了别的工业，挤了别的事业”。《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

　　第四，统筹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协调发展。

　　工业布局是全国各地区工业化协调发展的一个具有关键性的问题。陈云认为，“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合理地布置工业生产力，是基本建设中具有长远性质和全国性质的问题，是一个带有战略意义的问题”陈云：《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红旗》1959年第5期。。“一五”时期工业投资重点放在内地，对沿海发展重视不够。陈云最早注意到这一问题，1954年12月他在国务院座谈会上就指出：“五年计划中新建的工厂在内地，内地的市场可以靠新的来维持。上海、天津没有新建的工厂，旧的搞垮了，就不能维持。”《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8页。1955年底陈云在中央召开的各省市区党委代表会议上，进一步提出必须统筹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协调发展。他说，统筹安排的范围是很广的，要看大局，纠正各式各样的本位主义和局部观点。如有一种“只注意本地，不注意别的地区。这在工业中是个内地与沿海的关系问题。”《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为此陈云积极主张充分利用沿海工业以支持内地工业的发展，不要使沿海城市已有的生产设备闲置。

　　（三）从建设与民生问题的辩证统一关系，阐述了建立“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目标模式

　　发展工业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工业化的两大目标取向，陈云认为二者必须兼顾，并精辟概括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在他看来，第一，发展工业和改善民生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在工业化之初，战略目标侧重于发展工业，并把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物质装备的重工业作为产业发展的重点，这是必要的，但我们既要搞工业建设，又要照顾到人民生活的改善。“这就是既要建设又要人民，这样的建设才是可靠的。”《陈云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页。第二，重工业是生产生产资料的主要部门，轻工业和农业是生产生活资料的主要部门。因此，正确处理重轻农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工业建设与其他建设和农业建设的平衡问题，是工业、交通与农业的平衡问题。建设与民生的关系，大概实质上就是这个问题。”《陈云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页。第三，发展工业和改善民生的辩证统一关系根本体现在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这也“是人民革命和国家建设的最高目的。”《陈云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29页。这一既要建设又要人民，最终目的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思想，始终贯穿在陈云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整个过程中，与1956年他在中共八大上提出把我国经济建设成为一种“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相吻合，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以民为本”的根本目标价值。

　　改革开放前陈云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成果，尽管限于历史条件并未能根本超越传统工业化模式，但毕竟是一种突破，对工业化初期建设有着重要指导意义，也成为改革开放之后继续探索的重要思想来源。

　　三、改革开放后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新思考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决策的确立，中国共产党探索工业化的思路开始了历史性的转换。陈云在纠正经济建设方面“左”的主体性错误，指导调整和发展国民经济中对中国工业化道路进行了新的思考，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新贡献。

　　（一）从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的层面思考工业化协调发展模式

　　1979年陈云兼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在领导国民经济新的调整中，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优化的角度多方面分析了工业化发展战略问题。

　　第一，根据产业结构综合平衡确定经济发展战略重点。传统战略中的重点是固定的，注重主要重工业产品产量，特别是钢铁产量的增长。产业结构的综合平衡并不是没有重点，而是放在部门、产业间比例关系的协调上，并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动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适时调整，使经济结构合理化，特别是新兴部门不断会成为发展重点。“六五”计划将农业、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和教育、科学事业确定为国民经济发展战略重点，并强调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建立合理的经济结构。主要决策者之一陈云认为，建设要有重点，现在看，这些重点“是从整个国家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考虑的。重点只能由中央根据全局的长远的利益，经过综合平衡来确定。”《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页。实践证明，这种思路更有利于工业化的发展。

　　第二，基本建设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注重发展速度与效益的统一。1979—1981年的国民经济调整，进一步暴露出过去工业建设中片面追求产值产量增长、高积累低效率的痼疾。根据以往经验和新的情况，陈云反复强调经济结构调整和基本建设要注重提高经济效益。1979年6月他谈到冶金工业的重点时说，“重点应当是抓质量、品种、规格，这个抓上去了，作用就大了。欧洲有些国家钢的数量并不大，与我们差不多，但是由于质量、品种解决得好，作用很大。”《陈云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59页。1981年9月谈到工业、财贸进行体制改革，推行责任制时又说，“质量只能提高，不能降低，否则要害民、害国。”《陈云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89页。陈云认为“六五”计划主要特点是着重于提高经济效益，这样才是一个比较好的又比较快的发展速度。

　　第三，在工业经济结构的调整上，陈云认为“现代化的主要标志是工业现代化”《陈云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60页。。现代化建设既要以发展最先进的工业为主体，又要考虑到与其他行业的发展相协调。1979年3月他在关于财经工作给中央的信中指出，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当前“要着重调整我国所需要的各种钢材之间的比例关系。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包括农业、轻工业、其他重工业、交通运输业、文教、卫生、城市住宅建设、环境保护等）发展的比例关系。”《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现代化与工业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其范围更广，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内涵。这实际上蕴含了从现代化视角对工业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认识。

　　（二）在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中思考工业化发展新路径

　　在体制改革方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利用市场调节，是陈云长期探索并形成独到见解的一个重大问题。1956 年他在中共八大上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体制改革思想。改革开放后，陈云总结了计划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率先提出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观点。并从“基本的主要的”和“从属的次要的”《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5页。关系，到“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页。，再发展到“鸟笼经济”《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0页。即鸟如搞活经济，笼子如国家计划。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思想，对两者关系作了进一步的思考。对此，理论界有不同看法。应该说，即使是“鸟笼经济”思想也难免有着计划经济的历史局限。因为“笼”与“鸟”的关系虽然蕴含了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关系的思想，但毕竟仍然仅局限于“搞活经济”这一块，而并不像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涵盖全国经济的范围。尽管如此，从中国渐进性市场化改革的发展视野来看，这些新思考却有着开创性和必经阶段的启后意义。而且，1981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首先起步时，陈云便预见到“体制改革，农业先走了一步，我看工业、财贸系统也势在必行。”《陈云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88—489页。因此，这些新思考对中国工业体制改革及工业化新路径的开拓，具有重要指导价值。一是有利于工业化建设中自觉尊重和运用价值规律。陈云指出：“忽视了市场调节部分的另一后果是，同志们对价值规律的忽视，即思想上没有‘利润’这个概念。这是大少爷办经济，不是企业家办经济。”《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6页。二是为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改革开放初期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陈云多次高度评价说：“它的意义不下于私营工商业改造。”《陈云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88页。因为，对工商业的改造是要消灭剥削，现在进行的体制改革则是要打破“大锅饭”、“ 铁饭碗”。这“将会大大调动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进行四化建设的积极性，使我国的生产力获得一次新的大解放。”《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7页。

　　在对外开放方面，早在1973年陈云协助周恩来抓外贸工作时，就敏锐地注意到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之后国际局势的变化，提出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对立起来，“要注意研究资本主义经济问题。”《陈云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14页。还提出要研究国际金融和货币问题，学会利用商品交易所。陈云这种在当时充斥极“左”思潮年代里凸显出的远见卓识，在改革开放初期进一步得到了发展，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主张充分“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来进行建设。并提出在资金不够、量力而行的条件下“可以借外债。”他指出：“借外债来搞建设，这是一件新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没有经验，应该逐项研究，积累经验。”《陈云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63页。二是认为“对外开放不一定都是人家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也可以到人家那里去。”中国人多，应当大搞“劳务出口”，还可以对外投资，如“利用世界钢铁不景气的机会，对国外要倒闭的钢铁企业进行投资，搞合营”。《陈云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26、537页。后来的实践表明，中国现代化建设不仅要“引进来”，而且要“走出去”，更充分利用国外的资源和市场，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经济竞争和合作。这一新途径不仅打破了长期以来中国工业化发展的自我封闭和半封闭模式，而且创新了中国工业化的开放模式。显然，陈云在对外开放初期的这一思想，应该说是当时探索的一个重要突破。

　　（三）在科技创新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思考转变工业化发展方式

　　在科技创新上，一是提出在工业建设中，重点应放在利用先进技术对现有企业技术改造，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力。陈云认为这“应该是我们今后发展工业的一条新路子。”《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9页。为此，他建议“一方面提高整个国民的教育水平，另一方面科学攻关。”同时应该学习日本，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引进以后把它加以消化”，这“是促进我国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陈云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95、520页。二是强调紧紧抓住世界新的技术革命的机遇，依靠现代科学技术推动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1984年3月陈云听取电子工业部部长江泽民汇报时说：“世界上即将出现一次新的技术革命，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就是这场技术革命的两个代表。”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生产自动化，对经济发展起的作用很大。这对我们的国民经济“是一场新的挑战。”发展工业化和现代化，一定“要把电子工业搞上去”。《陈云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33页。

　　在经济持续发展问题上，陈云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强调，工业建设中要尽早注意“水资源”和“工业污染”两个问题。《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3页。随着“六五”、“七五”计划经济建设快速发展，资源环境破坏状况呈上升趋势。陈云更为关注发展中资源环境的保护，痛斥农业、工业生产“都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一种掠夺式的使用资源的倾向”， 疾呼“应当引起重视”。强调要把治理污染、保护环境当作“我国的一项大的国策”来抓。《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4、366页。并提出应该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认识限制人口、计划生育问题的重要性，要把它们同国民经济计划一样，“列入国家长期规划、五年计划、年度计划”加以实施。《陈云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66页；《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5页。

　　陈云在上述两个问题尤其是对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的探索，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工业化初期阶段是很富有远见的，实际上涉及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蕴含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合理思想。

　　总之，改革开放后陈云对中国工业化道路探索的继承和发展，虽然仍难以完全摆脱历史的局限，但从历史发展看，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成功开辟，凸显了陈云作为开创者和推动者之一在探索过程中的思想价值，这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思想观点，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