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进入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为其重要成员。陈云长期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和重大措施，特别是他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和奠基所建立的功勋尤为卓著。他在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卓越才能，为毛泽东所赞扬，为全党所敬佩。

　　一、陈云与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7月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种种原因，在党的中央并没有真正形成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及以后形成的。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过程中，陈云发挥了重要的、关键性的作用。

　　（1）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会上，陈云作为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六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一，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与其他支持毛泽东的同志一起，反对当时在党内居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在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从而也挽救了中国革命。会议推举毛泽东为常委。从此，毛泽东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由此，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形成。因此，可以说，遵义会议奠定了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的重要组织基础。在此过程中，陈云的贡献功不可没。

　　（2）积极宣传遵义会议的决议，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舆论基础。遵义会议结束后，陈云撰写了《遵义会议传达提纲》，并到各军团干部中传达。他对遵义会议精神和成果的传达，对于全军了解此次会议的精神、统一全党的思想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遵义会议后在长征途中，陈云奉命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介绍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1935年10月15日，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上作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明确指出：“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同上书，第34页）在此前后，他还化名撰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页）在国际国内宣传红军长征的壮举及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中的领导作用。这对于共产国际了解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及其领袖毛泽东起了重要的、关键的作用。

　　（3）延安时期，积极贯彻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陈云积极参与清算党内错误路线的影响，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带头学习和阐发毛泽东思想。在陈云和其他领导同志的共同推动下，我们党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1945年6月，中共七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随后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等13人为政治局委员。由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

　　总之，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的几个关键环节上，陈云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在1945年8月2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云和彭真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200512）》，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18页）成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候补成员。

　　二、加固“防护林”，陈云成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中共七大确立的中央领导机构的格局一直延续到建国初期，其领导集体的成员也基本保持稳定。后由于任弼时长期因病休养，党中央开始物色新的人选。1950年6月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陈云在任弼时因病休养期间，参加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并由毛、刘、朱、周、陈组成七届三中全会主席团。同年10月任弼时逝世后，陈云正式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至此，陈云开始进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1956年8月22日，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在邓小平就中共八大的六个文件作了说明后，毛泽东就关于中央的组成又作了说明。他说：“主要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工作的有利，准备设几层屏障，有总书记。想组织一个书记处，这个书记处是一个机关，管日常工作。政治局还设一个常委，常委相当于过去的书记处。还有主席、副主席。”接着，他进一步解释作如此调整的原因。他说：“我们这么一个大国，6亿人口，1100万党员，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总觉得孤单。‘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或者是从飞机上掉下来，或者是一个炸弹下来，把主席打死了，还有副主席，把一个副主席打死了，还有三个副主席……统统打死了，还有个总书记，总而言之是有备无患。”（石仲泉、沈正乐等：《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页）透过他的讲话可以看出，中央领导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强集体领导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防患于未然。

　　9月13日，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讨论选举问题时，毛泽东着重就设几个中央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讲了话。他说：“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对此，他再次解释说：“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党的文献》2006年第1期）他请与会者酝酿酝酿，看这样是否妥当，还请与会者向八大代表们征求征求意见。

　　会上，当陈云对自己被提名为副主席深感不安并说“我觉得我这个料子不适当，可以不必加我”时，毛泽东对陈云作出了中肯的评价：“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至于顺不顺，你们大家评论。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工人阶级成分少吗？我看不少，我们主席、副主席五个人里头就有一个。”（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党的文献》2006年第1期）

　　毛泽东关于中央领导机构改革的设想得到了八大代表的一致赞成和全党的拥护，写入了八大通过的新党章。经过毛泽东的“宣传”，更主要的是由于陈云的卓越功绩、杰出的才能和崇高的品德，深得全党信赖和认可，因此，他在中共八大上顺利当选为中央委员。在随后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党中央副主席。由此，他成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龚育之：《党史札记末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54页）正是由于八大的铺垫和安排，陈云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之一，同邓小平一道担当起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三、陈云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地位与历史贡献

　　自陈云进入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后，根据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分工，他长期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处在领导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岗位上，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之一，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历史性贡献。因此，他在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地位和作用集中体现在新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方面。

　　（一）建国初期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直接指挥者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开始主持中央财经工作。他首先组织领导了建国初期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迅速根除了国民党时期留下来的脱缰野马般的通货膨胀，恢复发展了经济，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并具体组织领导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一五”计划的制定和经济建设工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从旧中国接收的是一个烂摊子。外有帝国主义经济封锁和战争威胁，内有通货膨胀、经济秩序混乱，情况错综复杂。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国内外不少人存在着怀疑。有人甚至断言，共产党是军事100分，政治80分，经济0分。刚刚执掌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严峻考验。在党中央领导下，陈云采取一系列灵活果断措施，迅速稳定金融和物价，遏止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出现的长达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实现全国财经的统一，安定了人民生活。随即又通过采取加工订货、促进城乡交流等措施，对停滞的工商业进行了有效调整，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主导下协调发展，促进了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此后，在保证抗美援朝战争需要的同时，用不到3年时间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为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做好了准备。毛泽东对陈云在这一时期表现的经济工作领导才能非常赞赏，称之为“能”。（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223页）

　　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是一项全新的事业。陈云创造性地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提出过许多正确的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和重要措施。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1953年我国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供求日趋紧张，陈云及时果断地向党中央提出了统购统销的建议。统购统销政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水平低、基本商品严重匮乏的情况下，以及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时期，有效地保证了城乡社会主义建设的最迫切需要，保证了广大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

　　（二）社会主义经济新体制探索的先驱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这种经济体制，实质上就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它基本上适应建国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的需要。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推进，这种体制也逐渐暴露出很大的弊端。主要是管得过多、过死，地方和企业缺乏自主性，导致不少商品品种减少、质量下降，经营不灵活。鉴于此，党的八大前后，陈云针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暴露出的弊端，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1956年9月20日，陈云在中共八大上发言，根据自己一段时间来对经济体制的思考，结合当时中央其他领导人和有关部门在这方面的探索，向大会提出了比较完整、系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总体构想，这就是著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设想。（《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这是结合我国实际、突破苏联经济模式的一种新构想，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胡锦涛：《在陈云诞辰百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05年6月13日）

　　但是，由于当时经济工作中首要的任务是实现工业化。在生产力水平低、底子薄的情况下必须集中财力物力，这种情况使市场作用扩大受到很大限制。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党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发生“左”的错误，陈云这些与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不相符的设想实际上已不可能付诸实施。

　　（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坚定执行者

　　争取尽可能快地发展国民经济，改变我国长期贫穷落后的面貌，改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是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随着“一五”计划的大规模开展，如何处理好快速发展国民经济的愿望与新中国自身资金、技术、物质基础等资源局限不足的矛盾，制定合适的发展速度，是摆在新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一道现实难题。对此，陈云依据我国的国情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建设方针。

　　1954年6月30日，陈云在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情况向中共中央的汇报中说：“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但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会是相同的。一个国家，应根据自己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规定计划中应有的比例。究竟几比几才是对的，很难说。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242页）在陈云看来，这种平衡不是消极的平衡，而是积极的平衡，是紧平衡。因而建设规模和发展速度，是紧平衡下的最大可能的规模和最快发展速度。

　　但对这样一种确定发展速度的方法，党内在探索中认识上并不一致。1955年7月，毛泽东感到农业合作化的速度太慢，因此，指责某些干部像“小脚女人”。随即他把对农业、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扩大到了经济建设领域。他主张不要按常规走路，“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40页）当前的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

　　由于从指导思想上抛弃平衡观点，就使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思想在党内迅速膨胀起来。在批判“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的口号激励下，各生产部门纷纷开始修改自己原定的生产计划。1956年初，各部专业会议，大都要求把15年远景设想和《农业十七条》中规定12年或8年的任务，提前在5年甚至3年内完成。当时的形势正如周恩来所说：“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

　　面对这股建设高潮，周恩来以及主管经济工作的几位副总理，虽然也为这种积极性所鼓舞，但由于他们职责所在，经过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和分析后，头脑最先冷静下来，不约而同地提出要防止和反对盲目冒进的问题。他们在组织1956年的生产建设和编制1957年的计划与“二五”计划草案中，进行了反冒进的努力。后来，陈云总结这一时期的教训时说：我当时的办法就是“砍”，“砍”到国家财力物力特别是农业生产所能承担的程度才定下来。

　　在具体工作中削减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压缩过大的基本建设规模后，陈云并没有就此满足。他通过总结“一五”期间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和这一阶段反冒进的思考，系统地提出了以“国力论”防止冒进的理论。1957年1月，他在《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讲话中指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页）据此，他提出了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的著名思想，并且说明应当“以三大平衡这样的制约方法，来防止经济建设超过国力的危险”。

　　由于反了冒进，1957年的综合平衡工作做得比较好，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较为协调，“二五”计划也制定得比较合乎实际。如果照这样的势头继续前进，中国的经济建设极有可能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高质量、高速度的发展时期。

　　（四）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的主要指导者

　　20世纪50年代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我国经济受到重大损失。从1960年起，工农业生产连续大幅下降，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财政经济极度困难。特别是农村，在高指标、共产风影响下，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加上自然灾害，饥荒已在全国蔓延。1961年初，全国被迫进行调整，但由于始终对困难估计不足，没有下决心把过高的工业生产建设指标降下来，经济下滑仍难制止。面对这种局面，人们期待着熟悉经济工作的陈云能够拿出摆脱困难的意见。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支持下，1962年春陈云重新出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

　　在这次国民经济调整中，为挽救危局，陈云以他一贯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充分估计国民经济中的困难，按照站稳脚跟、稳扎稳打的原则，提出了一整套明确具体的调整方针和政策。这些政策主要包括：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网开一面安排市场，出售不按人口定量的高价食品，回笼货币；进口粮食，加强农业生产等。广大干部由于吸取了三年困难时期的教训，上上下下对调整措施的认识比较一致，执行起来卓有成效，因而使国民经济逐步止跌回升，于1965年转入正常发展。

　　但这次为纠正“大跃进”错误而进行的经济调整，只当作非常时期的措施，对“大跃进”本身指导思想的错误没有触动，因而当经济状况开始好转时，急于求成的经济建设思想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刚刚呈现协调发展好势头的国民经济，又被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所打断。在调整中建立了卓著功勋的陈云，再次被迫检讨，并离开了经济领导工作岗位。

　　综上所述，从建国初期稳定和恢复国民经济的斗争，到参与领导社会主义改造和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组织开展全面的经济建设，到倡导和实施国民经济的几次大调整，到提出重视市场作用的主张等等，前后数十年，一次次经济决策的出台，一场场经济战役的胜利，一道道经济难关的渡过，一项项经济建设的成就，都经过陈云的深思熟虑和果断决策，都凝聚着他的心血、经验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