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陈云在北京分别主持召开了煤炭和冶金座谈会。对这两次座谈会介绍得比较详细，一定意义上具有档案价值的文献，是由当时列席这两次会议的苏星所作、在2000年又经许保利整理后在《国史研究参阅资料》2001年第38—40期上发表的《工业调查研究的典范——关于60年代初陈云同志主持召开的煤炭座谈会和钢铁座谈会的记录》。

　　1961年的煤炭和冶金座谈会是在两个大背景下召开的。第一个背景是，中国正在逐步走出三年“大跃进”的急躁情绪和庐山会议后的“左”的氛围，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召开前夜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一个实事求是年”。第二个大背景是工业方面的困难开始明显地突出出来。1961年底，重工业总产值比1960年下降46.6%，煤炭产量从1960年的3.97亿吨下降到2.78亿吨，钢铁产量从1960年的1866万吨下降到870万吨。①情况令人震惊，要搞清问题的症结所在，需要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

　　这两次座谈会反映和总结出了以下若干重大问题：

　　一、用群众运动方式搞经济建设要与科学管理结合起来

　　“大跃进”以来的群众运动确实带来了一些缺点和问题。如阳泉矿务局的管理制度剩下不到一半，留下的主要的是安全，其他残缺不全了；平顶山矿务局提出了“正规循环作业是否尊重科学”的问题；鸡西矿务局认为，由于把群众运动与科学管理对立起来，导致现在管理上松、乱。针对这些问题，陈云指出：过去有毛病，所以受攻击，但也有些好处。修正主义要同苏联工业上的办法分开，有些办法今后还是要用的。过去规章制度有弱点：机械、保险系数太大，只听上边的。现在把规章制度和群众运动的缺点去掉，好的保存下来。(《工业调查研究的典范——关于60年代初陈云同志主持召开的煤炭座谈会和钢铁座谈会的记录》（以下注释简称《记录》），《国史研究参阅资料》2001年第38—40期，第21页。)

　　在座谈会上，也有一些同志认为，完全可以也应该用群众运动方式搞经济建设。如阳泉矿务局反映，1958年以来大的群众运动有24次。成功的有12次，占50%。很不好的有5次，占21%。有成绩有缺点的7次，占29%。他们分析成功的经验是：（1）先进行半个月的调查研究，有准备地进行。（2）让各方面的人员参加，在民主的空气下反复研究。（3）调整管理人员。（4）发动群众揭发浪费，挖潜力。（5）加强管理制度。而不成功的教训是：没有经验贸然推广；党委决定，大家执行，压力很大。陈云肯定用群众运动方式搞经济建设是“一件好的事情”。但他同时强调指出，推广的“步骤太快也可以搞的不好。步骤是群众的思想准备和干部准备。”他总结大家的意见指出，要想用群众运动方式搞好经济建设，就必须发动群众；加强管理而不是破坏管理；调查研究，逐步推广；实行真正的群众运动，不要强迫群众；坚持党的领导。(同上刊，第126—128页。)

　　二、工资制度和奖励制度存在的问题

　　工资在“大跃进”之前主要是计件工资，但到1960年10月取消了计件工资，出现了平均主义倾向，到1961年才又改回计件。陈云认为：“井下工人应大部分是计件。” (同上刊，第4—5、10页。)

　　对于工资，大家普遍反映晋级不及时，还有一些同志认为晋级的比例太低，有的同志反映工资标准不一致，形成同工不同酬。奖励制度问题也比较集中。如鞍钢的计件与奖励同1957年比较，下降200多元。1957年计件占45.5%，1960年占0.8%。(同上刊，第199、202页。)

　　大家普遍认为，现在工人的实际收入是下降的。如平顶山矿务局取消计件工资后收入降30%—40%，工人提升为干部，收入下降40%。湘钢的工资以1957年为100，1958年89.85，1959年69.54，1960年67.68。统计101名老工人，以1957年为基数，1958年减8%，1959年减24.4%，1960年减25.5%，1961年减28%。鞍钢1957年职工平均工资969.8元，1960年773.9元。生产工人降8.2%，少收入82.2元。技术干部少收入50.9元。四级工以上3.1万人，占工人24.6%，每人少收入234.4元。(《记录》，《国史研究参阅资料》2001年第38—40期，第17、202、199页。)

　　三、生活问题带来的职工队伍的不稳定

　　平顶山矿务局反映：生活水平下降最多的是老工人。过去工资高，农村东西便宜。现在，支出全面紧张，主食、副食、服务都涨价。粮价上涨0.18—0.2元。原来平均工资54元，调整以后可达60元。三级工以下占73%。老工人和干部好的当月刚够花。(同上刊，第17页。)

　　冶金工业部反映，职工生活困难的结果是：第一，大批离职。12个矿1—9月跑64人，占1960年全员的9%，跑的减的都是1958年来的壮劳动力。第二，出勤率降低。露天，1960年四季度95%，现在85%。坑内，1960年90%，现在80%。第三，大批的人种自留地。春耕、夏锄、看青、秋收占的时间很多。第四，职工体力减弱，发病率提高。过去1%—1.5%，现在3%—3.5%。劳动生产率：去年125吨，现在82吨，全年降25%，第三季度降40%。人身事故比去年提高35%。(同上刊，第142—143页。)

　　针对生活紧张、工人回乡和自由市场等问题，陈云指出，商人多了、黑市，这些都是树叶子，根本问题是物资购买力不平衡。从前60亿—80亿斤猪肉进城，平均1元1斤回笼60亿—80亿元，每口猪出25斤油，75000万斤，算上鸡蛋100亿元。每人20尺布，6亿人60亿元，加上针织品也是100亿左右。吃穿这两项去了以后用别的来填不行。牙膏3000万只，手表100万只，每只100元，只有一亿元。补满这两个大头，用别的东西补靠不住。1950年300亿斤粮，880万担棉花可以定市场，那时购买力小。现在900亿斤解决不了问题。根本问题是增产粮食。提价提工资都不行。农民对自留地的积极性大，总是干。自由市场管而不死，放而不乱办不到。除非你有物资力量，用政治办法一管就死。1956年我主张开放自由市场，那时力量大，50%的粮食收到我们手里。现在究竟怎么办，没有经验。各方面意见都听一下，怎样打补丁。(同上刊，第18—19页。)

　　大家普遍感到，生活问题以前也有，但性质不同。原来只影响积极性，现在已经影响到职工队伍的稳定。陈云说，1959年上半年，关于城市蔬菜供应，汉口会议就提出搞基地的问题。1959年上半年讲粮食问题，有些同志不了解，辽宁小组谈别的谈不下去。(《记录》，《国史研究参阅资料》2001年第38—40期，第76、72页。)陈云最后总结指出，煤矿工人过去条件差，不安全，现在是生活问题。解决办法：（1）机械化程度高，安全卫生一些，人少一些；（2）工资水平高一些，有吸收力；（3）家属进矿的有一定的比例；（4）矿工子弟参加煤矿做工。(同上刊，第112页。)

　　四、关于技术人员的问题

　　一是生活待遇问题。平顶山矿务局1959年中技毕业的技术员工资35.5元，大学毕业的技术员56元，养不了家。有同志反映，技术人员的工资没有工人高：电铲司机助手40元，采样工人50.1元。简单劳动的工资多：托儿所干部平均54元，房产干部52元，食堂办事员63元，行政科58元，他们比技术工人和学生的工资高。太钢反映，创造发明合理化建议奖励，全部吹掉了。大炼钢铁以后一直没有恢复。技术干部在这些方面意见多。(同上刊，第17、200、203页。)

　　二是数量减少。鸡西矿务局反映，衡山矿1959年有57人，1万吨煤是0.56人；1958年有49个，1万吨煤0.31人；1961年有50个，1万吨煤0.3人。开滦矿务局反映，解放前的技术人员有90%调走了，接续是个问题。现在调来的人少，教育质量降低了。现在，没有搞计划、财务、工资专业人员。过去，账很细，现在只有一张表，技术经济指标都是估的。大学以上的技术人员、专业人员要部里解决。中等学校的专业人员应由大区或矿区解决。(同上刊，第38、115页。)

　　三是无职无权。开滦矿务局反映，1957年批判以后对技术人员光强调改造教育，不注意团结。反右倾保守又有他们。不尊重工程师，过去方案是从技术员来，现在是要什么来什么。阜新矿务局提出，在矿当总工程师要10年以上，在矿务局要15年以上。有了发明不能登报，没有出路。“师不如长”，不能入党，也不能当长。(同上刊，第113、39页。)

　　陈云认为，过去的技术工人是重要组成部分，少了他们不行。中国搞工的人是救国的，是可以改造的。他们和政客不同，愿意把国家搞好。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是：（1）业务部门要有职有权，党委领导、业务工作、群众运动要摆正。过去不应打乱而打乱了的行政指挥系统要搞起来；（2）认识问题。对家庭关系、历史问题、社会成分，组织部要有一个原则。中央组织部门对技术人员的过去、现在、环境、本人要有个恰当的看法。一个是过去和现在，一个是环境和本人。（3）这些人要改造和提高，把资产阶级意识慢慢磨掉。(《记录》，《国史研究参阅资料》2001年第38—41期，第114页。)

　　五、“大跃进”与两笔账的问题

　　所谓两笔账，就是指政治账和经济账。在座谈会上，这两个词虽然出现不多，但大家在讨论“大跃进”时期煤炭产量快速增长的原因时，实际上涉及到这个问题，即高指标（政治账）与增产办法（经济账）的关系问题。

　　大家认为，为了完成高增长，采取的办法有正常和不正常两种。正常的方法有：一是挖潜力。三年“大跃进”主要靠老井。1958、1959年跃进是正常的，矿井超过20%左右是正常的，因正是壮年期，问题是太过头(同上刊，第75页。)。二是政治干劲。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在总结煤炭产量上升的原因时说，十五年左右赶上英国对煤矿工人是个很大的鼓舞。大炼钢铁一个是压力大，一个是敢想敢干，再一个是苦干。三是技术革新。薄一波提出，增产因素中要加个技术革新。陈云表示同意，他说，加上有效的技术革新。(同上刊，第61页。)

　　不正常的方法有：一是吃老本，寅吃卯粮。张霖之说，三年“大跃进”，千方百计出煤。10年、20年的矿，5年、10年开采完了。薄一波也认为，增产因素中有些是不能持久的，有些是错误的，如挖的过大。陈云指出，吃老本是不适当的开采，从全局看是6000万吨，如果发生战争还是要赶。必要时吃老本。(同上刊，第9、41、61、58页。)二是带病作业。主要体现在巷道失修和设备失修上。阜新矿务局1960年失修巷道6万多米。设备失修情况：1960年失修率48.6%，1961年6月末为45.6%，9月末为41.4%；电机车待修48.8%。机器出勤率中，电铲1958年95%，1959年94%，1960年88%；电机车1958年84%，1959年86%，1960年80%，1961年1—9月份65%。(《记录》，《国史研究参阅资料》2001年第38—41期，第44—45、43页。)三是乱采乱掘。阜新矿务局反映，为了提高产量，容易多吃厚的，少吃薄的。(同上刊，第44页。)四是浪费。当时流行的观点是：为了工业化速度，资源丢一点也上算，“几年之后煤还不知道要不要哩”。薄一波说，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山东一个矿丢掉300万吨。(同上刊，第20—21页。)

　　这两次座谈会反映出的情况是严峻的。但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陈云提出了两点认识，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深入领会。

　　一是把问题与座谈会的特点结合起来看。在煤炭座谈会结束的时候，陈云说，为了解决问题，毛病缺点找的多了些。(同上刊，第136页。)意思是说，这就是一个找问题的会议，不是对前一段工作的全面总结。因此，不能因为问题多、严峻，就把前一阶段的工作完全否定了。

　　二是我们是好人有缺点。他强调指出：密植、双季稻都是好心，方法不对。我们是好人有缺点。电气排灌，农民非常满意。我们究竟做的好事多还是坏事多？坏事不是出于本心，方法不对，完全可以说服农民。(同上刊，第36页。)

　　“我们是好人有缺点”、“我们究竟做的好事多还是坏事多”实际上是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到底谋一己私利，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党和国家的成绩和错误哪个是主流，哪个是枝节？对这个问题，如果站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本着实事求是、公正的态度，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就会得出正确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在本质上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是中国人民和利益的根本代表。我们党和国家的成绩是主要的、是主流，错误是次要的、是枝节。对待缺点和错误，正确的态度是，进行科学、全面的分析。作为一个对人民负责任的党，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光明磊落，承认错误，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力量改正错误，并且，每一次都在理论和实践上前进一大步，这是我们党区别于别的任何一个政党的根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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