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后，陈云长期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和奠基，为实现国家工业化、保持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几十年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中，反通货膨胀是陈云始终坚持的经济工作指导方针，也是他的经济思想特别是货币金融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和研究陈云的反通货膨胀思想，不仅对我们全面、系统地回顾和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而且由于这一思想历经了建国初期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时期转轨经济三种不同经济形态的实践检验，因此依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一、陈云反通货膨胀思想的形成背景

　　陈云的经济思想是在长期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中，经过不懈的学习、探索、创造、积累和总结，逐步形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学习和研究陈云的经济思想，首先要从其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入手，了解和分析他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形成其独特的经济思想的。

　　陈云的人生几乎覆盖整个20世纪。在20世纪前期，中国先后经历了1914年北洋政府实行的银元本位制、1933年国民政府实行的废两改元和1935年实行的法币改革。在抗日战争前，中国的货币币值基本保持稳定，成为当时世界上对外汇价最平稳的国家之一。但是从抗战爆发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经历了长达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对国计民生都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党的性质和宗旨规定了党的方针政策。在建国之初，党和政府就把稳定市场物价、消除通货膨胀作为财政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陈云指出：“十二年来的通货膨胀，在官僚资本的领导之下，投机市场统治着工商业，人民日夜不安于通货贬值、物价飞涨”，（《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页）“通货膨胀，什么人都要吃亏。实际上有钱的人，并不保存很多的现钞，吃亏最大的首先是城市里靠薪资为生的人，其次是军队，以及党政机关的人员。”（李成瑞、朱佳木主编：《陈云经济思想发展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98页）因此他提出，物价必须稳定，并且要及早稳定。物价早稳定一天，全国人民就少受一天痛苦。

　　在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和发展过程中，通货膨胀现象并不少见。在战争或严重自然灾害时期，通货膨胀的发生甚至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由于不同政府或货币当局对待通胀的态度不同，使通货膨胀的危害程度、持续时间和发生频率存在很大差异。可以这样说，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长达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以及国民党政府垮台的教训，构成了陈云反通货膨胀思想的形成背景和基础，并使陈云终生都对通货膨胀深恶痛绝和高度警惕。

　　二、陈云治理通货膨胀的主要实践

　　陈云的反通货膨胀思想基于他在长期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中的防范和治理通货膨胀实践，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方针、政策、措施及其运用的积累、总结和升华。因此，必须了解和熟悉陈云的反通货膨胀实践，才能在此基础上深刻理解陈云反通货膨胀思想。限于篇幅，本文仅选取陈云在建国后三次比较典型的治理通货膨胀实践进行简要回顾分析。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陈云在建国之初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反通货膨胀实践，可以用“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平衡收支”来概括。

　　建国之初，由于开支浩大、收入有限、国家财政极为困难，不得不靠发行钞票来解决，1949年财政发行占货币发行的57%。人民币贬值很快，物价飞涨，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人民群众的生活。

　　稳定市场物价，就是在上述背景下进行的一场针对私营投机资本，夺取市场物价主导权的斗争。关于对这场斗争过程的介绍已经很多，在此不再赘述。但必须特别指出的是：通过这场斗争，物价上涨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从1950年3月起，物价趋于稳定；私营投机资本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再也掀不起大的风浪；政府也掌握了大量关系国计民生的储备物资。这些为结束恶性通货膨胀提供了初步的基础。但是，打垮在市场上兴风作浪的投机奸商并没有消除造成通货膨胀的内在原因。由于当时国家支出的大部分是由中央政府负担，而公粮、税收等财政收入又大多归地方支配，从而导致中央政府为弥补财政收支不平衡，增加货币发行，进而还可能引发通货膨胀。为了从根本上消除通货膨胀，在陈云的主持下，政务院在1950年3月正式作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在全国范围实现了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的统一，配合发行公债、核实编制、清仓查库、整顿税收、节用开支等措施，到1950年底，国家财政收支接近平衡，市场物价实现稳中有降。新中国的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在国民党统治下持续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在新中国的第一年就被终结。

　　陈云在建国之初的反通货膨胀实践，是在长期战争之后国民经济尚未恢复和市场经济背景下进行的。在货币金融领域内，由于中央财政收不抵支，新生的人民币由于巨额的财政发行而先天不足，受到市场的排斥；国有经济还不足以主导全国市场，经济中还存在着能够与政府分庭抗礼的异己的投机资本。回顾这个时期的陈云治理通货膨胀实践，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在不能避免财政发行和政府不能主导市场的前提下，陈云清醒地认识到，造成物价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是货币发行过量和市场投机。他没有采取冻结物价或为打压物价而抛售物资等硬性手段以取得短期的、表面的物价稳定，而是从现实可能出发，顺市操作，容忍物价的适度上涨，但尽量使其与通货增发的幅度相符合。在物价上涨势能释放的同时，抓紧积蓄重要物资，做好出击准备。

　　第二，对外注重发挥政治优势，依靠政权和国有经济的力量，以中心城市和主要物资为战场，举全国之力在一点或数点上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紧缩通货、控制支出以及税收和公债等措施的综合作用下，通过4个战役的市场博弈基本打垮了投机资本，使他们无力再兴风作浪，使国有经济掌握了市场的主导权，为稳定人民币币值提供了比较温和的外部市场环境。

　　第三，对内不失时机地实现全国财经统一，减少财政发行，充实发行准备。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通货本身的虚弱，发行过多、准备不足。1950年3月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统一后，中央财政收支趋于平衡，国有经济物资储备充足，既避免了财政发行，又拥有坚实可靠的发行准备，从而使人民币币值的稳定获得了根本的内在保证。

　　（二）“大跃进”后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与建国初期不同，“大跃进”后的通货膨胀是我们自己造成的。除了“大跃进”导致的国民经济主要比例严重失调外，从财政金融的角度分析，造成这次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有两条：一是1958—1960年连续三年高达169.98亿元的财政赤字（相当于同期财政收入的11%），（李成瑞、朱佳木主编：《陈云经济思想发展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328页）银行为平衡财政收支而过量发行货币；二是1959年起实施的“存贷下放，计划包干，差额管理，统一调度”的银行信贷管理办法。这个办法规定除了中央财政存款和中央企业贷款仍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管理以外，其余存贷款的管理权全部下放给地方，实行差额包干。贷款大于存款的差额由中央补助，在计划包干的差额范围内多吸收存款可以多发放贷款。这个办法实行以后，不仅存差行可以多存多贷，贷差行也可以在差额范围内超额贷款，存款被重复作为贷款的来源，在乘数作用放大和地方层层加码的推动下，信贷规模失控，货币发行过多。以上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最终导致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正如1962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颁布“银行工作六条”时指出的，“货币发行过多，部分物价上涨，商品严重不足，这是当前国民经济生活中十分突出的问题”。

　　这次通货膨胀具有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货膨胀的典型特征——物价上涨与商品短缺并存。人民有钱也买不到东西，特别是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品。据估计，当时社会上大约有三四十亿的货币购买力买不到东西，以致有人对人民币开始失去信心。江苏有一个资本家就讲“现在人民币不挂帅了”。（《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页）

　　面对严峻的局势，陈云在认真调查研究、摸清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两方面重要对策：一是综合运用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增收节支，平衡预算，控制信贷，收紧银根。通过颁布“银行工作六条”，上收银行管理权限，严格信贷计划，加强现金管理，节约现金支出，严格结算纪律；通过颁布“财政工作六条”，严格财政控制支出，坚决维护财政收入，加强财政监督。二是进口粮食和从重工业转移部分原材料给轻工业，尽可能增产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同时增加市场供给，投放高价食品，回笼货币。

　　随着上述对策在实践中的落实，在其他调整措施的配套作用下，经过三年多时间的艰苦努力，1962—1964年共回笼货币45.7亿元。到1964年末市场货币流通量从1961年的125亿元减少到80亿元，减少了36%。在“大跃进”中多发行的货币全部收回来了，货币发行过多的现象已经消除，货币流通与商品流通的比例关系趋于正常。（李成瑞、朱佳木主编：《陈云经济思想发展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331页）1961年和1962年两年，全国共销售高价商品74.5亿元，增加财政收入38.5亿元，对回笼货币、平衡财政收支起了一定的作用。同上书，第335页。

　　陈云在“大跃进”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反通货膨胀实践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的。造成这次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的综合平衡被打破。回顾陈云在这一时期治理通货膨胀的实践，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想尽办法、不惜代价地解决全国人民的基本生活问题，特别是吃饭问题。在综合平衡被严重破坏，而且短期无法恢复的条件下，通过压缩重工业和基本建设规模、增加农业和轻工业投入、进口粮食以及利用市场机制等手段，尽可能增加生活必需品、特别是食品的供应，尽可能维持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水平。

　　第二，财政信贷政策的综合运用。为了应对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央根据陈云的建议，颁布了“银行工作六条”和“财政工作六条”等一系列文件，实行双紧的财政信贷政策。在财政方面大力增收节支，实现收支平衡；在金融方面严格控制信贷规模、加强现金管理，努力回笼货币。通过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恢复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维持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

　　第三，市场机制的灵活运用。通过采取出售高价商品的办法，既满足了人民群众的部分生活需要、缓解了粮食供应困难，又回笼了相当数量的货币，对平衡财政收支、减少流通中货币起到了一定作用。出售高价商品，从表面上看是抬高了物价水平，但是在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的背景下，它毕竟是手里有钱的人能够买到想买的东西，实现了购买力，维护了人民群众对人民币的信心。另外，这也是一种形式的收入再分配，让高收入者为国家分担了一部分通货膨胀的负担。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反通货膨胀实践

　　从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我国逐步完成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国民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但是通货膨胀的威胁也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导致这种现象固然有经济转轨的客观因素，同时也有领导人决策的主观原因。在这一时期，陈云虽年事已高，但仍以国计民生为念，一如既往地坚持反对通货膨胀的立场，努力防止通货膨胀的发生和扩大。

　　1984年第四季度以后，由于各地区急于经济翻番和放权让利，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过猛，导致银行信贷和奖金发放严重失控，货币发行过量，商品价格普遍上涨。陈云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反复强调“货币发行量必须适度”，“紧缩银根的手段，我看必要的时候可以运用”。反对搞国库券贴现，指出“现在钞票发行失控，一年发多少钞票要有人把关，不能由银行行长决定，必须由总理或者主持经济工作的副总理把关。”（《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1—1793页）

　　1988年，中央提出要用主动涨价和提高工资的办法进行价格、工资改革。陈云当时明确反对，指出理顺价格不能一蹴而就。但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结果在1988年8月19日公布价格改革方案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恐慌性抢购和挤兑风潮。8月30日，国务院不得不发出紧急通知宣布开办保值储蓄来稳定金融。并于9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上决定开始治理整顿，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整个国民经济不得不再次进行痛苦的调整。虽然当时陈云的意见没有能阻止“价格闯关”，但后来，在严峻的事实面前，中央及时调整了政策，为稳定市场、稳定金融和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采取了大幅度提高利率、开办保值储蓄等一系列有力措施，对稳定经济环境、稳定人民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平息后，陈云在分析这场风波的原因时指出：“动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物价上涨，影响面大，不仅在城市，而且波及农村”，“物价实际上是经济的综合反映。前几年中央财政亏空很大，有相当部分是靠吃老本，靠打赤字和大量发票子来支持的”。（同上书，第1806—1807页）陈云特别强调中央必须适当集权，他指出：“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在经济活动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同上书，第1795页）

　　回顾这一时期陈云的反通货膨胀实践，我们再一次看到：陈云老成谋国，始终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维护党和国家的稳定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如既往地坚持反对通货膨胀，表现出一个伟大的共产党人和久经考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坚定立场和远见卓识。

　　三、陈云反通货膨胀思想的主要特征

　　回顾陈云反通货膨胀思想的形成背景和治理通货膨胀的主要实践，可以总结归纳出陈云反通货膨胀思想的几个主要特征：

　　（一）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维护国民经济稳定运行

　　陈云一贯反对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它会严重损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通货膨胀的实质是一种变相的财富再分配，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薪阶层是最大的受害者。陈云始终坚持把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实到他领导财经工作的实践中，落实到具体的方针、政策、措施中。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努力防止和消除通货膨胀及其影响。

　　陈云反通货膨胀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它会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稳定运行。1962年陈云在《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一文中指出：“现在的通货膨胀，虽然根本不同于国民党垮台前那种恶性通货膨胀，但是，毫无疑义，也是一种通货膨胀。……我们必须坚决扭转通货膨胀的趋势。否则，将不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不利于市场的稳定，不利于经济建设的开展。”（《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6页）剧烈的通货膨胀会导致价格信息失真，增加经济运行环境的不确定性，刺激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从生产领域转向投机领域，并且迫使政府采取物价管制和补贴等措施加剧价格扭曲。由于从建国到20世纪末我国长期处于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短缺背景下，国民经济运行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如果不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就会加剧经济运行的紧张状态，甚至造成崩溃。因此，陈云非常注重为经济运行和发展创造稳定的宏观环境，特别是物价的稳定。

　　（二）坚持综合平衡，特别是财政收支平衡

　　陈云经济思想的主要目标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保证这种发展的主要手段是财政、信贷、物资和外汇的综合平衡。陈云在论述综合平衡思想时指出：“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只有财政收支和信贷是平衡的，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之间，就全部来说也会是平衡的。”（《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53页）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既是综合平衡的前提，也是综合平衡的结果。综合平衡要求物价稳定，因为货币是将实物指标换算成价值指标的单位标准，如果币值不稳，综合平衡的计划就很难制定和实施；而综合平衡的实现使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能够达到总量平衡，物价稳定就有了最根本的保障，通货膨胀就很难发生。因此，坚持综合平衡也就成为陈云防止和消除通货膨胀的主要手段。

　　在短缺经济的背景下，为了实现综合平衡，陈云特别重视总需求的控制，即通过财政和信贷等宏观经济政策抑制社会购买力的过度增长，努力使其与社会总供给保持大致平衡。陈云非常注重财政收支的平衡。他指出：“从全局看，在几大平衡中，最基本的，是财政平衡。”（《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5页）“如果我们的财政收支不能平衡，社会购买力和商品供应量之间不能大体平衡，物价就会乱涨，市场就会混乱，这对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稳定都会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

　　（三）灵活运用市场机制，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陈云是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但他同时也是灵活运用市场机制的大师。这一点在他的反通货膨胀实践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治理建国初期和“大跃进”后的两次严重通货膨胀的实践中，陈云都娴熟地运用了经济手段，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达到了打垮投机资本和回笼货币的目的。

　　陈云深知通货膨胀给人民群众生活和国民经济稳定运行所造成的危害，但在治理通货膨胀的具体操作过程中，仍然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当手中掌握的资源不足时，不是简单采取平抑、限制物价的办法；而是采取疏导的办法，顺市操作，容忍物价的适度上涨，甚至主动提高物价，让购买力势能释放出来；同时积聚力量，综合运用各种手段，逐步销蚀通货膨胀产生的基础，最终从根本上消除通货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