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思想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十年的历史充分表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胜利和成功离不开宣传。高度重视宣传思想工作,充分发挥其强有力的作用,是我们党的一大传统和优势。陈云长期主管党建、经济工作,一贯重视宣传思想工作,他说:“经济工作搞不好,宣传工作搞不好,会翻船的。”(《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页)他在革命和建设、改革的不同时期,就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作用、正确方向和基本任务等方面都发表过简明、扼要、深刻的论述,对做好当前的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始终高度重视宣传思想工作
陈云重视宣传思想工作对经济工作的作用。1980年,波兰持续达两个月之久、遍及全国的工人大罢工引起世界广泛关注。陈云在关注波兰事态发展的同时提出:“我们有没有可能发生波兰事件?对此要充分警惕。如果我们经济工作处理得不好,宣传工作处理得不好,有可能发生波兰事件。”同上。邓小平曾经说过:“陈云同志说,经济工作搞得好不好,宣传工作搞得好不好,对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能否稳定发展,关系很大。他所以同时提出宣传工作的问题,一方面是要我们对宣传工作的成绩和缺点做出清醒的估计,另一方面是要我们今后的宣传工作能够适应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的要求,能够有助于而不是有碍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3页)陈云多次提出,要树立中央宣传部的权威,要维护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权威。他认为,从事商业工作,不能没有政治观点。商业部门的领导,如果一天到晚忙于非常具体的经济工作,对思想政治工作注意不够,就会产生事务主义,变得目光短浅。他提出“七分经济,三分政治”的口号,建议部长、副部长要领导学习,内容为总结经验、重大的时事政治问题和若干重要的理论学习。(《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
陈云高度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指出忽视精神文明建设是很危险的,要两个文明一起抓。1985年6月29日,陈云在全国端正党风工作经验交流会上的书面讲话中说:“在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时候,如果不同时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就可能偏离正确的方向。任何单位,任何领导干部,如果忘记或放松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也不可能搞好。严重的,甚至会脱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这是很危险的。”(同上书,第347页)他对当时普遍存在的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提出“这绝不是一个小问题、全党务必要高度重视”的观点。
二、始终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
陈云一生非常重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通过学习,提高了认识,通过宣传,统一了思想。
早在商务大罢工时期,陈云就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1937年,他担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中共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党代表,领导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共中央的主张。他亲自组织红军西路军进疆部队400余人学习政治和文化,并利用进步报纸《新疆日报》宣传马列主义,刊载马恩列斯的著作、毛泽东等人的讲话和文章。在延安时期,陈云通过阅读毛泽东著作,认识到工作中发生失误的原因是没有坚持实事求是,提倡在党内,在干部、青年中学习哲学,学习马列。1939年5月30日,陈云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中说:“我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的党,首先,我们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才能培养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有能力的有坚强党性的共产党员。我们的学习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学习他们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背诵教条。”(《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页)当时,延安翻译出版了很多马列著作,陈云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指出,加强党员教育是一个中心问题。各地新党员训练大纲大多偏重于工作教育,缺乏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特别需要有通俗的理论教育小册子。他对学习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提高了干部、战士的认识水平和工作能力。
“文革”期间,陈云赋闲的那段时间里,除了下厂“蹲点”外,其余时间都在逐篇阅读马恩列斯毛著作。他还写信鼓励女儿陈伟华学马列,说哲学是马列主义根本中的根本,是观察问题的观点,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四卷《毛泽东选集》中都贯穿着唯物辩证法。学习马列主义,增加革命知识,不能单看几篇哲学著作,还要从其他方面学习。他还要求评弹工作者学习马列著作和毛选,特别强调要学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说:一个人无论从事什么工作,有还是没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思想方法,工作起来会大不一样。他致信中央党校校长王震、副校长蒋南翔,说:党校学员既要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为主课,又要学习一些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必要的专业知识,以提高领导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2页)80年代末,陈云认识到有些老同志虽然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理论水平需要提高,同时也为了带动新干部乃至全党同志学习哲学,遂致信薄一波、宋任穷并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说,应组织中顾委常委和在京委员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1978年,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发言中再次提出要研究和学习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并把“交换、比较、反复”作为弄清“实事”的重要方法。
三、致力于宣传党的纲领、方针和政策
陈云一直强调,我们的报刊舆论工具要大力宣传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宣传革命精神。陈云认为,在推行政策之前,一定要做好舆论宣传工作。制定和实施重大的计划和方案要发挥报纸的作用,事先在报纸上公布,征求人民意见,以使决策更正确,执行起来更顺利。
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改革时期,他紧跟形势努力宣传党的斗争路线、政治纲领和政策。1930年陈云就提出:要在工人中加紧共产主义宣传;职工运动要以政治口号为中心,但同时要解释经济口号之作用,因为这是团结最落后的群众到政治斗争中来的重要方式;要明确指出应组织模范产业工会。(《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94页)1934年,陈云在《建立白区工作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提出,要“用我们的反日纲领,活泼地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把群众争取到我们这边来”,“通过深入的宣传,争取更广大的群众在苏维埃革命旗帜之下,扩大反日反国民党投降政策的斗争。”“在经常的宣传鼓动中,在每个斗争中,在一切日常工作中,党要宣传苏维埃土地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的反帝政纲及各种保护工农贫民的法令,发动白区群众起来组织‘红军之友社’,募捐援助红军。党和工会要组织白区的群众到苏区来参观,我们要给以热情的招待和欢迎。”(《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8页)1939年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发表了陈云的题词,旗帜鲜明地号召全国人民“为全中国人民解放而奋斗”。(《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40页)
1950年6月6日,陈云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的发言中,提出要学习和执行共同纲领。他建议财经机关每个干部都发一本《共同纲领》,不但要读书,还要照着做。(《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1957年7月16日,陈云同李先念主持全国粮食会议,指出,要发挥报纸在制定重要决策方面的作用。1979年,针对少数人张贴反对上海市公安局发布的通告的大标语,陈云批示:人民有民主权利,但也必须守法,否则我们会一事无成。1982年,陈云在一份《信访简报》上批示,要求发挥报纸在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中的作用。“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并且登报纸,否则党风无法整顿。”1985年,陈云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论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指出,“应当把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作为思想政治的中心内容。这种宣传教育不能有丝毫减弱,还要大力加强。”“在加强共产主义教育的同时,还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274、352、353页)陈云还为很多书刊、组织题词,宣传党在建设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方针政策,要求发展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宣传贯彻党在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方面的路线和方针。
陈云认为,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实事求是,既要符合实际又要注意宣传效果。1989年,陈云为《解放日报》创刊40周年题词:“实事求是,做党和人民的喉舌。”
1949年10月,陈云讲到目前的财经工作说:报纸的报道不要天天说好,也不要说外行话,要提倡说老实话。在编写《辽沈决战》一书中,陈云主张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评价林彪的功过。1956年3月,陈云在《公私合营后一些问题的解决办法》中指出,报纸不能宣传公私合营后出现的增资捐献活动,以免发生强迫命令现象。“如果提倡的不适当,就会发生偏差,好事会变成坏事。”1960年,陈云在指导上海市评弹团工作中指出,报纸上的表扬要恰如其分,对青年要多鼓励,不要捧。在改剧本的过程中,一定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不要随意指责,动不动就扣帽子,说“左”和右,那样会搞得很紧张,结果大家都不敢搞了。不如各唱各的,百家争鸣。他说:“好事要做,但要量力而行。如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报上宣传得很厉害,这个问题能都解决吗?宣传上要有人把关,有些事情可以做,但不要登报。”1980年底,陈云在讨论农村经济政策时指出,“这几年农村变化很大,许多问题既不要干涉,也不要在报上大吹,看一段时间以后再说比较稳当。”(《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316页)1989年政治风波中,当时中央常委有两种不同的声音,陈云指出,“有些报纸进行了错误的宣传,使得中央和地方的不少领导同志都不了解真实情况。”(《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9页)这都说明宣传思想工作既要符合实际,也要注意效果,不要做反面宣传。
陈云认为,宣传工作要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他主张要大力扶持正气,宣传共产主义、爱国主义、英雄主义,要宣传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同时,要揭露和打击敌人,要揭露和打击各种犯罪活动。
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上出现了淫秽出版物。陈云要求严查淫秽书刊,他指出,对出版和售卖黄色出刊物的,要先进行教育,对为首的和教唆犯要严惩。根据陈云的指示,教育部、公安部党组、共青团中央向中央报送了《关于淫秽书刊在中学生中流传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此后,加强了查办淫秽书刊的工作,狠狠打击了犯罪分子。
1985年2月,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党的宣传工作,我看现在也有点乱。主要是报纸、电台、电视台宣传有点乱。奖金不封顶这个问题要重新考虑。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中提出的全面地系统地改革,这是就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讲的,不是说马上就要全面地系统地改革。但报纸上经常出现这种宣传,这样讲不合乎实际。”“报纸、电台、电视台的事,中央宣传部要主动地管一下,要一个一个地管才好,不管不行。”(同上书,第345、346页)
四、服务革命、建设,服务人民是根本任务
1936年10月,陈云在《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防止奸细的破坏》一文中指出,报纸登载革命战略和策略,对革命斗争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外国有过许多地方的革命组织不能存在,而只能由很少数的领导人出版一种报纸,在这个报纸上时常登载指导革命的战略和策略,而那些与革命组织失去联系的革命者,也并不因为与革命组织失去联系而不能工作。恰恰相反,他们按着这些由远方来的报纸上的指导方针,独立地去进行革命斗争。”(《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页)
陈云善于运用报纸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他说:“领导不会利用报纸,是手工业式的领导。”早在领导江苏农民运动的1929年,陈云就提出了根据农民自身的水平和可接受程度,更多地采用壁报、图画、歌曲等喜闻乐见的形式在农村进行宣传工作。在不同时期编辑、发行刊物是革命斗争宣传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大革命时期,陈云指出要编辑临时性的、指导农民年关斗争的和经常性的两种刊物,指导农运工作。他积极发放和推销上海工会联合会的机关报《上海报》和中共中央、中共江苏省委合办的党的机关报《红旗日报》。1932年在主持中共全总党团工作时指出,要出版工人运动的报纸和《工运指南》,将共产国际决议和报告用小册子的方式发下去,总结每次工人罢工斗争的经验教训,广泛报道工人运动。抗战时期,陈云任中组部部长,要中国学生准备长期苦干,继续出版好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的机关刊物《战时青年》。边区办的《解放日报》要加强通讯社,培养好的记者,多向干部反映边区的情况。1944年他改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后,决定由财经办事处编辑边区《经济情报》,并试办全国性的《经济情报》。这个刊物后来正式编印出版时改名为《经济消息》,前后共出版30期,内容主要是从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种报刊上摘抄的财政资料和商业行情,专供中共中央领导人和财经干部参阅。
陈云除了编辑报纸,还强调要重视宣传队和宣传品的作用,主张扩大宣传队的力量,及时把宣传品发放下去。1930年,他起草决议,要求扩大《红旗日报》的发行,对如何建立发行网、通讯网作了详细规定,有力地推动了党报的发行工作。到1932年底,全省自上而下独立的发行通讯网基本形成。他还指导宣传部的工作,要求加紧宣传教育、办报、办训练班,多注意看外省的材料。1945年11月2日,沈阳刚一解放,陈云就提出要创办报纸,办好《东北日报》和党内刊物《群众》,认为这是进入东北城市后的一项重要工作。他说:“报纸是很重要的武器,影响广泛,作用迅速。用得好,可以打死敌人;但用得不好,走了火,也可以打倒自己;报纸办得好坏,主要责任在于领导。”(《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38—139、512页)陈云在《接收沈阳的经验》中阐述了报纸在传布政策、稳定人心方面的重要作用,认为:“城市的人有看报习惯,不可一日无报。对我宣传品,各阶层都是字字细读。除安民布告等预先准备好外,可先准备几期报纸稿件,一进城就立即出报。内容首先只能是刊登一些基本政策文件,各种布告和解放区一般新闻,不能一下子苛求内容生动,适合新区群众口味,但转载旧的文件,要有选择。”(《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6页)
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党和国家面临着新形势下的新宣传任务,陈云始终重视强调舆论宣传工作。他认为,新闻工作是党的喉舌,新闻、广播、印刷等宣传工具具有大量、迅速、正确、影响广泛的宣传效果,党和政府要管好新闻工作,新闻宣传不能乱。
几十年来,陈云一直关注着《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参考要闻》等报刊,以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栏目等。从中了解国内外的信息、动态和知识。陈云主张,推行政策要做好舆论工作。1955年,陈云看了马寅初的《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后指出,他完全同意文章的观点,并认为这一观点可能不会一下子被接受,任何新生事物出现都会有阻力。“推行任何一种政策,舆论准备都是不可少的。”(《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56—257页)1957年9月24日,陈云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发言提出,重大的计划方案,要在报纸上展开讨论,征求人民意见。让党内外各界人士都发表意见。这样做,可以把我们的方案搞得更妥当一点。“建设三门峡水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像这样的问题,最好是人大通过议案以前,在报纸上公布,征求人民意见,大家讨论。”他还强调:“我认为在农业上的大问题,许多工作上的大问题,可以在全国展开讨论,这样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对中国农业如何发展,不仅共产党内有意见,社会上很多人有意见。一切好的意见,我们都应该吸收过来。”(《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陈云认为报纸杂志是重要媒体,应当特别注意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发表积极向上、催人奋进的文章。他关注和指导具体的报刊编辑工作,体现了严肃、认真、科学的精神。他要求编辑要为广大读者着想,经常提醒自己“假如我是读者”、“很忙的读者”怎么办。他认为报纸是给各方面的人看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看的,但许多领导同志没有多少时间看报纸,就应该争取写短文章,写“豆腐块”文章,如果是长文章就要写提要,标小标题,搞一二三四,让人一目了然。(《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7、1759页)
陈云很重视出版事业。1952年,陈云接见商务印书馆工会主席石敏良,在谈话中提出要保留商务印书馆的招牌,以发挥它的影响与作用。1982年2月7日,陈云为商务印书馆建立85周年题词:“商务印书馆是我在那里当过学徒、店员,也进行过阶级斗争的地方。应该说商务印书馆在解放前是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题词明确了商务印书馆的地位和性质,也使商务从“文革”中形成的与有关出版社合并的体制中独立出来,进一步恢复和发展了出版业务。(《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90页)
陈云非常重视优秀文化产品的生产。他多次对编撰《辽沈决战》发表意见,提出要坚持历史唯物观点,多花一些时间以全面、准确反映历史面貌,送交中央有关领导机关把关,并服从其决定。他说,参加撰写回忆文章的人要找有代表性的,要把林彪的老部下同林彪区分开,辽沈战役重点还是应该写政委罗荣桓。陈云一生喜爱评弹,也鼓励用出书、编写广播剧的方法推广评弹艺术,他还主张加强对评弹的理论研究。
宣传思想工作在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曾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陈云在这方面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当前,要实现党的十七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宣传思想工作担负着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重大任务,担负着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重大使命。2007年1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切实做好新形势下的宣传思想工作,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需要,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需要,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需要。我们应该借鉴老一辈革命家在这方面的思想和实践经验,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推向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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