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习俄语
陈云与苏联的结缘源于十月革命。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的先进分子从此看到了一条民族解放的新道路——社会主义道路。从1917年到1925年,经过众多仁人志士的努力和宣传,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文章专著、杂志书籍在中国得到极大的传播。1922年9月和1924年6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瞿秋白在莫斯科撰写的两本散文作品——《俄乡纪程——新俄国游记》、《赤都新史》,以宣传介绍苏联的实际情形。此时的陈云已经从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上海图书学校结业,并开始有选择地阅读一些政治书籍,以探求救民强国的真理。1925年,陈云在同事的介绍下,又来到上海通讯图书馆看书。上海通讯图书馆是进步青年应修人、楼适夷在20年代初期创办的,以为要求进步、坚持自学的青年读者服务为目的。五卅运动后,应修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图书馆秘密推广党的书刊,还经常请党的领导人到图书馆作报告。在这里,追求思想进步的陈云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他看了《马克思主义浅说》、《资本制度浅说》,认为其中的道理比三民主义更好。两三个月后,陈云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党后至1926年大革命爆发,陈云先后进过二十余次党内流动训练班,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等马列著作。通过对这些著作的学习,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陈云认识到对革命者来说,俄语非常重要。于是,陈云就开始在上海接触苏联人,学习俄文。
在学习俄语的过程中,陈云结识了一位在商务代表处工作的共产主义者——斯拉科夫斯基。二人彼此用俄语和汉语进行交谈,边学习语言,边交流对苏联以及中国革命运动的看法。在交往的过程中,陈云给他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这个年轻人显露出非同一般的才能,既表现在语言上,也表现在对其他所有知识的掌握上。”“他表情丰富、聪慧、充满激情。”“是一个为自己国家和民族独立和人民的社会自由而奋斗的真正的战士。”(丁明:《陈云1926年在上海——对一则新史料的解读》,第二届“陈云与当代中国”研讨会入选论文)在他们的帮助下,陈云不仅俄语学习进步很快,还详细地了解了苏俄国内战争,帝国主义如何进行干涉以及苏联人民的生活等问题。这一切都为他1935年到莫斯科准备了必要的知识基础。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陈云努力学习俄语,主动了解苏联革命情况,从而为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贡献个人的力量,充分体现了陈云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踏踏实实地向理想迈进的工作作风和务实态度。
二、转赴莫斯科
1935年秋,陈云离开长征队伍,受命到上海恢复白区的党组织,重建与共产国际的联络。但是,由于白色恐怖,党组织在上海遭到严重的破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建议陈云暂时先转到苏联。当时,如何去苏联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在宋庆龄、国际友人马海德以及苏联船长等的帮助下,陈云才得以安全到达莫斯科。后来,陈云以《回忆与潭秋同志同赴苏联》为题,记述了从上海到莫斯科的具体过程。由于旅途惊险,又是陈云第一次出国,尤其是到他参加革命后一心向往的苏联,抵达莫斯科后的陈云非常高兴。他和其他同志一起,由已在苏联工作两年多的康生带领着到苏联各地参观。随后,陈云开始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进入莫斯科列宁学校学习,并担任莫斯科东方大学代理副教授。这次在莫斯科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经历,给陈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1960年10月21日,陈云在河南考察期间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在谈到苏联时说,我们这两个国家情况不同,他们是地多人少,粮食够吃。1935年我去苏联,可以买到鸡蛋、猪肉、牛肉,饭馆里可以买到牛奶。(《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页)1942年、1988年,陈云先后回忆起在莫斯科学习革命理论知识和学习英语的一些具体情况。
在莫斯科列宁学校,陈云主要学习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问题、西方革命史、中国革命问题和中共党史,他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知识同这段时间的学习是分不开的。除此之外,陈云在以前学习英文的基础上又重新学习了英文。几个月后,陈云“就能看莫斯科的英文版每日新闻,会话也能说这些‘洋泾浜’了”。翌年5月,陈云获得了列宁学校学习“突击手”的称号。
在莫斯科期间,陈云的生活非常紧凑。除了政治任务外,还紧密关注国内革命形势。他盛赞一二?九学生运动,并撰写《论全中国学生的救国运动》一文先后署名大平、史平发表在《救国时报》、《全民月刊》上。后来,陈云在《救国时报》上还发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防止奸细的活动》、《是真话还是谎话》、《一个深晚》、《“诚意”和“基本准备”》等多篇文章。
此外,陈云作为中共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代表,曾被列入出席布鲁塞尔国际和平会议中国代表团名单。
1936年10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组织中共中央代表团,陈云任团长,回国迎接执行夺取宁夏战役计划、担负打通国际路线的红军部队。代表团组成后,陈云一行曾在共产国际“留克斯”饭店集中3天,并通过季米特洛夫向苏共中央要了90辆坦克、90门大炮和其他武器弹药,运往中苏边境。12月8日,陈云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离开莫斯科,途经阿拉木图来到苏中边界靠近新疆的小镇霍尔果斯,住在苏军一位中校军官家中。在霍尔果斯停留的4个月里,陈云带领代表团成员工作、学习、练字,时时处处体现了诲人不倦的师长风范和平易近人、关心干部的领导形象。1937年4月,陈云到新疆后,又通过苏联总顾问和苏联驻迪化(今乌鲁木齐)总领事建立的良好关系,迫使新疆统治者盛世才答应了西路军余部保留独立建制和就地学习现代军事技术等要求,胜利完成了接应西路军的任务。
在苏联期间,陈云虚心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积极宣传中国革命情况,勤奋地撰写时事文章,认真发挥代理副教授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时刻关注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并顺利完成接应西路军的重任。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陈云先后扮演中共代表、学生、教师、宣传员等等角色,为将来致力于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积淀了丰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三、与苏联军方打交道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因为中共高层和苏共高层政见的分歧而导致中苏关系微妙。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以陈云等人为委员的东北中央局,赶赴东北,统一领导东北地区的工作并与苏军建立联系,协调双方在东北的行动。为了方便与苏联军方进行沟通,彭真、陈云分别被授予中将军衔,任命书用中俄两种文字写成。1945年9月15日,陈云等人由延安搭乘苏联军用飞机进入东北。1934年起就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七大时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云,不管是在理论修养还是在实践经验上都已经非常成熟,在面对既是盟友又有分歧的苏联军方时,他显得既非常沉稳又非常灵活。在东北期间,陈云同苏联红军驻沈阳、长春、哈尔滨的高级将领们进行了广泛接触,了解到苏联对满洲政策的两重性,即一方面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限制,要把中长路上的大城市交给国民党政府;另一方面,又愿意在可能的范围里帮助中共发展力量。因此,陈云同其他几位领导人一起,向中央提出了主动撤出大城市、把力量分散到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建立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并被中共中央采纳。
东北解放后,陈云为了尽快恢复在战争中遭受破坏的重工业,提出大量聘请苏联专家的建议,该建议得到苏联政府的积极响应。
对于这一段历史,陈云在1981年中共中央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对起草工作的负责人明确指出:我们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建党初期共产国际也起了好作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还是援助了中国,最后出兵打垮关东军。如果不把关东军打垮,抗日战争胜利起码要推迟好几年,我们也要晚一些进到东北,东北很难首先全部解放。这样一些问题,决议应该如实地按照事情本来面貌写上去。
四、争取苏联援助
全国解放后,陈云作为财政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的主持人,曾于1952年和1958年两次出访苏联,参与了争取苏联援助中国工业化建设、聘请苏联大型项目设计专家和向苏联派出中国留学生等事项的谈判,比如,陈云曾从中协调苏联帮助中国解决了种植橡胶问题、航空工业建设问题、开发西北地区石油资源问题、设计炼油厂问题、印制人民币问题,等等。
陈云说,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156项援助,表现了苏联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对我们的情谊。1951年夏,在接受捷克斯洛伐克通讯社和《红色权利报》驻华特派员采访时,陈云指出: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和以苏联为首的和平阵营国家的经济合作,对中国有极大的重要性。这种经济合作帮助了中国的经济建设,有效地反对了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封锁。1957年秋,陈云在公开场所又两次谈到苏联对中国的帮助,他指出:“我国的基本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苏联帮助设计了一百五十六项,我们自己搞了八百多项,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办不到的。”“‘一五’计划是苏联帮我们搞的,这个计划基本上是合理的”。(《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397页)
对于苏联经验的学习,陈云是虚心的、真诚的。但是,他的学习也是有选择的,并紧紧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陈云一再强调,向苏联经验学习,“应该首先学习我们所没有的东西。”同时,他还强调不能照抄照搬苏联经验。当时流行聘请苏联专家,陈云提出要根据需要聘请,严格控制,不能滥聘、乱聘。对于苏联专家提供的报表,陈云提出“不能完全照办,必须和我们的现状结合起来。”(同上书,第158、89页)。陈云认为,50年代来了很多苏联专家,搞工业、搞计划都可以。在像财政、商业、外贸、金融等领域,虽然也有些苏联专家起了些作用,但主要是我们自己的探索,在这些方面照搬苏联是最少的,我们自己的工作有了成果,搞出了自己的突破。纵观建国后陈云参与的一系列与苏联有关的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学习活动,无不体现了陈云讲求事实,敢于创新的特点。
对此,毛泽东的评价很高。1956年,毛泽东在听取国务院重工业各部汇报时指出:学习苏联也不要迷信。对的就学,不对的就不学。陈云同志管财经工作,苏联有些东西,他也不学。陈云的儿子陈元回忆说,父亲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非常开放的,他既看到社会主义在早期的欧洲工人运动中的主张,又看到苏联时期的成就、教训和失误是什么。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怎么搞,他历来有自己的看法,不照搬别人。
“文革”期间,陈云始终在拿中国与苏联对比,对苏联经济模式的认识不断加深。他说:“一九一七年后苏联的经济计划和一九四九年后中国的经济计划,都是按照马克思所说的有计划按比例办事的。当时苏联和中国这样做是完全对的,但是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加以发展,这就导致现在计划经济中出现的缺点。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245页)
陈云先后在江西苏区、陕甘宁边区、东北根据地从事经济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争取苏联援助问题上,陈云积极主动、出谋划策,促使各个项目顺利有效地进行;在借鉴苏联模式问题上,陈云扬弃并重,注重自我摸索,力争符合中国实际,从而为新中国经济的开创和奠基作出了卓越的成就。
五、科学评价斯大林
从1935年到1953年,陈云对斯大林的了解和认识逐渐加深。1939年12月21日,陈云在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党委、陕甘宁边区政府联合举行的斯大林诞辰60周年庆祝会上发表讲话,赞扬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
1954年3月5日,陈云出席中共中央举行的纪念斯大林逝世一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讲话回顾并高度评价了斯大林一生的伟大功绩。陈云称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在列宁逝世以后的二十九年间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发展了列宁的事业,在占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并用最英明的远见和最果敢的行动保护了它。”陈云强调,斯大林是“我国和东方各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亲切的导师和朋友”,“斯大林的著作对于中国和东方殖民地、附属国的革命运动,是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的。在《斯大林全集》中,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论著占有显著的地位。”(《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09、514、515页)
对斯大林的这一评价,陈云一直没有变化。1956年9月,在接见应邀参加中共八大的瑞典共产党代表团时,陈云再次谈到,斯大林犯错误在我们看来是不足为奇的,奇怪的是苏共以前把他说得太好,一下子又把他说得太坏。要求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是不可能的,是空想。我们对他的估计是功七过三。“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他进一步论证了列宁提出的在帝国主义时代,一个国家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第二,在苏联建设了社会主义;第三,领导苏联人民打胜了卫国战争,保卫了苏维埃国家,取得了粉碎希特勒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过”主要就是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对于某些重大问题作出了错误的决定,最终导致党内生活不正常。1979年3月6日,在会见来访的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时,陈云再次指出:在评价斯大林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平心静气,要掌握分寸,慎重考虑,不能感情用事。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
对革命导师斯大林的客观评价,显示了陈云尊重历史、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的胆识和立场,也表达了他对斯大林的敬意和认为共产主义理想必定实现的信心。
六、学习列宁、斯大林著作
自从在莫斯科学习有关列宁的著作后,陈云在以后的岁月中就没有停止过对列宁、斯大林理论著作的学习。在1939年发表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中,陈云提出:“我们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才能培养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有能力的有坚强党性的共产党员。我们的学习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学习他们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背诵教条。”在延安,陈云从1940年11月1日起,开始自学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对于列宁的一些文章和观点,像列宁关于共产党员的资格原则的论述、关于“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论述、 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论帝国主义等等,陈云多次在讲话或文章中加以引用。“文革”期间,陈云受冲击离开决策层,利用这段时间,陈云集中精力把《列宁全集》又重新精读一遍。1972年,陈云回到北京,参加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协助周总理抓外贸。由于时间仍比较宽松,他又给自己订了一个读书计划,打算用两年时间再精读一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的若干著作。他邀请在京的一些家庭成员如夫人于若木、于若木妹妹等也参加这个学习。1975年3月,陈云开始从《列宁全集》第23卷的《远方来信》一文起,再次逐篇精读《列宁全集》各卷,直至1976年10月25日,读完第33卷最后一篇文章为止。通过学习陈云对列宁怎样在党内发扬民主、怎样听取不同意见有了深刻的认识,更加重视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并大声疾呼党内要坚持这种科学的领导决策制度。
陈云对列宁主义的了解,最初就是通过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此外,他还阅读了《斯大林文选》、《斯大林选集》等著作。像斯大林的“干部决定一切”论、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12条、斯大林“使布尔什维克增光的不是骄傲,而是谦逊”等言论,陈云都是非常熟悉,并经常引用的。反复通读了马恩列斯的著作后,他又反思了自己几十年的工作实践,总结说,“过去我只是有实践经验,现在我又有了理论。又有理论,又有经验,将来无论再遇到什么事,我都不怕了。”《陈云家风》,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63—64页。
陈云除了自己全面系统地学习马恩列斯的著作外,还经常勉励子女亲属、身边工作人员认真学习,更要求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1991年5月12日,陈云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著作大辞典》题词:“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38页)
七、会见老朋友
在与苏联籍人士的交往过程中,陈云与阿尔希波夫的友谊显得特别深厚。阿尔希波夫比陈云小两岁,20世纪50年代,他作为中国政务院经济总顾问、苏联来华专家组总负责人,在中国工作了8年,对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作出过巨大贡献。当时,阿尔希波夫的工作与陈云领导的财经部门联系比较多,他们经常接触,而且对形势的分析、对所有制的改造、对恢复经济的措施都有相近的看法。阿尔希波夫和陈云常常是通宵达旦地工作。由此,他们结下了极为深厚的友谊。
1983年底,担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阿尔希波夫准备访华,他通过外交渠道提出希望届时能见见陈云。其时,陈云平时不愿出席外交场合,晚年与外国人更是极少见面。但对于阿尔希波夫的要求,陈云立即表示同意,并把这次会见当成促进两国人民友谊的重要机遇而做了精心准备。1991年,俄罗斯宣布独立。那时,陈云已是86岁高龄的老人,身体十分虚弱,但他还是再次会见了以俄中友协名誉会长身份再度访华的阿尔希波夫。看到来自苏联的老朋友,陈云的眼前再次浮现出他几次去苏联学习、工作的情景,回想起苏联对自己的重要影响,对比现实考虑到中国将来的发展,他禁不住泪花闪闪,半晌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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