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邓小平的复出和一些重大案件的平反起了重要作用，为全面平反冤假错案开辟了道路

　　（一）对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起了关键作用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因各种顾虑，对党内外极为关心的“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和邓小平出来工作问题未能采取积极的态度。1977年3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时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华国锋特别向各小组负责人打招呼，明确指出这次会上不要讨论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和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这个招呼使原来约定要在会上就这两个问题发表意见的人不敢讲话了，但陈云却在小组讨论会上以书面形式发言，专门讲了这两个问题，郑重提出和坚决支持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主张正确认识和重新评价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

　　陈云对“天安门事件”讲了四点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这个发言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用意不言自明。谈到邓小平出来工作问题时，陈云说：“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①由于陈云说出了大家心里想说而没有说的话，许多同志随着陈云的意见发言，并没有按华国锋会前定的调子发言。

　　陈云在党内的地位及其影响、他的发言的代表性，促使中央不能不郑重考虑他的意见，不能不重视邓小平复出的问题。1977年5月3日，中央把邓小平1976年10月10日和1977年4月10日给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的两封信转发全党，实际上已同意邓小平出来担任领导工作。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可以说，陈云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对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后不到9个月就恢复一切职务，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率先提出六大敏感问题，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开辟了道路

　　邓小平的复出，打开了平反冤假错案的突破口。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又提出要解决“文革”中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他在东北组率先提出六个亟待解决的历史问题：“天安门事件”应该予以平反；要肯定彭德怀对党的贡献；要平反薄一波等61人的所谓叛徒集团案件；陶铸一案应移交中组部复查，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应对那些在“文革”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复查，该恢复党籍的要恢复党籍；康生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建议中央进行审查。并强调：“这些问题不解决，在党内党外都很不得人心。”(《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37页。)

　　这六大敏感问题不仅在东北组赢得了“热烈的掌声”(《王平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614页。王平时任总后勤部政委，参加了此次会议。)，而且在从大会简报中得知陈云发言内容的其他各组中也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其中胡耀邦在西北组发言说：我赞成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这些大是大非的解决，关系到安定团结，关系到实事求是的作风，关系到拥护毛主席的旗帜。万里在华东组说：陈云提出的六个问题要解决，不然人们心里不舒服。聂荣臻在华北组发言说：关于案件问题，陈云在这次会上首先提出来，我很同意。这类问题面相当大，各省都有一些，如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等等。王首道发言说：只有把遗留的问题解决好，才能真正达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康克清在华北组的书面发言中说：我完全同意陈云11月12日提出的六点意见。我建议，凡是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

　　邓小平通过听取各讨论组召集人汇报和印发的会议简报，得知陈云讲话内容，很快作出了反应。他从彭德怀谈起，在三天时间里，先后三次讲到“彭德怀大概和我差不多，四六开”。对康生的错误，邓小平认为他是发动“文革”的错误纲领的“组织者之一”。

　　鉴于陈云的发言得到众多的与会者的支持，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上表态，全部接受了陈云提出的六条意见。

　　陈云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六大敏感问题并得到妥善解决，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开辟了道路。全国各类冤假错案迅速得到平反昭雪，使党心大振，人心大快，成为我国改革开放最初几年取得非凡成就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首倡《决议》要对党的历史作全面回顾，为全面客观地评价毛泽东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其目的是要客观地总结过去，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以统一全党思想，团结全国人民。当时，党内外、国内外出现的许多重大问题，都与怎样正确概括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怎样科学地论证毛泽东思想完整体系有密切联系。因而，如何评价毛泽东，如何坚持毛泽东思想，是起草的《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也是十分复杂敏感的问题。按邓小平的话说，如果写不好这部分内容，“整个《决议》还不如不做”(《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9页。)。

　　陈云大力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在《决议》中要科学地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主张。他说：《决议》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去写，对成绩特别是对错误，一定要写得很准确。反复强调，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多次称赞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的伟大功绩，回忆他对自己的教育、关怀和保护。指出毛泽东写了许多很了不起的重要著作，我们党里头没有第二个人写出这样好的著作。称赞毛泽东的崇高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毛泽东的一整套理论和政策，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他认为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也有缺点错误。全盘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我们这个党，应一分为二地看毛泽东的错误。

　　既要对多年来的“左”倾错误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作科学的分析和批评，又要坚决地维护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维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如何妥善解决这一矛盾，是《决议》起草时遇到的巨大难题。在具体解决这个难题的过程中，陈云的功劳是建议在《决议》里专门加一部分，讲建国前党的历史，同时增加国际上对我们的帮助的内容。

　　在起草《决议》的一年又三个月里，陈云曾先后4次同起草小组负责人谈话，对《决议》修改提出意见，“都是重要问题上的意见”(《邓力群文集》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538页。)。其中心内容是要正确地全面地评价毛泽东。陈云表示，要在邓小平提出的《决议》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和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原则下，“把建国以来三十二年中党的成绩和错误写准确，论断要合乎实际，使它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71—272页。)，还应当增加回顾建国前28年历史的段落。1981年3月，陈云就起草《决议》问题同邓力群进行4次谈话，在第二次谈话中，就明确建议增加回顾建国前28年历史的段落。(《邓力群文集》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550页。)3月24日，他正式向邓小平提出了这个修改意见，在《决议》中“要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70页。)。对增写这一段历史的理由，陈云作了全面的阐述，他说：“毛泽东的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是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胜利，为我党培养了一代人：他正确处理了西安事变，制定了我党抗日战争时期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他在延安整风时期提倡学习马列著作，特别是学哲学，对于全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一整套理论和政策，是总结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的错误教训得出来，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他在党内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同上书，第271—272页。)因此，在《决议》修改稿中增加回顾建国前28年历史的段落，这样就能写明毛泽东在革命紧要关头的历史作用，他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70页。)；这样，“说毛泽东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邓力群文集》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550页。)

　　在《决议》里增加国际上对我们的帮助的内容，是陈云在和邓力群的第四次谈话中谈到的。陈云建议“《决议》里头要把国际上对我们的帮助写上去”。共产国际对我党成立的帮助、苏联对我国抗日战争和新中国“一五”计划时期的援助等，“我们在《决议》里还应该如实地、适当地写上去。如果不写，人家就会说中国共产党在这些问题上不公正。”(同上书，第551页。)

　　邓小平认为陈云的意见很好，指示《决议》起草小组认真落实，对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要实事求是地分析，要写得集中、概括、恰当。1981年3月26日，邓小平将陈云的意见转达给《决议》起草小组负责人，要求将陈的意见转告起草小组，并报告胡耀邦。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决议》。《决议》吸收了陈云的意见，加写了有关部分。(《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77页。)

　　陈云对《决议》提出重要意见，不只是在内容上使《决议》更加全面、丰富，更重要的是使《决议》的论点更有说服力，使一些重要判断更具客观性。它与胡乔木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区分开的建议一起，对解决《决议》的难题，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个难题的解决，使《决议》达到了分清是非、统一思想的目的，为维护全党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的保证。

　　三、成功地使中国经济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陈云晚年在经济方面首创性的、根本性的贡献主要是：在实践上倡导并成功地实现了调整，使国民经济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思想，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作了重要准备。

　　（一）倡导并成功地实现了调整，使国民经济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邓小平建议，陈云从1979年3月至1980年3月兼任新成立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财经工作。其战略性的贡献就是从中国当时具体国情出发，提出并成功地调整国民经济，使之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早在1978年，陈云就和参加国务院务虚会的领导同志谈话，主张建设、引进规模一定要和国力相适应，要考虑国内的配套能力。(参见《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23页。)1979年初，针对《国务院关于下达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仍存在急于求成的冒进倾向，陈云要求在计划中降低指标，减建某些项目，“不要留缺口”，认为“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3月14日，又和李先念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信，指出：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并说：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3月21日至23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家计委修改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3月23日，邓小平在讲话中支持陈云的意见，明确指出：“现在的中心任务是调整，首先要有决心”(同上书，第242页。)。会议初步形成了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决策。同年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专门讨论经济调整工作和经济建设工作的中央工作会议，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详细地说明当前国民经济各种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和调整的必要性，批评和检讨了前两年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的倾向。大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接受了陈云的思想，提出了调整工作的基本方针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即以调整为中心，边调整边前进，在调整中改革，在调整中整顿，在调整中提高。这次开了24天的会议终于在经济调整工作上统一了认识。6月18日至7月1日召开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决策及新“八字方针”。

　　当时，大家对加快经济发展的迫切性、对改革开放的积极性都很高，经济调整即意味着某些方面要后退，许多人想不通，因此阻力很大。邓小平用“杀出了一条血路”形容在这个问题上思想统一之难。八字方针虽然通过了，但在行动上对经济调整方针贯彻不力。对此，陈云在1980年11月、12月曾予以严厉的批评，指出：“经济工作中‘左’的东西没有肃清，基本错误是‘左’的东西。”“过去讲我是右倾机会主义，那就再机会主义一次。”(《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页。)他说：“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在‘左’的错误领导下，不可能总结经验。”(同上书，第265页。)他坚定地表示：从明年起我们要真正开展经济调整，这是清醒、健康的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后退，而且要退够，否则就会造成大的耽误。

　　邓小平支持了陈云这两次讲话，指出当前重点要抓好调整。他特别赞同陈云“健康清醒”的调整的说法。经过一年多争论，在陈云的一再坚持和具体指导下，国民经济调整方针才得以真正贯彻落实。1983年，我国实现了1981—1985年的五年计划的目标，比原计划提前了两年。这就为十二大确立的发展战略的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保证了经济健康稳步的发展。

　　（二）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经济思想，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作了重要准备

　　在指导经济工作的实践中，陈云主要在四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思想。

　　第一，强调社会主义经济“要有利于人民”。陈云认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必须在安排好人民生活的基础上搞建设。计划安排的顺序应当是先保证民生，其次保证简单再生产的需要，再次才保证基本建设。他不赞成建设挤生活，也不赞成消费增长超过生产增长。1981年底，他提出著名的经济工作方针：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考虑到我国农业人口众多的特殊国情，陈云非常重视农业问题，尤其是粮食生产，他多次提醒大家：农业是国力的基础，无农不稳、无粮则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松粮食生产；10亿人口的吃饭穿衣，是我国的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

　　第二，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必须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陈云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要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重要作用，他的著名的“主体—补充论”明确指出：“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3页。)改革开放后，针对计划经济所显示出来的弊端，陈云不断完善和发展过去的观点。他认为过去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主要缺点，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38页。)他指出，“计划是宏观控制的主要依据”，计划包括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要有计划地运用各种经济调节手段”。(同上书，第383页。)陈云把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形象比喻为“笼子”和“鸟”的关系。他一再强调“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从全国工作看，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话现在没有过时。”“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搞活微观，做到活而不乱。”(同上书，第383—384页。)陈云的计划与市场思想，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能单独依靠市场，也不能单独依靠计划，否则都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陈云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启迪了人们对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认识，在80年代，对推动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突破我国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曾经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90年代，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第三，经济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保持持续稳步发展。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陈云一贯主张建设规模一定要和国力相适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又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刻意义的思想。他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就经济形势的讲话，他草拟的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他同李先念联名给党中央写的信等，主要内容都是反复陈述他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关于经济工作的指导性建议。特别是他在1979年3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集中反映出他在当时对全国经济工作的周密思考。他提出：“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避免出现大的‘马鞍形’。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同上书，第240页。)1980年12月16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的讲话，指出：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

　　第四，经济建设必须注意处理好各种矛盾，做到健康协调发展。陈云不但对经济的综合平衡、解决经济发展内部矛盾有系统独到见解，而且在处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方面，也匠心独具。“文革”前，陈云就提出了计划生育，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主张。拨乱反正以后，陈云重提这个问题。他在1979年6月给陈慕华的信中指出：限制人口、计划生育问题同国民经济的发展一样重要，并为计划生育的措施提出了五条建议。(《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页。)陈云对环境保护也有深刻认识，认为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护环境。他指出：“防止污染，必须先搞，后搞要多花钱。”(《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页。)对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对资源采取掠夺性开发的错误现象，陈云给予了严厉批评，要求“从战略高度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指出：“要看到，现在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工业生产，都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一种掠夺式的使用资源的倾向，应当引起重视。”(同上书，第366页。)

　　陈云上述三个方面的贡献，集中体现了他的非凡智慧和高超的战略眼光，对拨乱反正，开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对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