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是中国共产党内富于实事求是精神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所倡导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唯物主义观点和辩证思维方法,是他发展和运用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集中表现,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的创造性发展。陈云这一思想在经济建设领域的运用突出表现了其实事求是思想的鲜明特点。
一、以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为其实事求是最基本的出发点
陈云在参与和指导党的经济工作的长期实践中,一贯讲求实事求是。对此,他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发表的重要文章中说:“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1977年9月28日《人民日报》)陈云所主张和始终坚持的实事求是思想,还有一个特点很值得重视,就是他所坚持的观点和意见都是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联系在一起的。
陈云历来重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并始终把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问题作为搞好经济工作的基本出发点。他在1951年谈到要促进城乡交流时曾说过:“中国现在有几万万农民,有几千万手工业者,有几百万产业工人,这就是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我们每件工作都要对他们有利益。如果没有廉价的工业品供给农民,并且把他们的土产推销出去,那么工农联盟就不能巩固,农民就会说:‘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都很好,但是鸡蛋卖不出去,桐油跌价,那就不好。’所以城乡交流是一件大事,要动员全党的力量去做。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就是为人民服务,不解决实际问题谈为人民服务,则是空话一句。”(《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陈云不仅强调做经济工作的同志要高度重视解决群众的物质利益问题,而且还把满足广大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与搞建设摆到同等重要的地位。从这一思想出发,他明确提出了“搞经济建设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必须兼顾,必须平衡”的主张。1957年他曾强调,蔬菜供应问题是大中城市的党委和政府面临的很多重要问题之一,“其意义决不在建设工厂之下,应该放在与建设工厂同等重要的地位”。(《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页)在1962年的困难时期,陈云更为重视人民群众生活供应问题,曾说:“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同上书,第210页)在这里,陈云已经把重视人民群众生活,提高到“重要国策”的高度。
那么,从经济建设的角度,究竟应该怎样来处理经济建设与解决人民群众物质生活之间的关系呢?在陈云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要遵循马克思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原理,特别是要遵循工农业发展之间要有一定比例的原理。对此,他在1957年曾指出:“我国农业对经济对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约束力。”(同上书,第55页)1979年3月,他进而明确地讲,工农业之间要遵循按比例发展的原则,“别的国家没有这么多人,没有这么多农民。农业要用电,大工业要用电,电总是紧张就是了。按外国的数字,生产多少吨钢,相应地要有多少度电,这种计算方法在中国不行。搞建设,必须把农业考虑进去。……这是一个根本问题。许多办工业、办商业的同志不大考虑这个问题”。“总之,九亿多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革命胜利三十年了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同上书,第251页)这就决定了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必须使十亿人民有饭吃,这是“我们经济工作的另一个大方针”。(同上书,第306页)
从上述情况,我们不难清楚地看到,陈云在考虑国家的经济建设时,始终是把经济工作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联系一起的。这一方面说明,他的经济建设思想的形成是以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实际为源泉的,同时也表明他的实事求是思想运用于经济领域时,其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解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问题。
二、注重调查研究,以调查研究的结果作为自己思想和主张的坚实依据
陈云认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两点必须做好,其一是要有“只唯实”的坚定立场,其二是要有“求实”的正确途径和科学态度。有了坚定的立场,再加上正确的途径和科学的态度,这是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前提、基础和保证。
陈云注重进行调查研究,并将调查研究的结果作为制定政策的坚实依据。在每一项决策出台之前,陈云总是强调要先进行调查研究。1956年11月,他曾强调指出,“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1962年初,他再次强调说:“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同上书,第189页)
先进行调查研究,然后再作决策,这是陈云的一贯作风。1959年他接受中央落实钢铁产量指标的任务后,花了三个月时间,对钢铁工业内部各个环节的比例关系和资源状况、设备状况、生产能力等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经过认真测算,最后才顶住当时盛行的浮夸风,提出自己的意见:把钢产量由原定的1500万吨压缩为1300万吨,钢材产量定为900万吨。在陈云看来,仅仅进行上述调查研究作为决策的依据还不够,因为“还没有对钢铁同其他工业的关系进行综合研究,更没有对整个工业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关系进行全面研究。仅仅就钢铁论钢铁来规定钢和钢材的生产指标,还不可能完全确当。因为钢铁只是整个工业和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环节,钢铁指标定得是否确当,经过综合研究以后才会看得更清楚。”(同上书,第136页)这段话的字里行间,可以说都是实事求是精神的表露。
从把“实事”看清楚的途径来说,陈云认为:找一两个典型作“兜底查”是正确的方法。1940年12月,他在一份发言提纲中曾这样写道:“兜底查。检查支部和乡的工作,要抓住一两个典型,总结出经验,教育其他。”1961年6月27日至7月11日,他在上海青浦县,曾就母猪公养还是私养好的问题到小蒸人民公社做了一个“兜底查”。他亲自调查了该公社15个养猪场中的10个养猪场,并召开了两次养猪问题座谈会。8月8日,他致信邓小平,报送了在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进行农村调查的三份报告。其中的一份调查报告写的就是母猪公养还是私养的问题。他在《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这份报告中指出,母猪私养好。这在当时上海的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是一个正确的结论,母猪还给农户后,快死的救活了,瘦的变胖了,化肥不足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受到了农民的欢迎。
1979年,在纠正新的“冒进”风潮中,一些人对引进日本技术建设上海宝山钢厂的决策提出不同看法,引起了很大争议。对此,中央决定由陈云领导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对其进行审查和拍板定案。为此,陈云决定首先安排在北京的专家开研讨会对宝钢问题进行论证,尔后为进一步摸清宝钢的情况,他不顾高龄和病弱之身于5月31日亲自赶往上海,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调研。在上海的调研中,他通过召集上海市冶金局几位专家和负责宝钢建设的领导同志参加的会议,就有关市场、技术、设备、人才、电力和运输等配套情况举行座谈;同时通过与上海市委有关负责人就技术准备、立足重点、领导力量和外部协作条件(如配套设备,煤、电、运输、码头、河道治沙,以及一机部的协作配套)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最后定下了“宝钢要搞到底”的决心。他还提出了上海方面对搞好宝钢要负起责任;建设时间可以拉长一点,稳步一点;配套方面要立足国内,宝钢的设备和技术资料则立足国外,把“立足国内和立足国外有机结合起来”。从今天宝钢建设所取得的建设成就来看,陈云的亲身调研对于建设宝钢决策的形成是发挥了重大作用的。
三、运用计量分析法探究事物发展的理性根据,追求决策的合理性
陈云在指导经济工作中还充分运用了计量分析方法进行论证,从而使自己提出的观点、意见和主张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陈云对这种方法准确、熟练的运用,是他的实事求是思想运用于经济建设实践的又一鲜明特点。计量分析方法,既要体现一种纵向关系,也要体现一种横向关系,既要有本行当的历史性比较,也要有与本行当有关的相应类比。从这一点来说,运用计量分析方法指导经济工作,是陈云“交换、比较、反复”思想在经济工作实践中的突出体现。有人对《陈云文选》使用计量分析方法来说明和论证自己观点之处进行过统计,仅就国民经济总体方面问题的使用次数就达743处之多,如果再包括微观层面的计量分析在内,将近千处。这些使用了计量分析法的论证,都是很有说服力的。
1957年1月,陈云在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表的《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讲话,对基本建设投资问题所作的计量分析更为典型。他说:“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要单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财力物力就是指投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消费物资、外汇四个方面。一九五六年安排基本建设的时候,只和当年财力物力勉强平衡,既没有瞻前也没有顾后,结果造成基本建设投资猛长,在一九五七年不得不减下来。这是一九五六年计划执行的重要教训之一。国家经委曾经试算过,如果一九五七年基本建设投资为一百二十六亿元,照此推算,一九五八年要投资一百六十二亿至一百八十一亿元,这是当年财政支出所不可能负担的。再看过去几年基本建设的投资情况:一九五三年是六十五亿元,一九五四年是七十五亿元,一九五五年是八十六亿元,而一九五六年则陡升到一百四十亿元。一九五六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四年,许多建设项目的设备进口和机器安装都集中在这一年及下一年,因此基本建设投资比往年应该增加得多一些,但是一下子增加了五十四亿元,这就太多了,结果无论财力方面和物资方面都不能平衡。由此看来,年度计划要摆平,就必须瞻前顾后,前后衔接,避免陡升陡降,造成损失。”(《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55页)正是通过这些确凿的数据计算和分析,令人信服地为“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论断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1979年9月18日,为了对进入新时期以后已经存在严重比例失调的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并找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新路子,陈云在国务院财经委召开的汇报会上发言,成为使用计量分析方法的又一重要事例。他说:“我们的基本建设,必须是没有赤字的。就是在财政平衡的基础上,看能够拨出多少钱用于基本建设投资,以这个数字来制定基本建设计划。所以,根据三十年来的经验,找出基本建设投资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的一条杠杠,是必要的,这样才是实事求是。”“不要用自由外汇兑换成人民币来弥补基本建设投资的赤字。我们现在借到的四十四亿美元自由外汇,用于其他方面的已经有三十一亿美元,明年不可能再借到五十亿美元自由外汇换成人民币用作基建投资。可否发票子来弥补基建投资赤字?不可能,而且决不能这样做。因为这将无以为继。基建投资年年有赤字是不行的,因为年年用发票子来搞基建,到了一定时候,就会‘爆炸’。”(《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4—265页)因而他强调指出,我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除了要上大项目外,要把重点放在国内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上,在充分利用国内现有企业技术和设备的基础上引进新技术,或则填平补齐,或则成龙配套,来扩大生产能力。在这里,陈云又是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通过大量无可辩驳的确凿数据,揭示了“冒进”的空想性质,为中央确定“调整”方针赢得了主动。
在指导经济工作中运用确凿的数据和计算来进行比较和分析的计量分析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认识论原理的科学方法。陈云在指导经济工作中引入计量分析法,无疑是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经济建设领域的成功运用。
四、注重总结历史经验,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科学地总结历史可以避免重犯历史性错误,甚至可以缩短实践中的探索性历程,使实践收到更好的效果。这种做法本身也是实事求是的一种表现。
注重总结历史教训,通过历史教训以更好地指导新的实践,这也是陈云把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运用于经济领域的又一鲜明特点。新中国建立初期,陈云在主管经济工作时就十分注重总结历史经验和汲取历史教训,如他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表的《一九五一年财经工作要点》,在强调搞基本建设事前一定要设计的主张时,就引述了建国前的有关教训。他说:“在工业方面,一说办工厂,大家非常热心,但事先往往不设计。解放前,我们在太行山区修过铁路,事先没有勘察设计好,从两头修起,修到中间碰上一座大山,过不去,后来又拆掉了。有的地方开煤矿,上边的房子、机器都弄好了,但后来发现煤层很薄,只好停止开采。再如开运河,运河挖好后,放水的时候,中间的一个地方是沙底子,水漏掉了。解放后,天津盖仓库,和打仗一样,一看地形,说这个地方好,就在这里盖房子,一下雨,仓库塌下去了。像这样的冤枉钱不知花了多少。……搞基本建设,事前一定要设计。一般的工厂设计工作要一年以上,要看这个地方的地层怎么样,水够不够,水的化学成分对锅炉有什么损害,等等。我们是从乡村出来的,往往不大懂这一套。我们现在还不会,要从头学起。”(《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132页)
1957年初,陈云在论证和阐发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思想时,直接讲到了1956年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历史教训。他说1956年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一是财政和信贷方面多支出了30亿元。其中包括:基本建设投资多用了15亿元以上;由于各方面比原计划多招了100多万员工和机关、企业人员的升级面宽,造成工资增加过多,有些奖金也不适当等,使得工资多支出了6—7亿元;农贷和其他贷款多支出了5亿元。二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都紧张。许多基本建设与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和人民生活所需的消费品严重供不应求。钢铁用空了70万吨库存,以致有些地方在搞以物易物,手工业者到处抬价抢购废钢铁,还有的去抢购供销社的竹子;日用消费品中也出现了个别商品(如自行车)的投机倒把行为。他感慨地说,“看来,任何一种物资必须保有一定的社会周转量,如果少于这一数量,便会发生供应紧张,甚至会出现黑市买卖和囤积投机的现象。”(同上书,第50页)
粉碎“四人帮”后,为了反对新的“冒进”,陈云曾两次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引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史上的沉重教训来支持自己的正确主张。第一次是在1979年3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坚持按比例原则调整国民经济的主张。他说:“单纯突出钢,这一点,我们犯过错误,证明不能持久。搞钢,就要煤,要电,要有色金属,等等。突出一点,电跟不上,运输很紧张,煤和石油也很紧张。有了电厂,没有煤烧,没有油烧,电厂只好摆在那里。钢太突出,就挤了别的工业,挤了别的事业。”同上书,第251页。因此,要从综合平衡的要求出发,进行调整。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肯定了陈云的意见,决定国民经济“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间”。第二次是在1980年12月召开的专门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这样总结道:“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好作用,大大有利于经济形势的改善。……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缺点:各地区盲目的重复建设,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以新厂挤老厂。”(《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页)对此我们应该进行调整。调整并不是不要改革,“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同上书,第279页)总结历史经验的目的,是“要使改革有利于调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的成功”同上。。
从上述几例中,我们不难看出,陈云是一个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并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其中失败的教训,排除决策过程的盲目性和片面性,力求使现实政策更加符合客观实际的一位决策者。陈云在领导经济工作中所体现出来的实事求是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经济工作中的运用和发展,是对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具体发挥和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运用,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党的思想路线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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