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曾遇到几次较为严重的粮食危机，在这几次粮食危机中，都是陈云领导制定政策解决的。他所提出的一整套有关粮食安全的思想，对于做好新世纪我国粮食工作，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建国后的几次粮食危机及陈云等领导人的应对举措

　　（一）建国初期的第一次粮食危机

　　建国初期，粮食收成并不好，粮食的需求量却在不断增加。这是因为由国家供应粮食的军政人员数量越来越多；不少地方灾情严重，需要大批粮食救济灾民；一些原来靠吃部分进口粮食的大城市，由于海港被敌人封锁，进口粮源断绝，全部需要由国内供应。此外，一些不法投机商一再掀起抢购粮食、哄抬粮价的风波，进一步加剧了粮食的困难局面。上海是全国投机势力最猖獗的地方，并对全国市场物价波动产生很大影响。

　　当时，能否制止持续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迅速解决上海等城市粮食供应，是关系新生政权能否站住脚的重大问题，也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时任中财委主任的陈云受党中央的委托，来到上海这一全国投机商力量最雄厚的城市，深入调查研究，于1949年8月主持召开由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大区财经领导干部参加的上海财经会议，亲自组织和指挥“控制粮价，稳定市场”的特殊“战役”。

　　经调查研究，陈云在粮食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掌握粮源，保证供应；（2）确立国营粮食公司的调节地位；（3）打击投机活动，稳定粮食价格；（4）粮食大调运；（5）对私营粮商实行既照顾又限制的政策。中财委经过充分准备和周密部署，先从东北调运大量粮食到华北以稳定北方市场，震慑住京津一带的投机资本，然后再将大量粮食纱布等运往上海，着手打击上海等地的投机势力。在上海等城市，国营经济先按市场高价大量抛售物资以塞绝投机资本，然后又继续降价抛售，并规定公家的钱只能存放国家银行，不得向私营银行和私营企业贷款。这一抛(抛售粮食和纱布）一收(收紧银根），使哄抬物价的投机商“两面挨耳光”。投机商为了归还高利短期借款，不得不杀价出售存货，纷纷破产。各地市场从1949年11月15日起趋向稳定，12月10日物价涨风便告一段落。

　　初战告捷，陈云仍然保持清醒的头脑，他认为投机商们可能会利用来年春荒难关再次兴风作浪，应预作防备。果然，1950年春节前后，一些大城市物价又涨。人民政府已有准备，组织了粮食大调运，再次给投机资本以沉重打击，使得1950年春季至年终市场都很平稳，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以1950年3月为100，同年12月为85.2，结束了长达12年的通货膨胀的局面。（吴承明、董志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1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311页）（赵德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第10卷（上），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二）1952年起的第二次粮食危机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粮食的产需矛盾有所缓和。但是，从1952年下半年起，粮食需求量大量增加，中央委托陈云拿出解决粮食问题具体办法。陈云对全国粮食供需形势做了认真调查和仔细分析，探讨了减少市场上的粮食销售量、减少出口粮、减少军队和机关人员的口粮、减少储备粮等几种减少支出的途径，得出了减少支出不可行的结论，并指出：“在粮食问题上，有四种关系要处理好。这就是：国家跟农民的关系；国家跟消费者的关系；国家跟商人的关系；中央跟地方、地方跟地方的关系。这四种关系中，难处理的是头两种，而最难的又是第一种。处理好了第一种关系，天下的事就好办了。只要收到粮食，分配是容易的。”（《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7页）陈云经过反复考虑，最后提出了“又征又配”、“只配不征”、“只征不配”、“原封不动”、“临渴掘井”、“动员认购”、“合同预购”、“各行其是”等八种方案。在对八种办法进行反复比较后，提出在农村实行统购、在城市实行统销的统购统销政策。

　　（三）1959—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造成中国国民经济从1959年到1961年连续三年遭到严重困难；农业生产伤了元气，粮食大幅度减产，粮食局势非常紧张；国家粮食库存急剧下降，调度困难，供应紧张，城乡人们生活水平大为下降。1959年4月，陈云已敏锐地感觉到粮食问题的严重性，他提醒中央财经小组：“我国粮食问题还没有过关。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粮食现在仍然是稳定市场最重要的物资，一定要做好这一方面的工作。”（《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页）但是当时仍然盛行“大跃进”，一些地方仍然在用虚报产量欺瞒中央，庐山会议后又大反右倾，使问题更加严重。

　　针对这种形势，陈云提出解决我国农业困难的四条办法：（1）贯彻有关农村三级所有制的政策；（2）农业劳动力要固定，能够从城镇回来的人要回来；（3）工业要支援农业；（4）大种瓜菜，坚持粮菜混吃、“瓜菜代”的办法。他还周密组织化肥厂的建设和生产，认为“中国粮食增产的道路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公式：化肥——粮食——饲养——拉粪（有机肥）——粮食。粮多，猪多；猪多，肥多；肥多，粮多。”（《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此外还采取了调整粮食价格，开放农村粮食集市贸易，稳定农民负担等一系列政策。

　　为解燃眉之急，陈云还向中央提出：挤出部分外汇用以进口粮食。当时有人认为我国早已宣布解决了粮食问题，还每年出口粮食，陈云关于进口粮食的主张会造成很坏的影响。但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经过再三考虑，仍然采纳了陈云的意见。从1961年至1965年，我国每年进口粮食500万吨，在国家粮食调度上起了重大作用。（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95—200页）

　　二、陈云粮食安全思想

　　在处理粮食危机的实践工作中，陈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形成了他的粮食安全思想，主要有以下内容：

　　（一）高度重视粮食的战略地位

　　建国初，在领导上海的粮棉反击战中，陈云就指出：“粮食、纱布是市场的主要物资，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之大小”。（《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抗美援朝战役打响后，国防工作放在了财经工作的第一位，陈云指出，“粮食是战略物质，我们经常控制着一百亿斤粮食，什么杜鲁门、李鲁门，统统不怕。”（同上书，第130页）1957年9月，在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上，陈云作了题为《重视粮食工作》的总结发言，在发言中，陈云明确指出要“全党重视粮食工作”。他说，“我们讲市场是否稳定，主要的是指粮食局势和粮食价格是否稳定”，“粮食工作极为重要，它决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经济工作，而且也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工作”，粮食工作直接关系人民的切身利益，粮食的局势直接关系到市场的稳定和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粮食是“最重要的物资”，因此，“各级党委必须加强领导，切实解决问题。”（《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十年动乱给我们国家和人民造成很大损失，粮食问题依然相当严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说：“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同上书，第236页）在1979年初的财政经济委员会上，陈云同志又强调“要注意粮食”，说“钢铁是硬的，我看粮食更硬”。（同上书，第258页）

　　1984年，我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8000亿斤，认为我国粮食过了关的呼声再度高涨。在这种情势下，1985年9月，陈云针对部分地区在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中出现的忽视粮食生产的倾向，告诫全党说：“现在有些农民对种粮不感兴趣，这个问题要注意。”“发展乡镇企业是必要的。问题是‘无工不富’的声音大大超过了‘无农不稳’。”“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无粮则乱’，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同上书，第350页）

　　（二）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

　　陈云同志一贯倡导“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讲究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他将弄清“实事”概括成六个字“交换、比较、反复”。对于保障粮食安全，陈云尽管是统购统销政策的制定者，但他非常重视市场信号，主张在粮食安全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让农民直接到市场上去进行交易。

　　1961年初，中央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一切从实际出发，在调查中取得发言权。陈云积极响应号召，在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住了15天，进行了农村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写出了《青浦农村调查》，其中坦率地提出了母猪私养问题，种双季稻还是种蚕豆和单季稻问题。关于自留地，陈云根据调查指出：农民种自留地，可以种得很好，单位面积产量比生产队高。种这样一点自留地，不仅不会妨碍集体生产，反而会促进集体生产。并强调一定要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我国粮食出现大丰收，1984年首次出现“卖粮难”的问题，陈云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发言主张，“必须允许农民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的前提下，把粮食拿到集市上交易，允许集市上有不同价格。”并且一再强调，“五十年代适用的一些做法，很多现在已不再适用。”“如果现在再照搬五十年代的做法，是不行的。”（《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7页）这些论述对解放思想、对1984年的粮改政策的出台有积极意义。

　　（三）重视与农民的关系

　　陈云很早就指出，在粮食问题上，要处理好“国家跟农民的关系；国家跟消费者的关系；国家跟商人的关系；中央跟地方、地方跟地方”四种关系，其中最难的是国家跟农民的关系，处理好了“天下事就好办了”。

　　我国是一个农民占很大比例的国家，历史上农民一直是朝代废兴的重要力量。1978年12月10日，陈云同志就经济问题再次在东北组发言时指出，“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要让农民有粮食吃饭，这样“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同上书，第236页）

　　（四）注重流通管理

　　粮食生产各地水平不一样，粮食需求往往与粮食生产存在不一致，因此粮食在全国范围内的统筹调配就非常重要。陈云非常重视、也非常善于灵活调配粮食，建国初上海粮棉战，正是灵活运用了调配，从东北调入粮食，从华中调入棉花，平抑了物价，打赢了这场战役。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53年，陈云就对“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的各地自求平衡方案作出了置疑。他说，“各大区、各省为了各自保证自己方面的需要，余粮者必然希望更少调出，缺粮者必然要求更多调入”，结果会使市场发生混乱，党的工作处于被动地位，“后果可能更坏些”。（《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1页）而在90年代，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出的“省长负责制”的失败，证明了陈云同志是多么的具有先见之明。

　　粮食的调配需要运输、流通等部门的配合，陈云也非常重视运输力量的发展。1951年5月16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陈云作了题为《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的讲话，指出：“丰年积谷和修筑铁路这两条解决了，粮食就不会恐慌。”并提出“为了发展农业生产，调整农业布局，要在西南和西北修铁路。”（《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页）

　　（五）重视粮食储备

　　国家长治久安，必须有充足的粮食储备，粮食储备实质上是粮食保险工作。我国建国以后的九次粮食供应比较紧张的情况，大都是因为粮食库存不足引起的。早在1951年陈云就提出，由于我们国家幅员广大，农业基础设施薄弱，难以抵御自然灾害的破坏，因此“我们在粮食方面要做一点保险工作”。（同上书，第141页）

　　即使在50年代初粮食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陈云同志仍坚持不能减少储备粮。1953年在全国粮食会议上，陈云同志对当年减少储备粮，少增加库存粮算了一笔很细致的账：如果减少储备粮，那年的库存就是184亿斤；各区从6月底吃到新粮上市最低限度需要118亿斤，还需要21亿斤麦子准备全年供应，死角粮和难运粮20亿斤，加工生产与运输的周转粮20亿斤，一共是179亿斤。剩下来的只有5亿斤。“结果，就是吃尽卖光，扫地出门，再来收新粮，这是十分危险的。”（《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49—1956）》，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2页）从这里可以看出，陈云同志对粮食储备是非常重视的，对粮食储备量也是非常清楚和心中有数的。

　　（六）要善于利用国际市场解决中国粮食问题

　　陈云很早就意识到了利用国际市场保障国内粮食安全问题的重要性。为克服1959年以来国民经济出现的严重困难，1961年1月19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提出要采取网开一面的政策，即进口粮食、出售高价糖果和糕点，以缓和人心，增加营养，回笼货币。在当年5月31日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提出了包括进口粮食在内的四条解决当前粮食紧张问题的办法。中央为解燃眉之急，采纳了陈云关于进口粮食的主张。起初在进口国别上主要是从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等国订购，而有意回避世界粮食市场大供应商美国。有些人反对进口美国粮食，还以当年朱自清教授饿死不吃美国救济粮受到毛泽东的称赞作为理由。陈云不受这种观念的束缚，他主张要务实，要根据各国粮价等实情善于利用国际市场，终于征得了毛泽东的同意，使得美国粮食也通过转口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99页）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党内对进口粮食满足国内需求一直有不同认识，甚至有人讲“吃进口粮是修正主义”。陈云同志一直反对这种说法，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进口粮食的时间，不只是三五年，时间还可能长些”，“每年进口粮食可以达到两千万吨”，并认为“这是大计，这是经济措施中最大的一条”。（《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页）

　　三、陈云同志粮食安全思想的现实启示

　　（一）树立粮食安全的意识，实事求是地对待粮食安全问题

　　要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在粮食安全问题上要有忧患意识。21世纪，我国面临人口刚性增加，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耕地刚性减少的局面。粮食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我国的重大问题，任何时候都马虎不得。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在粮食安全上的任何闪失，所造成的后果都是不可设想的。在21世纪，我们也要继续把“保护耕地资源”作为我们的基本国策，在粮食供需两方面保证基本平衡，这是做好粮食安全工作的根本。

　　（二）做好粮食储备，重视运输力量，完善粮食流通体制

　　从长远看，保障耕地保证了我国的资源型的粮食安全，即不会因为粮食播种面积少而造成粮食危机；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重视经营性的粮食危机，即因为经营、流通体制的不畅而造成的粮食危机。从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历次粮食产量的波动来看，主要是我们粮食经营、流通体制的不畅造成了粮食危机。

　　（三）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来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

　　在目前全球一体化的环境中，保障国内粮食安全，需要灵活利用国际市场，要善于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粮食国际市场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常年的粮食贸易额在4亿吨以上。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我国人口基数大，粮食需求量巨大，而国际市场容量有限，仅仅依靠国际市场是不安全的。我们要保证我国粮食安全必须立足本国生产，而利用国际市场来调剂丰缺。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时代，我国国内的粮食市场也必然会受到国际粮食市场的影响，国际粮食市场的波动马上就会传导到我国。我国需要利用各种避险手段来规避国际粮食市场的风险。

　　（四）重视保护粮农利益，保证增收，缓解“三农”问题

　　以前，我国为保证粮食安全，采用了压低粮价的办法，导致农民种粮不赚钱，农民种粮没有积极性。在某些年份，我国粮食主产区甚至出现大面积的抛荒。这样致使我国的粮食安全也最终得不到很好的保障。应该说“种粮不赚钱，农民种粮没有积极性”是目前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最大隐忧。

　　粮食安全是由政府提供给全体公民的公共产品，不能由农民来买单，政府需要补贴种粮农民。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国、欧盟，直至我们的邻邦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在粮食生产上都对农民进行补贴。我国也必须要重视保护粮农利益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种粮不赚钱的问题。这样对缓解目前的“三农”问题也是有着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