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长期主持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在《陈云文选》、《陈云文集》中收录着许多经济领域的文献，但涉及外交领域的文献仅有一篇，题为《中苏两国完全应该友好相处》，是1984年12月陈云会见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时的谈话。新世纪，中国外交部部分外交档案解密开放，使学者们得以直接接触更多的共和国外交史的原始资料。从中，笔者查到一份1956年陈云接见南斯拉夫经济代表团的谈话纪要。（《陈云代总理接见南斯拉夫经济代表团谈话纪要》，中国外交部解密开放档案：109-00772-08）本文中这次接见谈话内容均来自此档。本文拟就此事的前后背景和经过作一简要叙述和分析。

　　中国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曾几度经历风雨波折。1949年10月6日，南斯拉夫成为世界上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但由于苏联因素，延至1955年1月2日，中国才与南斯拉夫实现建交。之后，中国主动多做工作，力求消除原有误解，增进相互信任，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两年间，双方各种代表团互访多达38起。在经贸方面，1956年2月17日在贝尔格莱德，两国签订了贸易协定和贸易支付协定，双方进行现汇贸易，并互给最惠国待遇。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75—76页。中、南双方各向对方出口700万美元，这一出口数额在双方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是很小的（中国出口计划为589亿元人民币，约合18亿多美元；南斯拉夫为4亿美元）。（《陈云代总理接见南斯拉夫经济代表团谈话纪要》；另见《陈云副总理同南斯拉夫联邦执委会副主席伏克曼诺维奇会谈记录》，中国外交部解密开放档案：109-00811-05）

　　在商谈缔结1957年度中、南贸易协定前，南斯拉夫向中方表示了扩大两国双边经贸合作的强烈意愿，希望在原有基础上将1957年的双方贸易额增长到各出口4000万美元，并提出希望中国供应小麦南斯拉夫每年需要进口小麦100多万吨，主要由美国提供。在南斯拉夫与苏联改善关系的情况下，美国声称要停止对其援助。和开展两国航运合作等建议。由于缺乏对中国情况的了解，加之未能及时得到中方的反馈意见，南斯拉夫派出了一个由23人组成的经济代表团访华。团长为联邦执行委员会一般经济事务秘书长基罗格里哥洛夫，副团长为对外贸易委员会主席助理雅依查概诺维奇，团员有：国务顾问、联邦经济计划局局长助理阿罗兹?杜拉，联邦对外贸易协会秘书米兰阿勒克西奇，外交秘书处经济顾问维多克鲁尼奇，联邦国家银行经理斯勒顿叶夫托维奇，15位专家中包括联邦机器制造业协会主席以及外贸银行、运输公司、轮船公司、投资进口公司、纺织公司、铁道车辆工厂出口公司、五金机械公司、电机厂、轮机厂等企业、机构的总经理或部门负责人等。

　　11月26日，代表团抵达北京。12月间，双方代表进行了贸易谈判，同时中、南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也举行了会议。在谈判过程中，代表团还参观访问了中国许多城市以及工厂企业，并同中国政府经济、计划、工业和商业部门的领导人员进行了座谈，相互介绍情况交流经验，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不过，中、南贸易谈判最终未能达成南斯拉夫方面所期望的目标。

　　12月20日上午10时30分至下午2时50分，国务院代总理时任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出访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尼泊尔和阿富汗等国，由副总理陈云代行总理之职。陈云接见了南斯拉夫经济代表团全体人员。接见时在座的还有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孔原、局长贾石和南斯拉夫驻华大使波波维奇。（1956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陈云代总理接见南斯拉夫经济代表团谈话纪要》，中国外交部解密开放档案：109-00772-08）

　　这次谈话内容十分丰富，涉及中、南两国关系，中国的国情、经济建设、对外贸易以及对外援助等诸多方面，也反映了陈云的许多思想认识。

　　一、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要团结

　　关于中、南国家关系，针对南斯拉夫方面的疑问，陈云指出，中、南两国能谈成的贸易额不大，主要原因是：（1）中国国内供应紧张，难以扩大出口。（2）外汇紧张。1957年起要开始偿还欠苏联的债。中国为抗美援朝军事装备和基本建设向苏联贷的款连本带利共62亿元，要在8年中还清。在1956年还有贷款，1957年不但没有贷款，而且要还债，其后还债金额逐年增加，这是很大的负担。此外，还有对柬埔寨、尼泊尔和埃及等国的援助也需用外汇。（3）计划工作经验少，变动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尚未具体编制的情况下，很难确定进口计划。（4）对其他东欧兄弟国家，过去已有出口供应的，一般减不下来；早已签订合同购进成套设备的，也不能不进口。

　　陈云声明中、南两国间这种贸易状况并不牵涉政治问题。他说：毛主席同南斯拉夫出席我党八大的代表谈话时曾谈到中、南两国的关系，说过“杀人偿命，欠账还钱”。我们欠你们账，因为我国才一成立，你们就承认了我国，在联合国里也是支持我们的；但是那时，我们并没有同你们建立邦交。当时我们这样做，是由于在当时的整个形势下只能采取这样的办法，中国是个很大的国家，如果采取一个不同的办法会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不利，对中国不利。当然，不是说中、南两个兄弟国家间在政治上没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但是这些不同意见在总的政治关系中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两个兄弟国家的共同点大到不可比拟。你们反抗法西斯进行游击战争，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打游击，做秘密工作的。我们完全了解你们斗争的目的。我们深深了解南斯拉夫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是要打倒帝国主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点看法上的不同，丝毫不影响两国兄弟般的亲密相处。所以，这次贸易谈判和政治问题毫无关系。明年贸易额小，和有些长期性的经济合作问题现在还不能谈，都不是因为政治原因。我们相处是长期的，在一个长时期里，大家会了解这一点的。

　　在接见南斯拉夫经济代表团后，波波维奇大使又就匈牙利事件向陈云通报了一些情况。陈云再次强调说：最近，共产党之间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不一致，但是我希望这种争论能变成有益的讨论，以达到团结而不是分裂的目的。（《陈云代总理接见南斯拉夫经济代表团后和南驻华大使波波维奇谈话记录》，中国外交部解密开放档案：109-00772-07）

　　二、实事求是，从国情出发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陈云的一贯作风，他曾说过：“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页）搞清楚“实事”，首先就是要弄清国情，从国情出发。陈云在向南经济代表团解释1957年两国贸易额难以扩大的原因时，始终都体现了这一思想主线。

　　陈云细细分析了1956年中国财政支出紧张的状况：基本建设投资140亿元，基本正确，但按照能力多用了15亿元。这是因为1955年有18亿—20亿元的结余，因此今年我们考虑应充分利用可能进行建设，结果扩大得太多了。在银行信贷储蓄方面，有10亿赤字。由于农业合作化高潮，为了使贫农有基金和中农一起组织生产合作社，银行发放贷款约20亿元。对转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的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也贷给了流转资金。这些支出比预计数字多了。此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年增加了一些工资，1954年和1955年增加的很少，今年就不得不增加些。工资基金增长了23亿元，其中新添工人工资10亿元，工资标准增长13亿元。以上原因，造成信贷和财政上大体有25亿元的不足。1956年国家预算296亿元，实际有25亿左右出入。而信贷方的出入不表现在预算上，列入“动用上年结余”，实际上就是向银行借现金。这个不足结果是用商业部仓库里的存货来平衡的，卖了许多东西。因此也造成市面供给紧张：如钢铁、布匹、纸张等很紧张；自行车过去卖不完，现在都抢购完了；猪肉，北京供应情况最好，但清早6点半就排队买，半小时就卖得差不多了，而且每人只能买5角钱。广州每人每两天买1／32公斤。

　　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陈云突出强调了几个特征：人口多，大国，穷国，人多地少，6亿人口中有5亿农民。这些是国家经济困难和实行供给制的根源，也是国家进行各项建设事业以及制订进出口计划必须要考虑的因素。他介绍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还实行配给制的国家之一。油、猪肉、布匹、粮食都是配给的。油，北京、上海配给量最高每人每年375公斤，中等城市225公斤，农村不过2公斤。布匹，每人每年22尺，合7米多一点，城市多，农村少些。粮食，一般是一天两顿干饭，一顿稀饭；少数地方吃两顿稀饭，一顿干饭。小麦供应比大米还紧张，单有一种面票，每人限吃少量的面粉。在华北、西北、东北主要吃面粉的地区也只配给少量。过去在城市里只有1／3的人口吃得起面粉，2／3吃小米、玉米、高粱；乡村里吃面粉的人更少。

　　正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认识，陈云反复说明，搞基本建设和进出口贸易必须要与保证和改善民生统筹兼顾。他举例说，关于造船问题这次不能谈，因为我们计划机构经验少，变动多，也许现在说可以买，过了3个月提出外汇不够，应该削减基建投资呢，不买民生必需品呢，还是不买轮船，结果可能就是不要轮船了。中国出口商品中75%是农产品，但是在国内供应紧张的情况下，不仅不能再多出口，还要有所减少。1956年冻猪肉出口原定19万吨，以后为了维持国内市场，供应人民需要，减少了5万吨。1957年油料出口将从1956年的35万吨减至25万吨。冻猪肉将从1956年的14万吨减至5万吨。制订1957年出口总计划时也是一降再降，从原考虑的67亿元最后减至58亿元。陈云在谈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制订时强调说，现在力求慎重，否则犯了错误，影响6亿人民的生活，很难挽回。

　　谈话中，陈云还特别提到希望了解和研究兄弟国家的经济组织工作，研究在人民民主国家计划经济下面，如何使生产和市场更活跃一些的问题。

　　三、对外援助保和平

　　新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几乎是与它的诞生同时起步的。尽管自身财力、物力十分紧张，建设任务相当繁重，中国仍然尽其所能地支持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和新独立国家维护独立、抗击侵略的正义斗争，大力援助这些国家发展经济。

　　陈云在对南斯拉夫经济代表团的谈话中，多次谈到中国对外援助问题。他说：我们国家很大，也很穷，我们援助朝鲜、越南、尼泊尔、柬埔寨，援助埃及对英法侵略者进行斗争，表面看来，似乎钱很多，实际是由于政治上不得不挤出钱来援助。朝鲜、越南都是一分为二（南、北），又都是我们的邻国，不援助不行。我们周围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柬埔寨、尼泊尔怀疑我们，必须同他们搞好关系，让他们不敌视我们，才能使帝国主义插不进来，才能保证我国建设的和平环境，实际上是为了我们自己。

　　对研究建国初期的对外援助来说，陈云的这次谈话是有一定史料价值的。

　　首先，关于对外援助的目的：新中国在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一直处在两极冷战、紧张对峙的国际大环境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长期对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的敌对政策。因而，安全利益在国家利益中上升到突出的位置，并成为对外援助工作的首要目标。即如陈云所说，“由于政治上不得不挤出钱来援助”，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为国内建设争取和平的周边和国际环境，从而说明了新中国进行对外援助的必要性。

　　其次，建国初期开展对外援助的条件：新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搞建设。这样一个“穷国”如何援助其他国家？陈云的话道出了其中的关键：一是国家大；二是计划经济体系与配给制。正是这两个因素使中国得以“挤出”钱，挤出粮食来对外援助。陈云说：我们是个大国，每人少吃点，就可以挤出30万吨，或者50万—60万吨；如果说兄弟国家有大灾荒，没有粮食供应，政权就要动摇的话，我们可以说服老百姓少吃些，当然这只能一年，长期是不行的。我们作为一个大国所能做到的，仅仅如此。

　　经过这次谈话，南斯拉夫方面对中国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1957年1月4日，中、南双方代表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延长1956年贸易协定和支付协定有效期限的议定书，两国进出口总额定为700万英镑。（1957年1月5日《人民日报》）

　　1957年9月，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斯维托扎尔?伏克曼诺维奇，应周恩来邀请到中国进行友好访问。13日，陈云作为副总理与他举行了会谈。双方互相介绍了两国的经济情况，并探讨了进一步开展经济合作的可能性。会谈中，陈云再次指出：我国农业落后与工业发展，造成生活必需品供应紧张。我们的困难根源于地少人多。这方面的困难将是长期的。（《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98页）

　　从1955年到1957年，中国与南斯拉夫初步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建立起关系，双方也都表示了进一步发展关系的意愿。但遗憾的是，两国关系在1958年急剧恶化。4月，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召开七大通过联盟纲领后，被中国共产党批判为“现代修正主义”，不仅两党关系中断，而且两国也因长期不再互派大使，实际上降至代办级外交关系。两国间贸易近乎停顿，到南斯拉夫再次派出经济代表团访华时，已是在1956年访华的15年之后了。1971年，南斯拉夫联邦经济联合会主席鲁迪?科拉克率南斯拉夫经济代表团前来中国主持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工业展览会开幕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