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和关心水利工作。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陈云较早认识到了水利对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多次强调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并对建国以后的若干国家重大水利决策和水利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人民政府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作为重要任务。时任中财委主任的陈云对恢复农业生产及粮食增产问题格外重视。在他看来，国民经济的恢复首先是农业生产的恢复，而农业生产恢复的主要标志，则是粮食产量的恢复和提高。所以，陈云始终将农业增产和粮食问题放在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给予高度重视。即便是在1960年国民经济面临困难时，他仍然强调要从“增加农业生产”入手，将粮食增产作为摆脱困难的首要因素。

　　在恢复农业生产过程中，陈云开始了对中国农业与水利问题进行初步探索。在如何恢复农业生产并促进粮食增产问题上，他认为增产的办法很多，如“在生产上帮助他们增加产量，搞好水利，找好的种子，减少畜瘟，使他们减少损失”等 。但他经过比较后认为，恢复农业生产主要靠两种办法：一是在新解放区完成土改，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二是防止水旱灾害。土改与水利并重，这是陈云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发展农业生产的基本观点。

　　陈云指出：“农业的恢复，目前最重要的关键，除完成全国土地改革外，即在于水利。只要几条主要河流能避免水灾，并起一定的灌溉作用，加上若干农业技术改良，农业的面貌就可以大大地改观。”(《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176页。)他认为，1950年农业丰收，与国家兴修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密切相关：“今年的水利工程和各地人民政府领导人民积极防灾，使几千万亩可能被灾的农田得到了丰收。今年全国丰收，农业增产。”(同上书，第176页。)

　　1951年5月16日，他在中共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水利建设是治本的工作，是百年大计。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每年都可能有水灾，每年的预算里都要列上救灾经费。从长远看，要以蓄为主，蓄泄兼顾。要修水库，筑塘堰，山区更要种树种草、保持水土，华北、西北地区还要多打水井。(《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页。)7月3日，他在《解决粮食问题的几条道路》中认为，农业增产的办法有多种多样，其中最重要的是设法防止水、旱、病、虫等灾害，力求农业生产得到相当的保障。具体而言就是：“首先考虑是否可以在几年内做到全国水灾面积至多不超过二千万亩，其次是注意兴修农田水利，扩大灌溉面积。”(《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95页。)

　　建国初期，淮河、黄河水灾严重影响农业生产与社会安定，故中央政府水利投资的重点是整治淮河和黄河。陈云领导的中财委，在投资重点上向水利建设倾斜，并为治理大江大河提供充足的粮食和物资保障。在对治淮工程经过分析后，他提出了明确要求：治淮工程要经过考虑才行；对于明年的工程，要尽可能早地去做准备；水利部应对治淮工作作出几个总结，比如民工动员、技术工作包括劳动组织等，报给政务院。(同上书，第268—269页。)1950年8月25日，他与薄一波等人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肯定了淮河上中游以蓄水为主、淮河与洪泽湖分开入江等原则，并拟定了第二期治淮初步方案。(《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页。)1951年6月24日，他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代表会议上讲话，对淮河治理工程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从去年开始的伟大的淮河水利工程和今年开始的荆江分洪工程，按其规模和进行速度来讲，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即使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12页。)

　　正因国家对兴修水利的高度重视，故建国初期水利建设成绩很大：“两年来，农田水利的国家投资和贷款的总值，远远超过了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整整二十二年用在这一方面的全部总值。”(《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85页。)国家投资兴建的大型水利工程，如较大灌溉排水工程有黄河下游第一个引黄灌溉工程——河南引黄灌溉的人民胜利渠，新疆的红雁池、八一水库灌区，江苏的苏北灌溉总渠，陕西的洛惠渠以及经过整修扩建的四川都江堰、宁夏唐徕渠等大型灌区；同时结合淮河、海河的治理，修建了官厅、佛子岭等大中型水库。这些都增强了农业抗灾能力，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也正是在支持水利建设的工程中，陈云反复比较了多种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开始将农田水利建设摆在比较重要的地位。他认真总结了1951年粮食增产的经验，指出，除了土地改革和政府用很大力量领导农民进行生产两个因素外，还得益于政府拨出巨款兴修的水利工程开始见效，减少了水灾，增加了灌溉面积。(同上书，第313页。)土地改革和兴修水利，成为恢复农业生产、促进粮食增产的两个关键因素。

　　二

　　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陈云曾经强调农业合作化是农业增产的捷径，但并没有放弃兴修水利以增产的基本思路，只是觉得其投资大、见效慢。从长远规划上看，合作化之后若要使农业发展上一个新台阶，必须靠农田水利事业。这种认识，陈云在制定《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时便开始酝酿。

　　1956年1月，他在《粮食增产是可能实现的》讲话中说：《四十条》的要点是第六条，即在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按不同的地区，从150斤提高到400斤，从208斤提高到500斤，从400斤提高到800斤。(《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他认为这样的农业增产目标是可以完成的：“有了水就可以有肥料，有了水就可以多种庄稼，多种庄稼以后就可以多收粮食，多收粮食就可以喂猪，喂猪以后可以肥田，肥田以后可以增产，吃肉以后可以少吃粮食。所以说，水的问题解决了，肥料问题基本上也就解决了。南方的问题总起来看是什么？是水、肥料和人力。养猪要有人，搞水要有人。水和肥料比较起来，水是决定肥料的。”(同上书，第5—6页。)他还指出，北方农业增产的办法有两个：一是水浇地，二是多种高产作物。“以上这两个办法主要的还是水。高产作物需要的是水，因为旱地高产，变成水田以后更高产。”他总结说：“总起来看，北方增产粮食是靠水，取得水的办法是靠人力。同样，南方也要靠水，靠肥料，靠人力。”(《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9—10页。)

　　1957年8月9日，他指出：“农业问题对我们压力很大，搞不好就要拖经济建设的后腿。解决这个问题，一靠增加化学肥料和化学纤维；二靠兴修水利，抓好治涝和灌溉；三靠搞好计划生育。”(《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页。)8月中旬，他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又说：“解决粮食问题，可以靠养猪积肥，但饲料也需要粮食；可以开发大型水利，但见效慢而且有困难；可以开荒，但需要大量投资；就是曾寄以很大希望的合作化，看来也只是给农业发展创造了条件，还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根本解决问题要靠发展化肥生产和建设小型水利。”(同上书，第395页。)

　　1957年9月，陈云在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上作《探索农业增产的有效途径》的讲话，将依靠水利和化肥促进农业生产的观点系统化。他首先阐述了自己探索农业增产的认识发展历程：“从我个人来说，认识上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即养猪积肥——水利——开荒——合作化。现在已经合作化了，合作化后的第一二年增产，四五年后有了经验，还可以办得更好一些。不过，现在看来，就是一切条件不变，光靠合作化增产的速度也不会很快。这样，回过头来看一看，增产粮食的途径主要是两条，一条是化学，一条是水利。化学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肥田粉，一个是化学纤维，也就是尼龙。另一条是水，一个是排涝，另一个主要是小型灌溉，把旱地变成水地。”(《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06页。)他特别强调：“农田水利在我国农业的增产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如果要排队的话，我看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绝不会排在第三位。水利、肥料这两个东西是最重要的东西。”(同上书，第201页。)

　　为什么说农田水利是中国农业增产最重要的因素？陈云认为，水利问题包含两方面内容：一个是治涝，一个是灌溉。中国的灾害是旱灾多、水灾多，但是比较起来，水灾多于旱灾，涝灾重于洪灾。兴修水利一方面是为了减少水患灾害，另一方面是为了增加农业生产。如果说减少水灾必须治涝的话，那么要增加农业产量就要靠农田灌溉。他认为，中国要多增产粮食，光有肥料没有水还不行，没有水消化不了肥料。水地、水浇地搞好了，平均每亩增产150斤，4亿亩增产600亿斤，这是靠得住的。他强调：“我们要花点力量搞旱改水，旱改水北方有，南方也有。大概主要在冀鲁豫，东北、西北也有一些。要加强抗旱能力，过去能抗二十至三十天，现在要增加到五十至六十天。总之，我们在这方面要花一些力量。”(《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17页。)

　　对于如何搞水利，陈云作了积极的探索。他指出，解决水的问题，就要兴修水利工程。小型的水利工程和小型的引水工程，农民是可以搞的；大型的像黄河、永定河、官厅水库这样的工程，需要大量人力和财力，需要国家大量投资。他认为，在这两种水利工程中，因为这种小型水利工程可以发动群众去做，并不靠政府投资，完全可以靠农民自己解决，所以是“又快又省”的办法。他分析道：“打井也好，挖沟也好，靠什么呢？不是靠政府，主要是靠老百姓。”(同上书，第8页。)这就是说，像打井、沟蓄等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是不需要政府投资便可搞起来的，应该鼓励和动员农民起来，掀起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兴修农田水利高潮。他指出：“水利部的屁股过去坐在大江大河上，现在应该坐在两个方面：一个叫农田水利，一个叫大江大河，一半一半，人力也好，注意力也好，力量使用也好，要有这样的转变。不这样搞，我们就做不出大文章来。”(同上书，第219页。)

　　在陈云看来，中国水利事业发展的方向，是发动和组织农民兴修小型农田水利。他指出：“兴修水利和办工厂都要各地来搞，只靠中央投资搞，没有各地投资搞速度快。水利要以小型为主，工厂也要多搞小型的。”(《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11页。)

　　发动农民起来搞小型水利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兴修水利的一大创造，陈云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对此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说：“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群众路线来进行经济建设，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这样，国家可以少出资金，能够保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比如，农民在‘二五’时期义务进行的水利工程建设、开荒、改造耕地、造林等等，用工资计算，劳动折价约在五百亿元左右，这是一笔很大的投资。”(同上书，第418页。)这样庞大的资金，不需要国家来筹集，而只需要农民组织起来即可以实现。在国家投资规模有限的情况下，发动人民群众大搞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无疑是中国水利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

　　三

　　陈云认为，从人均看，我国水量并不多，有些地方还存在缺水甚至干旱的现象。因此，“水利建设是治本的工作，是百年大计”(《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98页。)。1955年7月18日，陈云在国务院第十五次会议讨论《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时指出：“开发黄河是件大事，如何把水资源充分利用起来，具有重大意义。根据水利部门几年的工作经验，治理河流，必须干流和支流一起治理，发电和防洪相互结合，进行整个流域的规划。根治黄河，需要科学和群众工作相结合。水土保持要依靠群众，移民也要依靠群众。”(同上书，第259页。)

　　在“大跃进”时期，全国各地掀起了大规模兴修农田水利的高潮，为农业增产打下了可靠的基础。尽管在全民兴修农田水利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其成绩是无法抹杀的。1960年10月3日，陈云致信毛泽东，对当时全国各地兴修水利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去年水利大军多了些，吃粮多了些，工程项目多了，这是今后应该注意的。但是，如无去年（包括大跃进以来）的大搞水库，今年鲁冀两省淹掉的土地不是现在的各一千多万亩，而必然是各三千多万亩。免灾所得的粮食比水利大军吃掉还多些。所以去年水利搞多了，应作为教训，但看来不宜深责。”(《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72页。)10月19日，他在听取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汇报时再次指出：“去年多搞了一点水利，人上得多了，饭多吃一点，但对农业增产作用很大。”(同上书，第277页。)

　　在陈云看来，“大跃进”运动中群众性的大修水利取得的成绩是第一位的。而在大修水利高潮中出现的问题，也给后来的兴修水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他对三门峡水电站建设经验的总结中看出。

　　在三门峡水电防洪工程设计方案及是否上马问题上，党内外有过争论。陈云认为，凡是有关农业、林业、水利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应该事先在报纸上公布草案，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讨论，然后再作出决定，以免因为考虑不周而造成工作上的被动。而一旦作出决定，就要执行；在实施中发现问题后，应该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加以补救，而不能互相推诿责任。1955年11月2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由水利部和电力部合作修建三门峡水电防洪工程时，他明确指出：对三门峡工程的设计只顾水未顾电，这只能作为教训和经验来总结。燃料工业部最初也未坚决提出搞电，流域规划也是后来才清楚的，都有走弯路的地方。现在看，电不一定都要电力部来搞。前途应该是：电力部建火电，并接收水利部建成的水电的管理。水利部除农田水利外，还要搞水电建设。(《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73页。)

　　1957年2月5日，时任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三门峡水库是黄河综合利用的水力枢纽，目前部分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建议不要停止兴建，按原定计划在今年2月动工，以争取在1959年汛期内部分蓄洪。次日，毛泽东就作出批示：“此件请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研究，请陈云同志的五人小组处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00页。)3月7日，陈云领导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就此问题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交书面处理意见。陈云等人指出：为了发展我国农业，必须有计划地治理为害最大的几条水系，首先是黄河、淮河、海河水系。但治理这些水系要花很多钱，用很多材料，一个一个地单独批准开工，势必造成应该治与暂时不可能治、摊子已经摆开而财力物力难以为继的矛盾。黄河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需要治理的，但在尚未确定全国水利工程全盘规划和进度之前，五人小组同意国家经委和国家计委所提出的1957年对三门峡水库工程暂时“勒马”的办法，先投资5000万元开工，摊子不要铺得太大。原定1961年竣工是不可能的，规模也可能要有些改变。(《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67页。)

　　尽管人们对三门峡水库工程的上马有异议，但陈云认为，既然项目已经上马，就不要再追究责任，而应该总结经验教训，以利于今后的决策。他分析道：“建设三门峡水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像这样的问题，最好是人大通过议案以前，在报纸上公布，征求人民意见，大家讨论。现在社会上有议论，党内也有不同意见，说水库要淹那么多的地，水坝的泥沙淤积起来很快，二十年或者多少年以后就淤满了。有的人主张水坝搞高的，有的人主张搞低的；有的人说淤积不会发展，有的人说要发展，议论纷纷。现在要回过头来重新研究，说明当时不应急于定案。我认为农业上的大问题，许多工作上的大问题，可以在全国展开讨论，这样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对中国农业如何发展，不仅共产党内有意见，社会上很多人也有意见。一切好的意见，我们都应该吸收过来。”(《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

　　值得注意的是，陈云晚年仍然重视农业与水利问题，并且对水利问题的认识有所深化。1979年6月17日，陈云在写给李先念、姚依林的信中，把全国各地水资源情况作为经济建设必须尽早注意的两个问题中的头一个问题提了出来。他指出：“农业要用水，工业要用水，人民生活要用水。有些地区水资源已很紧张，如天津、北京等地。今后工厂的设立必须注意到用水量。有些工厂因为矿藏关系只能在当地开办，有些工厂可以而且应该在有水的地方办。即使有水资源的工厂，也应该有节约用水的办法。”(同上书，第263页。)

　　正因如此，陈云提出要把水资源问题列入国家发展的长远规划。1990年6月，清华大学教授、水利专家张光斗与中国科学院水资源研究所所长陈志恺，就我国水资源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之后，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我国水资源问题及其解决途径》的报告。陈云立即批示道：“水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各级领导部门，尤其是经济、科技领导部门，应该把计划用水、节约用水、治理污水和开发新水源放在不次于粮食、能源的重要位置上，并列入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加以实施，以逐步扭转目前水资源危机的严重状况。”(同上书，第375页。)

　　总之，陈云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就特别强调水利对农业非常重要，把发展水利作为恢复经济的重点工作之一。随后，他将水利视为农业发展的关键所在，鼓励和支持群众性的兴修水利运动，坚持依靠兴修水利发展中国农业的正确道路。而陈云晚年对水的问题的战略性思考，对当前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又好又快地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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