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陈云社会救济思想的研究，学术界尚未引起充分的关注。建国后，陈云的社会救济思想涉及到多个方面，具有丰富的内涵。限于篇幅，本文择其两三个方面做一分析。

　　一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而频繁的自然灾害对国家经济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按当时的统计，一般年度工农业直接经济损失为100亿元人民币左右。1949年，全国从南到北的几条主要河流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洪水灾害。珠江流域的西江干流、长江沙市、汉口等地出现了百年来罕见的特大洪水。

　　为此，中央人民政府制定了防治自然灾害的总方针，即“以防为主，防救结合”。根据这一总方针，内务部提出了救灾的具体措施，即“节约防灾，生产自救，群众互助，以工代赈，辅之以必要的救济”。1950年2月10日，在政务院召开的第19次政务会议上，陈云出席并在讨论救灾问题时指出，必须把大批粮食掌握在国家手中，才能机动使用，否则会陷于被动，而运粮的根本方法在于修铁路。（《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页）两周后，2月27日，中央生产救灾委员会成立。不过几日，陈云在《关于统一国家财经工作》的报告中，谈到了包括运粮、救灾等具体工作，提出务必要节约开支、增加收入和统一收支管理。3月3日，政务院第22次政务会议通过了陈云起草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其中的重要一条，就是对统一调配公粮作了具体规定。全国各地所收公粮，除地方附加粮外，全部归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统一调度使用。各省、市、县、区人民政府，非依照粮食局支付命令，不得支取公粮。这样，就使粮食的调配权集中到了中央。同时，省、市、县、区人民政府负有保管公粮不使损失腐烂以及协助运输的责任。（《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页）陈云对如何调配公粮的问题一直比较关注，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使用措施，在付诸实践后，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面对一些地区严重的饥荒，作为全国经济总管的陈云也深知问题的严重性。为此，他于1950年3月起草了一封致中共中央局、分局并致各省市委、各级财委党组、各野战军的电报，以他与薄一波的名义写出，报请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审阅后发出。在这封电报中，陈云提出了几条具体建议。首先，他列举了四条引发人心不安的原因：一是去年近海沿江地区受灾歉收；二是历来依靠外粮入口的大城市对粮食供应感到不安；三是新区征粮数目较解放前低；四是新区人民对本地公粮外运有恐慌心理。在如何救济的问题上，他提出，一是要认真进行并派员视察，二是要适当发放救济粮。只要做到了以上几点，春荒就可以渡过。（《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就在发出这封电报的次月，即4月13日，陈云在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作了《关于财政状况和粮食状况》的报告。陈云在充分了解财政和粮食状况的基础上，对1949年的灾情和1950年的粮食准备工作和救灾工作进行了具体分析。他指出，1949年的灾情是严重的，灾害基本上都是水灾。皖北、苏北、山东、河北、平原五省区受灾很重，华中、西南、东北、西北各省的个别地方也有灾情。全国统计农田受灾12795万亩，灾民共约4000万人。其中集中的大块重灾区，共2800余万亩，最需要救济的重灾民约有700万人。（《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陈云指出，当前我们还面临着两个问题，那就是今年全国的粮食供应够不够，会不会发生大困难和灾民能否渡过当前的春荒？他向与会代表汇报了1950年我们国家粮食的准备情况：东北入关103万吨，四川运出20万吨，浙赣、粤汉两铁路沿途若干地区可运出约30万吨。如有必要，东北进关粮食还可增加。同时，国家还准备在必要时购进若干外国粮食。（同上书，第80页）这样一分析，就增强了代表们抗击自然灾害的信心。

　　城市的救济不同于农村，城市不直接生产粮食，反而是消费粮食的集中地。农村能否保证城市粮食的充足供应呢？无疑这也是中央政府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陈云指出，除因内地交通十分不便而暂时又被封锁的个别海口城市，今年可能感到暂时的粮食困难外，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南京等大城市及各省城市，均会得到必需的粮食供应。他补充了当年国家公粮可在市场上出售的数量，除东北之外有90亿斤，即450万吨。按照当时全国大小城镇的人口不超过9千万，450万吨粮食，就足够供应1/3左右城镇人口全年的食用。国家以如此大量的粮食供应城市，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陈云以一笔笔准确的统计数字给大家交了个底，无疑给各大城市负责人吃了一颗定心丸。陈云还提出，务必加紧粮食的管理。笔者根据有关数字统计，从1950年春季到1964年春季，全国春荒人口约有109421万人。（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中国灾情报告（1949—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第267页）经过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调拨，减少了受灾人口，稳定了建国初年的社会秩序。

　　1953年10月13日，陈云出席全国粮食紧急会议，并作了总结发言，提出全国粮食务必统一调配，实行“统购统销”的政策。作为全国经济的大管家，陈云始终重视粮食问题，深知囤里有粮人心不慌的道理，一直在探索如何解决百姓吃穿这一最基本的问题。1957年9月24日，陈云在《解决吃穿问题的主要办法》一文中提出要扩大灌溉面积。他认为这是农业增产最可靠的办法之一。1960年11月，陈云指出，解决粮食还要开源，千方百计增产粮食。要通过粮食调运加强粮食的宏观调控。政府进行粮食调运是为了保证全国民食所需，把偏僻地区的余粮调到可以机动的交通线上，既可以进，又可以退。只有这样的调度和部署，才能供应全国的粮食需要。

　　二

　　陈云十分重视水利建设。他认为，水利建设是治本的工作，是百年大计。这也是陈云社会救济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1951年5月16日，陈云在中共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每年都可能有水灾，每年的预算里都要列上救灾经费。要建水库，筑塘堰，山区更要种树种草、保持水土，华北、西北地区还要多打水井。水利建设是治本的工作，是百年大计。为应付水旱灾害，要注意储备粮食，手中要有100亿斤粮食。手中有了粮食，就不怕打仗；解决了丰年积谷和修筑铁路，就可以分别储备粮食和调运粮食，也可以调整农业布局。（《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99页）1950年6月3日，中央防汛总指挥部成立。各大行政区、各省市、各流域机构均先后组成以地方行政为主体、有当地驻军首长参加的防汛领导机构，研究布置防汛工作。陈云一直重视淮河和黄河的治理工作。1950年6—7月淮河流域因发生特大洪水，造成严重水灾。河南、安徽境内受灾面积约达4000万亩，灾民1300万；其中灾情最重的皖北区，淮河蚌埠以上水位超过1931年最高洪水位，各河决口324处，成灾人口998万，转移灾民109万。1950年7月淮河流域全线决口，遇到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水灾。7月20日，毛泽东主席了解情况后，当即作出了“关于根治淮河的决定”。从此，大规模的治淮运动便全面开展起来。几日后，陈云主持召开中财委第35次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代政务院草拟的《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1952年3月19日，陈云复函水利部、财政部并报政务院，同意两部所报该年度《治淮工程综合计划纲要》。指出自1952年起，治淮工程已进入除灾兴利阶段，要求派负责干部前往督工，派工程检查小组赴淮河上、中、下游各施工地段进行重点检查，杜绝浪费，以保证工程于汛期之前按期完成。

　　与治理淮河相比，黄河治理的难度更大。1951年4月11日，陈云致信周恩来，说：黄河多年失修，河床愈冲愈高，如发生流量2.3万立方的洪水，将比历史上的灾情为大。黄河水利委员会提出了一个为减轻黄河水灾，变大灾为小灾的方案，即在必要时主动淹掉平原省三五百万亩地，以避免华北其他各省淹掉四五千万亩。（《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91—92页）10月底，毛泽东主席亲临黄河视察，嘱咐“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1955年7月18日，陈云出席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第15次全体会议，在讨论《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时，陈云指出：开发黄河是件大事，要充分把水资源利用起来，要把干流和支流放在一起治理，发电和防洪相结合，进行整个流域的规划。根治黄河需要科学和群众工作相结合。水土保持要依靠群众，移民也要依靠群众。12月1日，周恩来向中央书面报告黄河三门峡防洪工程的施工领导问题，毛泽东批示后，刘少奇、陈云等核查审阅。一日之后，周恩来又同邓子恢等研究确定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名单，陈云又与政治局委员加以核示。陈云十分注重水利工程的建设。1960年10月24日陈云视察三门峡水库大坝建设工地，指出一定要严把质量关，把工程建设好，保证万无一失。

　　在陈云看来，与防旱相比，治涝问题也同等重要。1958年3月7日，陈云主持国务院第72次会议时指出，对涝灾要采取积极的态度，过去是排涝，现在要蓄涝，牺牲3%（南方可能只要1%）的土地，以保证97%的土地不受旱灾。（《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11页）他在《解决吃穿问题的主要办法》一文中指出，全国解放八年以来，在农业的灾情中，水灾多于旱灾，涝灾又多于洪灾。涝灾在河北、山东、河南、苏北、皖北更多一些，约占一亿亩耕地。在治涝和开荒的问题上，陈云提出治理水涝比开荒更为有利，因为治涝以后每亩产粮和开荒以后的亩产差不多，大概都是150—200斤。同时治涝地区人口多，易于动员人力。否则，如果不治涝，每年需要救济大量的粮食，就成了全国之累。这些地区是经济作物比较集中的地区，治涝以后，农民敢于大量施肥，经济作物可以增产。治涝要有十年左右的时间。1955年冬到1956年春兴修水利的运动，扩大了1亿亩水地，取得了可观的成绩。陈云也指出这场兴修水利的运动中也存在着很大的缺点，主要发生在打井地区。他分析这些缺点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没有很好地注意因地制宜，不该打井的地方也打了井，如没有水源的地区和涝洼地区就不适宜打井；二是走群众路线不够，有些地方干部有强迫命令的现象；三是有些地区任务定的过大，开始时提出全国扩大水地一亿七千万亩，指标太高了；四是提水、修理渠道、平整土地等技术方面的具体指导不够；五是兴修水利挤掉了副业生产，以致使农民没有买油盐的钱。这些缺点都需要及时加以纠正。（《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4页）陈云所指出的这五个方面的缺点，问题主要是出在主观上，即人为因素要占很大的比重。而这些问题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有很多，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都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地方兴修水利运动中盲目激进的情绪。陈云提出这五个缺点也是一定程度上对当时盲目浮躁风气的批评，当然这种批评具有高超的技巧。

　　陈云的这些精辟的见解和观点，主要来自于他的实地调查和研究，来自于对各项数字的准确分析，更来自于对人民群众力量的充分认识。1960年10月，陈云到黄淮海地区调查农业和水利情况。10月18日至26日间到河南调查。他还派出秘书到安徽省阜阳地区了解农村情况，而后去南京了解江都提水工程以及扬州里下河地区的灾情。在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之后，陈云于10月3日致信毛泽东汇报赴河北山东两省考察农业及灾荒的情况。他在报告中说现在山东灾情比河北更严重，中央务必要准备十亿斤左右的粮食支持山东河北两省，只有实行这几项具体措施，才能使这两省在今后二三年中渡过困难。他最后补充说，这样做的后果，最重要的是他们把水留住了，这样既可除涝又可防旱。1960年11月陈云先后视察江苏、浙江等地，听取了当地部门汇报的关于农业、渡灾和农牧生活安排的情况后，他作了有关指示，并反复强调要充分发挥人民在防洪救灾中的积极作用。1963年8月上旬，河北省中部京广铁路沿线地区连降暴雨，引发太行山东侧几条河流出现特大洪水。这一带城乡人民奋起抗洪抢险，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为了宣传抗洪斗争的英勇事迹，12月13日河北省委在天津举办了一次抗洪事迹展览会。正在上海疗养的陈云闻讯后为展览会题词，内容是：“防洪斗争的胜利是人民力量的胜利。”

　　三

　　陈云对当时严重的城市工人失业问题极为重视。针对失业问题，他提出要加大城市失业救济的力度，并制定了一系列可行的救济方案。解放伊始，全国失业问题相当严重，大城市的失业问题则尤为严重。1950年春夏之际，全国市场萧条，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增多，其中以上海较为严重，出现了所谓的“四月危机”，即当时上海四月份的市场交易额大幅下降，其中大米和棉纱比一月份分别下降了83％和47％，失业工人已达20万人。当时陈云称之为 “现在政府挑的是‘两筐鸡蛋’，不要碰破一头”。（《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1页）说的就是既要稳定物价，又要维持生产以解决资金困难等问题。为此中共中央召开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寻找调整工商业的良策。毛泽东要求上海方面积极解决税收和失业问题。上海市委积极采取对策，最后终于度过了“四月危机”。1950年5月8日到26日间，在中财委主持召开的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北京、重庆、西安等七大城市为主的工商局长会议上，陈云指出：现在工商界主要的困难是商品滞销，由此引起工厂关门，商店歇业，失业增加。从全国来看，这种现象带有很大的普遍性，除了发生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外，许多中小城市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根据全国总工会的估计，当年三四月间全国新增加的失业职工已增加到约10万人，其中上海5万，武汉2.5万，天津1.4万。陈云指出，全国实际失业人口已不止此数，全国各大城市的失业人口约有38万—40万人，而全国失业人口总数已达到117万人（包括东北的12.5万人）。从统计数字来看，当年1—4月，14个城市中有2945家工厂关门，16个城市中有9347家商店歇业。从困难程度来讲，大城市重于小城市，上海重于其他城市，工业重于商业。工厂越大则困难越重。从行业来说，以粮食、布匹等批发业及高级消费品行业最重。陈云对此作了分析，指出商品滞销和生产过剩的原因很多，主要是12年来通货膨胀所造成了的虚假购买力的迅速消失，而其他原因则有人民购买力的降低、季节的影响、公债的发行等多种因素。新旧政府的更迭反映到消费上也有很大变化。当年干部共360万人，其中政府干部240万人，军队干部120万人。这些干部从消费水平来讲，比国民党时代的公务员低很多。陈云还以上海市长陈毅为例，说陈毅每月能够自由支配的款仅合50斤小米，较之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祯相差很大。解放以前，城市居民的实际购买力估计每年合1400亿斤小米，而现在已降低到约1100多亿斤，从数字比例来看已下降了20%。为此，陈云提出了解决目前工商业困难的五点办法，其中第五条就是要重点举办失业救济，这些办法，都必须与稳定金融的政策相辅而行。陈云指出，金融稳定对工商界和绝大部分人民是有利的。这些观点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陈云的社会救济思想涉及到救济灾民、救济城市失业工人等多个方面，内涵极为丰富。陈云也极为关注各个问题的内在联系，他在提及粮食调运的问题上，联系到了交通运输问题，强调交通运输对调运粮食的重要性。在救灾问题上，陈云在注重直接救灾的同时，也提出务必开展百姓的生产自救。（《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在开展全国性的兴修水利的运动时，他指出水利投资应该主要依靠群众，国家要帮助，但不能完全依靠国家。如果一味依靠国家的拨款，物资和现金便不能平衡，反映了陈云对国家资金的统筹安排和全局安排的能力。陈云有关社会救济的思想，是其经济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思想，对当时国家的社会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样，对我们今天的社会救济或社会保障等民政工作也有着很强的指导作用，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